前两年，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教授汤普逊（Dennis F﹒Thompson）出了一本论文集《恢复责任感》，其中有一篇论文《恢复不信任的价值》。
　　在这篇论文里，他指出近代美国，从政府、教会到公司，由于他们都拥有庞大的体制和强大的命令纪律系统，因此官官相护、文过饰非、集体为恶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他主张体制应鼓励保障“吹哨子示警的人”（whistle-blower），意思是对团体做坏事时的检举人，应该做有效的公平监督；而最重要的乃是要恢复人们对体制拒绝信任的价值。
　　他在论文中，特别重申18世纪苏格兰启蒙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的那句名言：“任何人在被证明值得信任前，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只有对各种权威保持合理的怀疑及合理的不服从，体制的权威才会去做值得信任的事。
　　一个只有命令-服从关系的层级体系，它的发展最后一定会出现一连串结果。
　　在这个体系内，由于合作、服从乃是升官的先决条件，因此久而久之，乖乖听话就会成为这个体系的基本文化，对命令不是那么服从的人不但升官无望，甚至还有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前几年美国政府、教会及公司重大的议案不断，的确出了好几个“吹哨子示警的人”，那几个人都是升官已到了头，将来不可能有大前途的女性小主管；至于男性的主管，个个都等着升官发财，他们的效忠、服从度最高。明明组织做了错事和坏事，他们一定不会吭声、甚至会叫别人闭嘴。机构组织的这种特性，已使人了解到任何组织都有腐化、滥权之内在动能，因此需监督。
　　但监督本身也是个难题，如果体制的文化不佳，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很容易官官相护，反而相互勾结，利益共串，失去了监督的本意。也有可能，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缺乏了共识而相互斗争，治丝益棼；而且还可能出现用甲监督乙，但是谁来监督甲这种难题，东厂监督官吏，西厂再来监督东厂，最后造成“体制的手太多”之乱象；因此，合理的监督，监督者不能太外行，监督的独立公正，以及保证适当的检举，遂成了必须设计的课题。
　　而所有的监督里，最有效的则是“恢复不信任的价值”而让公民媒体参与监督。权力之所以会腐化滥权，通常都是因为对权威过度依赖，不会也不敢质疑，于是权威在缺乏抵抗力之下，当然就日益腐化、滥权。只有对权威拒绝依赖，他们才会做出使别人依赖的事。
　　“权威”、“合理”、“服从”、“自由”等基本的范畴乃是个发展的过程。以前在神权和君权的时代，人们都在强调权威的重要，有权威才会有秩序，有秩序肯服从，社会才可能凝聚，不会成为一盘散沙。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说法有局部的正确性，但“有权威就有压迫”，古代社会有太多贪污腐化，滥权压迫，这种对权威的服从严重扭曲了人间的公共正义。整个人类的演化史，就是要从权威欺人压人，人们被迫服从、盲从这种传统中得到解放。
　　而现在就到了“典范转移”的时代，现在已没有任何国家还能任意地欺人压人。由于传播技术的改变，权威和人民在权利关系上已开始对等，人民已开始不害怕权威，拒绝服从已成了新的时代价值。
　　在这个“典范转移”的时代，人们已需要在对权威拒绝依赖上做出更多努力，改变恐惧下的盲从，使它成为合理的服从。当有权力的人与体制不再乱搞恶搞，他们若能重建权威的合理性，人民也才愿意去合理地服从。这也意味着公民已须对权威做出监督，组织团体已须更加透明、接受监督，只有透过不信任，才可能重建人民的信任关系。
　　我最近重读汤普逊教授《恢复不信任的价值》格外有感，除非他们在人们不信任中拼尽力气去做出值得人们信任的事，否则新的信任关系是很难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