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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的10多年，可谓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年代”，然而，在中国经济快进的同时，从中央部委到垄断国企，从地方政府到行业利益群体……或明或暗的各种强势利益群体所组成的链网式格局也显著强化，各种复杂利益交织在一起，膨胀的财富蛋糕被强势利益集团不断蚕食和剥夺，弱势群体却日益被边缘化。
利益统筹的中央政府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掌握着大量权力和资源。从政治角度而言，中央政府作为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或整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从经济角度而言，政府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富民穷现象是政府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典型。在GDP蛋糕膨胀的同时，中国政府成为了全球第二富政府，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其中中央财政从2002年的8515亿元猛增至去年的52434亿元，年均增速超过20%，保持了分税制后“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的势头。
不过，中央政府的利益也受到其他强势利益集团的博弈，并有被削弱的倾向。典型的是中央与地方在楼市调控方面的博弈。从2003年起，中央政府曾多次推出了对楼市的调控措施，但房价却在调控声中一次次飞涨，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楼市调控变“空调”的强大阻力之一。而本轮楼市调控虽开始有所效果，但地方政府新一轮微调政策又在风生水起，楼市调控博弈局面趋于显化。
实际上，近年来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政令被地方打折扣有点越来越普遍了，甚至还出现地方官员欺骗中央政府的现象。尽管近几年中央政府推出宏观经济调控举措后，“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等词汇被反复提及，但在目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中央对经济层面上“地方政府藐视中央权威”现象也似乎很无奈，一些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现实中很大程度上演变成“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经济利益强化的部委
各个部委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努力追求中央政策执行的效率是其分内之责。但是，近年来“部委利益”一词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特别是2003年和2008年两轮部委机构调整后，一些部委掌握着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太大，并演变为部门权力利益化，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越来越浓，部委决策、中央背书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委的部门利益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中央政府的总体利益，这也造就了各地驻京办异化为“跑部钱进”的阵地。
在一些宏观政策调控或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部委之间相互争斗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10年来这种博弈已从原来的隐蔽性转向公开化。不管是蜗牛般的医疗体制改革，还是停滞不前的三网融合困局，以及多年只见打雷、不见下雨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无不牵涉到部委之间的利益博弈。此外，许多法律或政策的出台也由于部委之间的利益瓜葛遭拖延，例如，一部《反垄断法》酝酿了13年才于2007年8月30日露脸，其背后是商务部、工商总局和发改委三大部委的起草权之争；《能源法》的至今难产同样触及到多个部委之间的既得利益再分配；民间投资“新36条”出台快两年而细则却始终不露面，40多个部门涉及其中；等等。
上述利益之争尚比较隐晦，如下的部委利益博弈就显性化了。例如2004年开始的3部委千亿企业年金博弈；2005年央行与建设部的取消房屋预售制度之争；2006年国家版权局和文化部相继高调介入卡拉OK版权收费；2007年出台燃油税的希望又一次成为泡影；2008年大部制下啃不动“铁老大”改革的尴尬；2009年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在网络游戏管理权上互不相让；2010年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在电子产品“入境税”上的掐架；2011年商务部和财政部在奢侈品关税上的论战；至今仍陷入拉锯争斗的环境税划分，背后除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外，部委之间也有千亿蛋糕切分。
垄断日盛的国企
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肩负起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也让国企们有了幕后大老板。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应以市场规律为前提，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国企尤其是大型垄断央企，享受着政策、资金、项目、市场等特殊“照顾”，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更具有“竞争力”。正是借助这种背靠政府，面向市场的经营之道，让国企演变成了一类特殊的强势利益集团，其业绩也高奏凯歌。去年国企利润总额超过2万亿元，较2002年翻了8倍，年均增速高达25%。而在2011中国企业500强光鲜榜单背后的尴尬是：上榜的184家民企的利润总额不及10家利润最高国企总额的一半。
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中国政府4万亿“救市”计划的刺激下，受政策资源倾斜的国企们开始了新一轮跑马圈地式的“新国资运动”。与2004年钢铁领域民企“铁本”的倒下不同，此次能源、钢铁、航空、煤炭甚至房地产领域的“国进民退”浪潮都愈演愈烈，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大肆扩张“与民争利”。与此同时，央企渐渐爱上“走下去”与地方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合作，两者的联姻上演了一场极具中国特色的“央地”合作模式大戏。
此外，作为国企真正所有者的全体人民现实中却难享红利，而国企利益内部化的规则日益明显。2008年在垄断行业就业的人群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但是却拿走了全国工资福利的一半。而从近两年“两桶油”的“天价茅台酒”、“天价名片”、“高利贷”、“团购奔驰”、“购房门”等漩涡门事件中也可见一斑。事实上，垄断国企利益集团化的倾向正在不断固化和膨胀，形成巨大的社会钳制和改革阻力，例如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没有下文，央企酒店业务板块剥离的软化处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宽带接入领域垄断问题陷入迷雾，等等。垄断老虎越养越大，将进一步加剧“国企吃肉，全社会喝粥”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GDP导向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市场经济下利益觉醒的强势利益集团之一，追求经济利益毫不含糊。在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中，地方政府的所谓“新圈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各省市撤村圈地发土地财可谓如火如荼，农民“被上楼”现象已蔚然成风，而其背后却是地方唯GDP主义的长久不衰和卖地收入的高歌猛进。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近6000亿元，2007年约1万亿元，2009年达到1.5万亿元，2010年增至2.7万亿元，2011年已超3.15万亿。近几年来中央政府为了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先后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出让金的政策，不过目前的效果并不好，地方政府往往与中央政府虚与委蛇。相反，全国地方政府负债超过10万亿和去今两年还债高峰的到来，中央又只能采取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展期的方案让地方政府“松一口气”，而这使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上的热情再起。
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的背后有一个强硬帮手—房地产开发商。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在政策执行中打着政府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旗号，与开发商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这也造就了近年来大多数土地违法违规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而土地管理和房地产交易领域的腐败，也是近年来最严重的行政权力腐败之一。官员与房地产商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地产反腐，一端总是一窝”。在此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往往成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何近年来中国社会热点中群体性事件明显上升的缘故。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还在保障房建设分配、交通、教育、行业准入、高税费等诸多领域时有发生。如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政府首批分配的610套经济适用房中，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公路异化为地方有关部门牟利的工具，全国各种过路过桥费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而首都机场高速、济南黄河大桥的超期收费并非个案。
利益统筹的中央政府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掌握着大量权力和资源。从政治角度而言，中央政府作为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社会公共利益或整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从经济角度而言，政府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富民穷现象是政府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典型。在GDP蛋糕膨胀的同时，中国政府成为了全球第二富政府，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其中中央财政从2002年的8515亿元猛增至去年的52434亿元，年均增速超过20%，保持了分税制后“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的势头。
不过，中央政府的利益也受到其他强势利益集团的博弈，并有被削弱的倾向。典型的是中央与地方在楼市调控方面的博弈。从2003年起，中央政府曾多次推出了对楼市的调控措施，但房价却在调控声中一次次飞涨，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楼市调控变“空调”的强大阻力之一。而本轮楼市调控虽开始有所效果，但地方政府新一轮微调政策又在风生水起，楼市调控博弈局面趋于显化。
实际上，近年来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政令被地方打折扣有点越来越普遍了，甚至还出现地方官员欺骗中央政府的现象。尽管近几年中央政府推出宏观经济调控举措后，“确保政令畅通”、“维护中央权威”等词汇被反复提及，但在目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中央对经济层面上“地方政府藐视中央权威”现象也似乎很无奈，一些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现实中很大程度上演变成“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经济利益强化的部委
各个部委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努力追求中央政策执行的效率是其分内之责。但是，近年来“部委利益”一词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特别是2003年和2008年两轮部委机构调整后，一些部委掌握着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太大，并演变为部门权力利益化，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越来越浓，部委决策、中央背书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委的部门利益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中央政府的总体利益，这也造就了各地驻京办异化为“跑部钱进”的阵地。
在一些宏观政策调控或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部委之间相互争斗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10年来这种博弈已从原来的隐蔽性转向公开化。不管是蜗牛般的医疗体制改革，还是停滞不前的三网融合困局，以及多年只见打雷、不见下雨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无不牵涉到部委之间的利益博弈。此外，许多法律或政策的出台也由于部委之间的利益瓜葛遭拖延，例如，一部《反垄断法》酝酿了13年才于2007年8月30日露脸，其背后是商务部、工商总局和发改委三大部委的起草权之争；《能源法》的至今难产同样触及到多个部委之间的既得利益再分配；民间投资“新36条”出台快两年而细则却始终不露面，40多个部门涉及其中；等等。
上述利益之争尚比较隐晦，如下的部委利益博弈就显性化了。例如2004年开始的3部委千亿企业年金博弈；2005年央行与建设部的取消房屋预售制度之争；2006年国家版权局和文化部相继高调介入卡拉OK版权收费；2007年出台燃油税的希望又一次成为泡影；2008年大部制下啃不动“铁老大”改革的尴尬；2009年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在网络游戏管理权上互不相让；2010年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在电子产品“入境税”上的掐架；2011年商务部和财政部在奢侈品关税上的论战；至今仍陷入拉锯争斗的环境税划分，背后除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外，部委之间也有千亿蛋糕切分。
垄断日盛的国企
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肩负起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也让国企们有了幕后大老板。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应以市场规律为前提，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国企尤其是大型垄断央企，享受着政策、资金、项目、市场等特殊“照顾”，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更具有“竞争力”。正是借助这种背靠政府，面向市场的经营之道，让国企演变成了一类特殊的强势利益集团，其业绩也高奏凯歌。去年国企利润总额超过2万亿元，较2002年翻了8倍，年均增速高达25%。而在2011中国企业500强光鲜榜单背后的尴尬是：上榜的184家民企的利润总额不及10家利润最高国企总额的一半。
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中国政府4万亿“救市”计划的刺激下，受政策资源倾斜的国企们开始了新一轮跑马圈地式的“新国资运动”。与2004年钢铁领域民企“铁本”的倒下不同，此次能源、钢铁、航空、煤炭甚至房地产领域的“国进民退”浪潮都愈演愈烈，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大肆扩张“与民争利”。与此同时，央企渐渐爱上“走下去”与地方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合作，两者的联姻上演了一场极具中国特色的“央地”合作模式大戏。
此外，作为国企真正所有者的全体人民现实中却难享红利，而国企利益内部化的规则日益明显。2008年在垄断行业就业的人群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但是却拿走了全国工资福利的一半。而从近两年“两桶油”的“天价茅台酒”、“天价名片”、“高利贷”、“团购奔驰”、“购房门”等漩涡门事件中也可见一斑。事实上，垄断国企利益集团化的倾向正在不断固化和膨胀，形成巨大的社会钳制和改革阻力，例如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没有下文，央企酒店业务板块剥离的软化处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宽带接入领域垄断问题陷入迷雾，等等。垄断老虎越养越大，将进一步加剧“国企吃肉，全社会喝粥”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GDP导向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市场经济下利益觉醒的强势利益集团之一，追求经济利益毫不含糊。在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上升周期中，地方政府的所谓“新圈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各省市撤村圈地发土地财可谓如火如荼，农民“被上楼”现象已蔚然成风，而其背后却是地方唯GDP主义的长久不衰和卖地收入的高歌猛进。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近6000亿元，2007年约1万亿元，2009年达到1.5万亿元，2010年增至2.7万亿元，2011年已超3.15万亿。近几年来中央政府为了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先后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出让金的政策，不过目前的效果并不好，地方政府往往与中央政府虚与委蛇。相反，全国地方政府负债超过10万亿和去今两年还债高峰的到来，中央又只能采取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展期的方案让地方政府“松一口气”，而这使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上的热情再起。
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的背后有一个强硬帮手—房地产开发商。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在政策执行中打着政府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旗号，与开发商大肆进行权钱交易，这也造就了近年来大多数土地违法违规的主体是地方政府。而土地管理和房地产交易领域的腐败，也是近年来最严重的行政权力腐败之一。官员与房地产商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地产反腐，一端总是一窝”。在此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往往成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何近年来中国社会热点中群体性事件明显上升的缘故。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还在保障房建设分配、交通、教育、行业准入、高税费等诸多领域时有发生。如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政府首批分配的610套经济适用房中，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公路异化为地方有关部门牟利的工具，全国各种过路过桥费高达运输企业成本的1/3，而首都机场高速、济南黄河大桥的超期收费并非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