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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7日至9日，第三届国际修辞传播学研讨会（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 Rhetoric）在位于湖北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全球修辞学会、国际修辞传播学会主办，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由国际修辞传播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刘东虹教授主持。来自美国、韩国、新西兰、法国、香港以及内地的八十多位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全球背景下的修辞与写作研究（Studies on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in Global Context）”，大会发言和专题研讨的内容分为以下十个子议题：（1）比较修辞学与对比修辞学研究；（2）二语写作与修辞研究；（3）网络新闻传播与网络修辞写作研究；（4）法律语言修辞学研究；（5）国家话语与传播研究；（6）翻译中的修辞学研究；（7）新媒体修辞与传播研究；（8）传统修辞学与修辞学史研究；（9）公共修辞、区域修辞传播与全球修辞传播研究；（10）新修辞现象与新语体研究。大会共收到论文100余篇，来自国内外近三十所高校的知名学者和武汉地区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华中师范大学的廖美珍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的罗敏球教授、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Keith Lloyd教授、香港大学的Janny Leung教授、美国西雅图大学的Janet Ainthworth教授、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Derek Wallace教授、浙江大学的施旭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欧阳护华教授和武汉大学的邓鹂鸣教授分别做了大会主题报告。报告的主题和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 法律语言修辞学研究
法律语言学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得到迅猛发展，法律语言也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从事法律语言研究的廖美珍教授从法律文化、司法体系、刑事诉讼程序、起诉、开庭陈述、庭审控辩、总结陈词、法庭判决等八个方面对中美庭审问话修辞进行了对比研究，探寻中美庭审问话之间的异同点及其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问话在中美庭审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提问的数量和问题的类型方面，两者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美国庭审的问话数量更多，更讲究策略。廖美珍教授还指出，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入，法律语言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将为司法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Janny Leung教授的主题报告则从“法律”的定义和价值出发，结合修辞来研究法律。她从历史联系、法律辩论修辞、作为修辞活动的法律和法律中的批判修辞四个方面来讨论法律与修辞的关系，并通过分析苏丹和纳粹德国两个具体案例来对比分析法治与法规的不同，并由此探讨作为修辞的法规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她指出，“法治”的歧义已经招致了该概念的滥用。尽管法律和政治是不同的概念，但对法律的理解不能脱离具体的政治制度，同时也不能将法律与道德完全隔离。
Janet Ainthworth教授的报告对比分析了抗辩式庭审和纠问式庭审中的语言差异，并指出两者在法律叙事的控制程度、方式和程序公正方面的差异。她认为，同纠问式模式相比，抗辩式庭审模式能给诉讼当事人和证人更为直接的构建其法律叙事的机会，因而具有更多程序正义。然而，抗辩式庭审模式中律师对证人证词的强力控制会削弱这一优势。
2. 国家话语与传播研究
施旭教授的大会主题报告以涉及中国国防的国外学术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期发掘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点、出发点、观点和建议，并揭示国际学术界的谬误、缺陷和霸气。他以“文化话语研究”为框架，对近年来一系列涉及中国国防、安全、军事的学术期刊文章进行系统分析，着重揭示这种学术话语的修辞、语用手段和模式上的特征以及相应的思想方法、利益诉求、焦虑困惑等等，并提出了中国国防学术话语研究的新课题。
Derek Wallace教授的报告从修辞的角度对新西兰政府政策的制定进行了评析。他从政策制定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修辞，进而介绍政府如何通过修辞来制定并推行其政策，并通过典型的“制造问题”（problem invention）这一政府修辞策略加以说明。Derek教授认为当前新西兰政策制定中大量存在的省略推理、淡化背景、虚华和过于术语化等修辞手段使公众与政策距离疏远，公众对政策的反馈也未受到政府重视。他建议，政策的制定应以“解决问题”（problem-led）为目标，应着眼于未来，应鼓励公众参与和对话，促使政策制定的公正透明。
3. 传统修辞学与修辞学史研究
来自韩国外国语大学的罗敏球教授从人文学科的具体活动中提出语言治疗和治愈修辞学的概念。他通过回顾、梳理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心理学家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以及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鬼谷子的思想和作品，探究从身心修炼到治愈修辞的过渡。罗教授提出了称赞和幽默的具体话语方式，即将自求的治愈能力与他人分享，并在与他人分享之平衡中形成治愈。
Keith Lloyd教授的主题报告从印度修辞传统中提出两种修辞方法：“辩论（Nyāya）”和“表演（Sadharanikaran）”。他回顾了这两种修辞方法是如何提出、推广、演变以及对非西方文化形成影响力的历史，并运用实例来论证这两种修辞方法的有效性。他指出，印度本土传统修辞丰富了非西方传统修辞。
4. 二语写作与修辞研究
邓鹂鸣教授以中国学生社科博士论文中的讨论和结语章节为研究对象，对其语体的修辞脱节现象进行了探究。她运用Swales的语步体裁分析法对六篇社科博士论文的讨论和结语章节进行研究，发现语体的修辞脱节现象在论文的初稿和修改稿中都很普遍。通过对这六篇博士论文作者的进一步深度访谈，她分析出造成这种修辞脱节现象的五大原因：对讨论和结语的功能理解有限、对导语跟结论之间修辞连接的认识不够、缺乏系统的学术论文写作训练、博士论文写作周期过长以及讨论和结语部分本身写作难度太大。邓鹂鸣还讨论了此研究对于二语写作教学的启示作用。 5. 比较修辞学与对比修辞学研究
欧阳护华教授的主题报告将英语作为二语的修辞学研究视角从对比修辞转移到实践共同体研究，建构以单位/家族社会为特征的中国实践共同体和以流动公民社会为特征的西方实践共同体的对比框架。他着重讨论了两种社会实践共同体内修辞交流的交际双方身份（等级化VS平等化）、交际所发生的社会结构（长期封闭型VS短期开放型）、交际目的（等级面子维护VS真相探索信息交流）、场合（公私有别VS公私无别）、读者假设（熟悉信任VS陌生怀疑）、述求原则（天理人情律法VS客观证据逻辑）和语言风格要求（文采含蓄VS直白真诚），并引用大量实例来展示这两种社会实践共同体因以上述自我标准进行的写作和评估如何导致剧烈的冲突和误解。欧阳护华教授还讨论了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对比修辞学和语言教学领域应探索的方向。
除大会主题报告外，与会的其他学者也围绕研讨会的不同子议题，就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有的研究涉及二语写作与修辞研究，如北京大学的刘璐探讨了如何将英语修辞学知识融入英语写作教学，武汉理工大学的刘应亮探讨了中国英语议论文中的修辞结构，广西民族大学的邓涛以《大学英语写作网络教程》为例探究了大学英语写作与修辞；有的研究涉及新修辞现象，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吕卫清对日源新词中的修辞现象进行了词汇化研究；有的研究着眼于国家话语，如福建师范大学的毛浩然对中国领导人类比话语修辞与国际形象建构得失进行了研究；有的研究涉及语言变异的修辞作用，如湖北工业大学的杨佑文探讨了语言搭配的选择限制及其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
从总体上看，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呈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全球化背景下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大会的主题即突显出“全球化背景”；参会学者中，来自海外的约有三十人；主题发言人中的廖美珍和欧阳护华都运用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中外不同体系、文化和语境下的修辞现象，施旭着眼于国外学术话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Keith Lloyd从印度修辞传统中挖掘修辞方法，这些研究无不体现出学者们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
二是修辞研究的跨学科趋势。跨学科研究是突破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本次研讨会来看，有三篇主题报告涉及法律语言的修辞学研究，为修辞研究开辟出新的学术领地；有两篇主题报告着眼于国家话语和政府政策制定，这一宏大的研究视野也将修辞研究同国家战略、国家决策结合起来，意义非凡。
三是修辞研究脚踏实地的务实导向。修辞是语言的艺术，将修辞研究同写作和二语写作结合起来一直是修辞研究的传统。本次研讨会有大量论文聚焦于修辞和写作的研究，研究成果对于外语写作教学以及学术论文撰写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这种务实的研究作风也为修辞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探讨全球背景下的修辞与写作研究对当今修辞与写作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大会是国际修辞传播学会继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日本札幌大学成功举办国际研讨会之后，紧扣“全球化”这一主题对修辞与写作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对修辞传播学的繁荣与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全球背景下的修辞与写作研究（Studies on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in Global Context）”，大会发言和专题研讨的内容分为以下十个子议题：（1）比较修辞学与对比修辞学研究；（2）二语写作与修辞研究；（3）网络新闻传播与网络修辞写作研究；（4）法律语言修辞学研究；（5）国家话语与传播研究；（6）翻译中的修辞学研究；（7）新媒体修辞与传播研究；（8）传统修辞学与修辞学史研究；（9）公共修辞、区域修辞传播与全球修辞传播研究；（10）新修辞现象与新语体研究。大会共收到论文100余篇，来自国内外近三十所高校的知名学者和武汉地区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华中师范大学的廖美珍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的罗敏球教授、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Keith Lloyd教授、香港大学的Janny Leung教授、美国西雅图大学的Janet Ainthworth教授、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Derek Wallace教授、浙江大学的施旭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欧阳护华教授和武汉大学的邓鹂鸣教授分别做了大会主题报告。报告的主题和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1. 法律语言修辞学研究
法律语言学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得到迅猛发展，法律语言也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从事法律语言研究的廖美珍教授从法律文化、司法体系、刑事诉讼程序、起诉、开庭陈述、庭审控辩、总结陈词、法庭判决等八个方面对中美庭审问话修辞进行了对比研究，探寻中美庭审问话之间的异同点及其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问话在中美庭审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提问的数量和问题的类型方面，两者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美国庭审的问话数量更多，更讲究策略。廖美珍教授还指出，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入，法律语言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将为司法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
Janny Leung教授的主题报告则从“法律”的定义和价值出发，结合修辞来研究法律。她从历史联系、法律辩论修辞、作为修辞活动的法律和法律中的批判修辞四个方面来讨论法律与修辞的关系，并通过分析苏丹和纳粹德国两个具体案例来对比分析法治与法规的不同，并由此探讨作为修辞的法规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她指出，“法治”的歧义已经招致了该概念的滥用。尽管法律和政治是不同的概念，但对法律的理解不能脱离具体的政治制度，同时也不能将法律与道德完全隔离。
Janet Ainthworth教授的报告对比分析了抗辩式庭审和纠问式庭审中的语言差异，并指出两者在法律叙事的控制程度、方式和程序公正方面的差异。她认为，同纠问式模式相比，抗辩式庭审模式能给诉讼当事人和证人更为直接的构建其法律叙事的机会，因而具有更多程序正义。然而，抗辩式庭审模式中律师对证人证词的强力控制会削弱这一优势。
2. 国家话语与传播研究
施旭教授的大会主题报告以涉及中国国防的国外学术话语为研究对象，以期发掘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点、出发点、观点和建议，并揭示国际学术界的谬误、缺陷和霸气。他以“文化话语研究”为框架，对近年来一系列涉及中国国防、安全、军事的学术期刊文章进行系统分析，着重揭示这种学术话语的修辞、语用手段和模式上的特征以及相应的思想方法、利益诉求、焦虑困惑等等，并提出了中国国防学术话语研究的新课题。
Derek Wallace教授的报告从修辞的角度对新西兰政府政策的制定进行了评析。他从政策制定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修辞，进而介绍政府如何通过修辞来制定并推行其政策，并通过典型的“制造问题”（problem invention）这一政府修辞策略加以说明。Derek教授认为当前新西兰政策制定中大量存在的省略推理、淡化背景、虚华和过于术语化等修辞手段使公众与政策距离疏远，公众对政策的反馈也未受到政府重视。他建议，政策的制定应以“解决问题”（problem-led）为目标，应着眼于未来，应鼓励公众参与和对话，促使政策制定的公正透明。
3. 传统修辞学与修辞学史研究
来自韩国外国语大学的罗敏球教授从人文学科的具体活动中提出语言治疗和治愈修辞学的概念。他通过回顾、梳理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心理学家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以及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鬼谷子的思想和作品，探究从身心修炼到治愈修辞的过渡。罗教授提出了称赞和幽默的具体话语方式，即将自求的治愈能力与他人分享，并在与他人分享之平衡中形成治愈。
Keith Lloyd教授的主题报告从印度修辞传统中提出两种修辞方法：“辩论（Nyāya）”和“表演（Sadharanikaran）”。他回顾了这两种修辞方法是如何提出、推广、演变以及对非西方文化形成影响力的历史，并运用实例来论证这两种修辞方法的有效性。他指出，印度本土传统修辞丰富了非西方传统修辞。
4. 二语写作与修辞研究
邓鹂鸣教授以中国学生社科博士论文中的讨论和结语章节为研究对象，对其语体的修辞脱节现象进行了探究。她运用Swales的语步体裁分析法对六篇社科博士论文的讨论和结语章节进行研究，发现语体的修辞脱节现象在论文的初稿和修改稿中都很普遍。通过对这六篇博士论文作者的进一步深度访谈，她分析出造成这种修辞脱节现象的五大原因：对讨论和结语的功能理解有限、对导语跟结论之间修辞连接的认识不够、缺乏系统的学术论文写作训练、博士论文写作周期过长以及讨论和结语部分本身写作难度太大。邓鹂鸣还讨论了此研究对于二语写作教学的启示作用。 5. 比较修辞学与对比修辞学研究
欧阳护华教授的主题报告将英语作为二语的修辞学研究视角从对比修辞转移到实践共同体研究，建构以单位/家族社会为特征的中国实践共同体和以流动公民社会为特征的西方实践共同体的对比框架。他着重讨论了两种社会实践共同体内修辞交流的交际双方身份（等级化VS平等化）、交际所发生的社会结构（长期封闭型VS短期开放型）、交际目的（等级面子维护VS真相探索信息交流）、场合（公私有别VS公私无别）、读者假设（熟悉信任VS陌生怀疑）、述求原则（天理人情律法VS客观证据逻辑）和语言风格要求（文采含蓄VS直白真诚），并引用大量实例来展示这两种社会实践共同体因以上述自我标准进行的写作和评估如何导致剧烈的冲突和误解。欧阳护华教授还讨论了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对比修辞学和语言教学领域应探索的方向。
除大会主题报告外，与会的其他学者也围绕研讨会的不同子议题，就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有的研究涉及二语写作与修辞研究，如北京大学的刘璐探讨了如何将英语修辞学知识融入英语写作教学，武汉理工大学的刘应亮探讨了中国英语议论文中的修辞结构，广西民族大学的邓涛以《大学英语写作网络教程》为例探究了大学英语写作与修辞；有的研究涉及新修辞现象，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吕卫清对日源新词中的修辞现象进行了词汇化研究；有的研究着眼于国家话语，如福建师范大学的毛浩然对中国领导人类比话语修辞与国际形象建构得失进行了研究；有的研究涉及语言变异的修辞作用，如湖北工业大学的杨佑文探讨了语言搭配的选择限制及其变异的修辞审美功能。
从总体上看，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呈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全球化背景下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大会的主题即突显出“全球化背景”；参会学者中，来自海外的约有三十人；主题发言人中的廖美珍和欧阳护华都运用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中外不同体系、文化和语境下的修辞现象，施旭着眼于国外学术话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Keith Lloyd从印度修辞传统中挖掘修辞方法，这些研究无不体现出学者们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
二是修辞研究的跨学科趋势。跨学科研究是突破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本次研讨会来看，有三篇主题报告涉及法律语言的修辞学研究，为修辞研究开辟出新的学术领地；有两篇主题报告着眼于国家话语和政府政策制定，这一宏大的研究视野也将修辞研究同国家战略、国家决策结合起来，意义非凡。
三是修辞研究脚踏实地的务实导向。修辞是语言的艺术，将修辞研究同写作和二语写作结合起来一直是修辞研究的传统。本次研讨会有大量论文聚焦于修辞和写作的研究，研究成果对于外语写作教学以及学术论文撰写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作用，这种务实的研究作风也为修辞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探讨全球背景下的修辞与写作研究对当今修辞与写作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大会是国际修辞传播学会继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日本札幌大学成功举办国际研讨会之后，紧扣“全球化”这一主题对修辞与写作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对修辞传播学的繁荣与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