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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感时忧国情结”是认知《围城》的有效路径，《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具有多维的深度性。本文从纵向透视《围城》自身的感时忧国情结，以及横向比较《围城》与同时期其他作品中的感时忧国情结两个方面分析。它是被小说中的笑谑所掩盖的，并且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品相比，它的现代性赋予了其特殊性。钱锺书所具备的中西方视角使得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发展为《围城》中的人文主义，体现了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的变化。
关键词：《围城》 钱锺书 感时忧国情结 现代性 人文主义
当代中国的《围城》热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夏志清强调《围城》中背离时代精神的视角和现代性，并把《围城》作为和“五四—左翼文学”的对立，作为一种不同于感時忧国的宏大叙述。受海外学者的影响，学界对《围城》的研究忽视了其中的感时忧国情结。直至近期，吴晓东针对学界历来诟病《围城》“这部战时作品没有正面书写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观点，提出在《围城》存在一个“忧乱伤生，甚至忧愤深广的作者”a。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特殊环境下，没有一部作品是可以游离于中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之外的。小说中被恃才傲物的叙述者所掩盖的，正是一个忧愤深广的作者。如钱锺书坦言，写此书的过程中“忧世伤生，屡想中止”，感时忧国情结在《围城》中的大量文本表现所具备的特征异常鲜明，具体表现为多维的深度性。
一方面，纵向来看，《围城》充满足量而机警的讽刺，使人读来觉得书中的叙述者高于围城中受困的众人，俯视着他们的蝇营狗苟，并予以嘲弄，而正是这种“笑谑”的讽刺传达出了钱锺书的感时忧国情结。另一方面，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横向相比，感时忧国情结在《围城》中具备着特殊的现代性，作者所忧心的“时”与“国”的含义也和传统意义上的感时忧国情结不同。
一、纵向的深度性——通过笑谑的讽刺传达
《围城》中的感时忧国之情是经由讽刺的形式传达给读者的，且这种讽刺具有“反浪漫主义”风格。伴随着整部小说的讽刺的范围之广、手法之多、特色之鲜明、程度之深，感时忧国情结被深度化了，也使得读者很容易被小说中仿佛超然物外的叙述者所欺骗，从而将掩埋的感时忧国之情忽略。讽刺手法是感时忧国情结的外在表现，感时忧国情结是讽刺的内蕴和动力源泉。感时忧国情结在《围城》中的深度性，是体现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的，换言之，分析讽刺手法的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围城》中感时忧国情结的深度性。
《围城》的讽刺范围极广，由点到面，从内而外，既讽刺方鸿渐这样的夹缝人，又讽刺整个儒林；既讽刺心理又讽刺物质环境。在《围城》中出现的人物有七十多个，都是讽刺的对象，相比寻常讽刺小说只对一种性格、一种制度的讽刺，《围城》可谓是涉及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生活、人性、心理的方方面面，光对社会文化心理的讽刺就分为对小市民苟安、自怜心理的讽刺，对在中外文化碰撞下盲目的崇洋心理的讽刺，对极端的泥古心理的讽刺，等等。
讽刺的手法众多，使用比喻、夸张、用典等手法的讽刺随处可见，而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笑谑，即一种机智幽默的讽刺。方鸿渐等人露宿的小旅馆起名为“欧亚大旅社”，在这里钱锺书描写道：“虽然直到现在欧洲人没来住过，但这名称不失为一种预言，还不能断定它是夸大之词。” b类似的讽刺是《围城》鲜明的特色，也是小说中感时忧国情结具有深度性的根本原因。只从表面上看，这类讽刺并不具有忧国忧民之心，仅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然而结合钱锺书写作《围城》的背景来看，这类讽刺就由嘲人变成了一种自嘲，程度更深。笑谑一时，其背后的心酸和悲哀，也通过笑谑的讽刺传出。王德威在研究《围城》特有的“笑谑”时，认为“这种尝试以不同方式来处理原本也可以赚人热泪的题材，冲破了现代中国‘涕泪飘零’的小说基调。”c因此，这种构建全篇的、具有笑谑特色的讽刺手法，是《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具有深度性的根本原因。这种表现方式也决定了虽然《围城》没有直接涉及有关时局的重大政治斗争和肉体痛苦，但我们不可否认，读者可以通过《围城》中的讽刺效果看见社会的弊病，从而体味在那个战乱的时代里，作者通过讽刺包孕的一种感时忧国的情结。
二、横向的深度性——反浪漫主义等现代性
《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还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深度性。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现代小说相比，《围城》不是掩盖问题而是提出问题，不是浪漫主义而有“反浪漫主义”之风，并且，小说中的感时忧国情结不再局限于一时和一国，而是引申到了整个现代人生之上。
首先，与战时的解放区小说相比，《围城》不是赞歌和颂歌，是提出问题的作品。据考证我们可知，方鸿渐的这段经历——即归国、滞留上海，又往返内地，和身在国统区的钱锺书是相似的。小说内容取材于生活，在现代小说中屡见不鲜，书中对当时社会的描述，也是取材于钱锺书的真实见闻。在战事吃紧时，大部分百姓仍然得过且过、不见棺材不掉泪，最该担挑起战时文化重担的高级知识分子，却在装腔作势，虚与委蛇。正是这些怪现状挑起了钱锺书的感时忧国情结，并尽数写进小说之中，故《围城》完成了一个“提出问题”的行为。
再者，与沦陷区的“后浪漫主义”小说相比，《围城》中感时忧国情结的深度性体现在，它并非通过塑造英雄人物、讲述革命和爱情等常见手段来表达感时忧国情结，而采用的是“反浪漫主义”。在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理想化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的重创、幻想的破灭，最终对现实妥协。唯情和浪漫主义的描写让位于克制、嘲讽和怀疑，机智的讽刺代替了标语口号。在《围城》里的感时忧国情结打上了“反浪漫主义”的烙印，因此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相比，更具备现代性特征。
最后，提出问题的小说在抗战时期屡见不鲜，《围城》却成为特殊的一部，是因为其他小说只着眼于国内问题而传达出一种感时忧国之心，而《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则具有现代意义。钱锺书在自序中就说明了：“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d统观整部小说，他确实具备一种全人类视角和现代意识。 从表面上看，《围城》所描绘的病态腐败的社会，仅具备一种现实意义，然而深究造成中国现状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小说把两种文化的碰撞当作罪魁祸首。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不可避免的接触，因此才产生了方鸿渐等在东西方文化夹击中的畸形人，盲目崇洋和过分守旧心理并存。两种文化碰撞，必然存在一方强一方弱，也必然导致社会心理的矛盾，这样的情景并非一国有之，而是世界性的。
方鸿渐的形象也具有世界性。他好像永远在追逐着一种不受困的境界，徒劳地去寻求不可能达到的解脱，可每当他自认为冲出了原来的围城，却发现自己被另一座围城围困住了。偏偏在出城复又入城的过程中，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英雄主义的行为，而一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庸人，恰如书中说的那头驴，总是被头上挂的胡萝卜引诱着往前走，却永远吃不到。从方鸿渐身上体现的性格特征、悲观主题，正有着世界意义，在书中，作者就借柔嘉的抱怨点明了这点：鸿渐在船上和柔嘉发议论，柔嘉怨道：“好好地讲咱们两个的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因为方鸿渐的形象就是你我。
至此，钱锺书完成了从特殊的中国社会到世界上两种文化相碰撞的情境的转变，完成了特殊的中国儒林人物方鸿渐到现代世界通用的普通人形象的转变。感时忧国情结也随之具有现代性，“时”被引申为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冲击下的“时”，“国”引申到整个世界的病态。从对中国境况的忧心到对整个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忧心，正是《围城》中感时忧国情结深度性的体现。
三、结语
出于忧世伤生心理而创作出的《围城》中所包含的感时忧国情结，与同时期中国小说的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文本层面的深度性和反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的思考、全人类视角等现代性，使人不仅能从中读出作者忧国忧民之心，亦能看出对现代文明、对全人类生存环境的哲学思考，感时忧国不再局限于抗日战争、中国社会，而发展为“忧世伤生”，即全世界在文化碰撞情景中的“世”，全人类的“生”。
《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具备着多维深度性，这些无疑赋予了其较高的研究价值。钱锺书从小受到家中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学氛围的影响，又于青年时期研读外国文学，并走出中国了解西方文化，这对他作品的影响可见一斑。中国文人骨子里的爱国主义，是他创作《围城》的动机和动力，是研究《围城》不可忽视的正确道路。《围城》的感时忧国情结与传统的爱国主义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而这正是中国文学发挥其博采众长的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为自己的内涵新添的内容——一种人文主义。这种蜕变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也因此在中国文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獨特的研究价值。
a 吴晓东：《“既遥远又无所不在”——〈围城〉中作为讽喻的“战争”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第45—66页。
b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c 靳新来、彭松：《海外钱锺书文学研究的维度与启示》，《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第184—188页。
d钱锺书：《围城·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作 者： 胡爽爽，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围城》 钱锺书 感时忧国情结 现代性 人文主义
当代中国的《围城》热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夏志清强调《围城》中背离时代精神的视角和现代性，并把《围城》作为和“五四—左翼文学”的对立，作为一种不同于感時忧国的宏大叙述。受海外学者的影响，学界对《围城》的研究忽视了其中的感时忧国情结。直至近期，吴晓东针对学界历来诟病《围城》“这部战时作品没有正面书写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观点，提出在《围城》存在一个“忧乱伤生，甚至忧愤深广的作者”a。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特殊环境下，没有一部作品是可以游离于中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之外的。小说中被恃才傲物的叙述者所掩盖的，正是一个忧愤深广的作者。如钱锺书坦言，写此书的过程中“忧世伤生，屡想中止”，感时忧国情结在《围城》中的大量文本表现所具备的特征异常鲜明，具体表现为多维的深度性。
一方面，纵向来看，《围城》充满足量而机警的讽刺，使人读来觉得书中的叙述者高于围城中受困的众人，俯视着他们的蝇营狗苟，并予以嘲弄，而正是这种“笑谑”的讽刺传达出了钱锺书的感时忧国情结。另一方面，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横向相比，感时忧国情结在《围城》中具备着特殊的现代性，作者所忧心的“时”与“国”的含义也和传统意义上的感时忧国情结不同。
一、纵向的深度性——通过笑谑的讽刺传达
《围城》中的感时忧国之情是经由讽刺的形式传达给读者的，且这种讽刺具有“反浪漫主义”风格。伴随着整部小说的讽刺的范围之广、手法之多、特色之鲜明、程度之深，感时忧国情结被深度化了，也使得读者很容易被小说中仿佛超然物外的叙述者所欺骗，从而将掩埋的感时忧国之情忽略。讽刺手法是感时忧国情结的外在表现，感时忧国情结是讽刺的内蕴和动力源泉。感时忧国情结在《围城》中的深度性，是体现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的，换言之，分析讽刺手法的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围城》中感时忧国情结的深度性。
《围城》的讽刺范围极广，由点到面，从内而外，既讽刺方鸿渐这样的夹缝人，又讽刺整个儒林；既讽刺心理又讽刺物质环境。在《围城》中出现的人物有七十多个，都是讽刺的对象，相比寻常讽刺小说只对一种性格、一种制度的讽刺，《围城》可谓是涉及了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生活、人性、心理的方方面面，光对社会文化心理的讽刺就分为对小市民苟安、自怜心理的讽刺，对在中外文化碰撞下盲目的崇洋心理的讽刺，对极端的泥古心理的讽刺，等等。
讽刺的手法众多，使用比喻、夸张、用典等手法的讽刺随处可见，而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笑谑，即一种机智幽默的讽刺。方鸿渐等人露宿的小旅馆起名为“欧亚大旅社”，在这里钱锺书描写道：“虽然直到现在欧洲人没来住过，但这名称不失为一种预言，还不能断定它是夸大之词。” b类似的讽刺是《围城》鲜明的特色，也是小说中感时忧国情结具有深度性的根本原因。只从表面上看，这类讽刺并不具有忧国忧民之心，仅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然而结合钱锺书写作《围城》的背景来看，这类讽刺就由嘲人变成了一种自嘲，程度更深。笑谑一时，其背后的心酸和悲哀，也通过笑谑的讽刺传出。王德威在研究《围城》特有的“笑谑”时，认为“这种尝试以不同方式来处理原本也可以赚人热泪的题材，冲破了现代中国‘涕泪飘零’的小说基调。”c因此，这种构建全篇的、具有笑谑特色的讽刺手法，是《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具有深度性的根本原因。这种表现方式也决定了虽然《围城》没有直接涉及有关时局的重大政治斗争和肉体痛苦，但我们不可否认，读者可以通过《围城》中的讽刺效果看见社会的弊病，从而体味在那个战乱的时代里，作者通过讽刺包孕的一种感时忧国的情结。
二、横向的深度性——反浪漫主义等现代性
《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还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深度性。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其他现代小说相比，《围城》不是掩盖问题而是提出问题，不是浪漫主义而有“反浪漫主义”之风，并且，小说中的感时忧国情结不再局限于一时和一国，而是引申到了整个现代人生之上。
首先，与战时的解放区小说相比，《围城》不是赞歌和颂歌，是提出问题的作品。据考证我们可知，方鸿渐的这段经历——即归国、滞留上海，又往返内地，和身在国统区的钱锺书是相似的。小说内容取材于生活，在现代小说中屡见不鲜，书中对当时社会的描述，也是取材于钱锺书的真实见闻。在战事吃紧时，大部分百姓仍然得过且过、不见棺材不掉泪，最该担挑起战时文化重担的高级知识分子，却在装腔作势，虚与委蛇。正是这些怪现状挑起了钱锺书的感时忧国情结，并尽数写进小说之中，故《围城》完成了一个“提出问题”的行为。
再者，与沦陷区的“后浪漫主义”小说相比，《围城》中感时忧国情结的深度性体现在，它并非通过塑造英雄人物、讲述革命和爱情等常见手段来表达感时忧国情结，而采用的是“反浪漫主义”。在小说中没有任何一个理想化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实的重创、幻想的破灭，最终对现实妥协。唯情和浪漫主义的描写让位于克制、嘲讽和怀疑，机智的讽刺代替了标语口号。在《围城》里的感时忧国情结打上了“反浪漫主义”的烙印，因此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相比，更具备现代性特征。
最后，提出问题的小说在抗战时期屡见不鲜，《围城》却成为特殊的一部，是因为其他小说只着眼于国内问题而传达出一种感时忧国之心，而《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则具有现代意义。钱锺书在自序中就说明了：“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d统观整部小说，他确实具备一种全人类视角和现代意识。 从表面上看，《围城》所描绘的病态腐败的社会，仅具备一种现实意义，然而深究造成中国现状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小说把两种文化的碰撞当作罪魁祸首。近代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不可避免的接触，因此才产生了方鸿渐等在东西方文化夹击中的畸形人，盲目崇洋和过分守旧心理并存。两种文化碰撞，必然存在一方强一方弱，也必然导致社会心理的矛盾，这样的情景并非一国有之，而是世界性的。
方鸿渐的形象也具有世界性。他好像永远在追逐着一种不受困的境界，徒劳地去寻求不可能达到的解脱，可每当他自认为冲出了原来的围城，却发现自己被另一座围城围困住了。偏偏在出城复又入城的过程中，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英雄主义的行为，而一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庸人，恰如书中说的那头驴，总是被头上挂的胡萝卜引诱着往前走，却永远吃不到。从方鸿渐身上体现的性格特征、悲观主题，正有着世界意义，在书中，作者就借柔嘉的抱怨点明了这点：鸿渐在船上和柔嘉发议论，柔嘉怨道：“好好地讲咱们两个的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因为方鸿渐的形象就是你我。
至此，钱锺书完成了从特殊的中国社会到世界上两种文化相碰撞的情境的转变，完成了特殊的中国儒林人物方鸿渐到现代世界通用的普通人形象的转变。感时忧国情结也随之具有现代性，“时”被引申为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冲击下的“时”，“国”引申到整个世界的病态。从对中国境况的忧心到对整个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忧心，正是《围城》中感时忧国情结深度性的体现。
三、结语
出于忧世伤生心理而创作出的《围城》中所包含的感时忧国情结，与同时期中国小说的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文本层面的深度性和反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的思考、全人类视角等现代性，使人不仅能从中读出作者忧国忧民之心，亦能看出对现代文明、对全人类生存环境的哲学思考，感时忧国不再局限于抗日战争、中国社会，而发展为“忧世伤生”，即全世界在文化碰撞情景中的“世”，全人类的“生”。
《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具备着多维深度性，这些无疑赋予了其较高的研究价值。钱锺书从小受到家中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学氛围的影响，又于青年时期研读外国文学，并走出中国了解西方文化，这对他作品的影响可见一斑。中国文人骨子里的爱国主义，是他创作《围城》的动机和动力，是研究《围城》不可忽视的正确道路。《围城》的感时忧国情结与传统的爱国主义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而这正是中国文学发挥其博采众长的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为自己的内涵新添的内容——一种人文主义。这种蜕变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围城》中的感时忧国情结也因此在中国文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獨特的研究价值。
a 吴晓东：《“既遥远又无所不在”——〈围城〉中作为讽喻的“战争”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第45—66页。
b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c 靳新来、彭松：《海外钱锺书文学研究的维度与启示》，《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第184—188页。
d钱锺书：《围城·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作 者： 胡爽爽，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