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外销耀瓷；外销港口；运销线路；外销地位；对外影响
【摘要】耀州窑是唐、五代、宋、金时期中国北方地区规模较大、影响广泛的窑场之一。近年来，在国外的一些古遗址常有耀州窑瓷器出土，通过对这些瓷器品种、釉色、纹饰等特征的识别和统计，结合外销港口及沉船发现的耀瓷情况，对比输出地的瓷器特征，我们可以探究外销耀瓷的运销线路和范围，耀瓷在中国外销瓷中的地位以及对输入地陶瓷生产的影响。
耀州窑位于陕西省铜川市，发轫于唐代，至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唐、五代、宋、金时期，耀州窑是中国北方地区规模较大、影响广泛的窑场之一[1]。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耀州窑遗址进行过四次考古发掘，已基本厘清了历代耀瓷的特征和烧制工艺，但对于古代耀瓷的海外销售问题，仅有禚振西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过探讨[2]。事实上，耀瓷的外销问题对于全面认知耀州窑产品的销售和影响，深刻把握耀州窑作为内陆窑场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究。
一、海外耀瓷的发现情况
近年来，国外的一些古遗址陆续有耀州窑瓷器出土，它们是中国古代瓷器外销的见证物，是探讨外销耀瓷最为可靠的材料。根据目前的资料，古代外销耀瓷的发现地分布在海外以下地区（表一）。
（一）东亚地区
朝鲜半岛上的朝鲜和韩国都有耀瓷出土。出土地主要有朝鲜京畿道的开城，这里曾经是高丽王朝（918—1392）的都城，大部分耀州窑瓷器便出土于该地的古坟遗址[3]。另外，朝鲜黄海道海州，韩国全罗南道、忠清北道等地也有少量耀州窑瓷器出土[3]。根据韩国学者金英美介绍，朝鲜半岛上出土的耀瓷主要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3]，共60多件，以碗最多，其次为盘、盏等。这些耀瓷从烧制时间上可分为北宋早期和北宋中晚期两个阶段：前期以青釉刻花缠枝菊纹罐和牡丹纹罐（图一，1、2）为代表，装饰手法多见类似减地的剔花及刻花；后期以青釉印花菊纹盏和六分格牡丹纹碟为代表（图一，3、4），装饰手法多印花。
日本国内也有耀瓷陆续出土，出土地主要分布在以京都府和福冈县为中心的两大区域。据日本学者上田秀夫的统计，日本各地发现的耀瓷共有27件（片）[4]。其中1980年京都左京三条三坊七町水沟遗址出土的1件青釉印花碗，是耀瓷在日本的首次发现[5]。福冈市博多区遗迹群和筑港线遗址出土的青釉耀瓷最多，有素面和印花两种，印花装饰的有花卉纹碗、水波鱼纹碗、花卉纹器盖、花卉纹钵、印花碟等，共计21件（片）[4]。太宰府市太宰府遗址出土有青釉印花牡丹纹碟、青釉外刻花内划花碗等，共4件（片）[4]。此外，在佐贺市观音遗迹出土有青釉印花牡丹纹盘1件[4]。日本出土的耀瓷主要属于北宋时期，又以11—12世纪的为多，虽多为残片，但仍可辨以碗、盘为多，装饰手法主要为印花。
（二）东南亚地区
（三）南亚地区
在斯里兰卡北方省贾夫纳县凯茨岛的阿莱皮蒂海港遗址有耀瓷出土，多为青釉印花瓷碎片，疑为古代商船的弃置物，年代不早于北宋中晚期[8，9]。最早的发现者不能辨识耀州窑青瓷，将其笼统地归于北方青瓷（图三）[10]。该遗址同时出土了大量广州西村窑青釉、青白釉瓷，酱釉陶和景德镇青白釉瓷，耀瓷在其中所占比例较小。
（四）西亚地区
阿曼北部海岸的重要城市蘇哈尔是古代阿拉伯世界和东方进行贸易活动的重要港口，在这里有中国古代多个窑口的瓷器出土[11]，其中就有宋代耀州窑青瓷[2]。
伊朗布什尔省的塔赫里村是中世纪著名的海港尸罗夫所在地，在对尸罗夫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耀州窑瓷器残片（图四），为北宋中晚期典型的青釉印花花卉纹瓷片。这里还出土了唐代越窑和长沙窑的瓷器[12—14]。
以色列境内多个遗址出土了9—13世纪中国的瓷器[15]。其中以色列北部阿卡古城遗址出土有耀州窑瓷器，主要为印花缠枝菊纹青瓷，具有典型北宋中晚期耀州窑瓷器的特征[15]。
（五）北非地区
位于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是目前海外出土古代中国陶瓷最多的遗址。《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中记载了1片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福斯塔特遗址的耀瓷青釉瓷片，瓷片饰以刻花莲纹，莲瓣疏朗大气，具有明显的金代早期耀州窑青瓷的风格（图五，1）[16]。1964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和长谷部乐尔等曾在此遗址进行调查，三上次男先生所著《陶瓷之路》中收录了调查成果[11]，但是由于研究者的认知不到位，耀瓷在当时没有被识别出，因而此书中并没有耀瓷的记录信息。1998—2001年，长谷部乐尔、手塚直树、弓场纪知与埃及政府古物部联合，对福斯塔特遗址以前出土的所有文物进行清洗、分类和调查，在逾百万件瓷器碎片中辨识出外销耀瓷25片。这些耀瓷以碗、盘为主，有刻花、划花（篦划）、印花多种装饰手法，纹饰题材有牡丹、莲瓣、水波、大雁等，主要为北宋中晚期耀州窑的产品（图五，2）[7]。
（六）东非地区
坦桑尼亚海岸的数十处遗址都曾出土中国古代瓷器残片[11]，其中距离海岸线约1公里的基尔瓦岛是坦桑尼亚发现中国瓷器残片最多的地方。基尔瓦岛的大清真寺遗址发现1片耀州窑青釉印花花卉纹瓷片[16]，为典型北宋晚期的耀州窑印花碗盘残片。
综上，耀瓷在海外的发现地主要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东非等地，分别是东亚的朝鲜开城、海州，韩国全罗南道、忠清北道，日本京都府和福冈县附近；东南亚的越南会安占婆岛，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亚的斯里兰卡凯茨岛；西亚的阿曼苏哈尔，伊朗塔赫里村，以色列阿卡古城；北非的埃及福斯塔特；东非的坦桑尼亚基尔瓦岛。可以认为这些地区是耀瓷在海外的销售地。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瓷器出口贸易的勃兴，海上的贸易通道十分繁盛，成为东西贸易的主要通道。这条通道由南行航线和东行航线组成：南行航线东起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经印尼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出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海岸线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南，再经阿拉伯海海岸线到达波斯湾、红海及北非、东非等地；东行航线主要从中国东部海港直通日本和朝鲜半岛[17]。古代耀瓷对外销售的贸易通道也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
在海外耀瓷的出土地中，埃及的福斯塔特和朝鲜半岛的开城均为当时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是中世纪东非国际贸易极其繁盛的城市，阿曼的苏哈尔和伊朗的尸罗夫均为中世纪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些城市或港口均为该地区古代东西海上贸易通道上的重要节点。
从海外出土耀瓷的品类和数量来说，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出土有青釉碗、碟、盘、罐、钵、器盖等，素面、刻花、印花产品均有。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区则仅出土以碗、盘为主的少量瓷器，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耀瓷的外销市场主要侧重于东亚地区。
二、国内沿海港口及古代沉船中的外销耀瓷遗物
耀州窑所在地陕西铜川位于我国内陆，其产品输往海外，首先需要完成从耀州窑窑场向沿海港口的运输。唐宋时期沿海的登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均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远在内陆的耀州窑瓷器正是通过水路、陆路多次辗转运输到这些海港之后，才和其他窑口的瓷器一起被装上货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远去，那么这些港口及附近的古代沉船自然也会留下外销耀瓷遗物。
山东蓬莱是唐宋时期北方第一大港——登州港的所在地，销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部分耀瓷就是从这里出发。现有资料显示，这里曾出土了3件耀州窑青瓷：出土于登州镇王沟村的1件青釉剔花牡丹纹执壶（图六，1）[18]为五代、宋初耀州窑产品，形制与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出土的青釉执壶（图六，2）[19]以及陕西铜川黄堡窑五代窑址出土的B型Ⅱ式壶（图六，3）十分近似[20]，应为同时期同类耀州窑产品；蓬莱水城小海港池遗址出土了青釉素面盏和青釉印花菊纹盏各1件（图七）[21，22]，应为北宋中晚期耀州窑产品。
明州（今浙江宁波），从唐宋到元代一直是外销瓷输出的重要港口。北宋咸平二年（999）朝廷在此设立了市舶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宁波老城区东门口一带，即北宋明州港市舶司附近相继出土了7件耀州窑青瓷，时代均为北宋中晚期，以碗、盘为主，装饰以印花牡丹、菊纹为多，素面较少[23]。它们的出土说明明州是北宋中晚期耀瓷外销的重要港口之一。
福建泉州也是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也在此地设置了市舶司。泉州府后山遗址是宋代泉州市舶司的所在地，该遗址的宋代地层出土了青釉刻莲瓣纹碗、青釉出筋素面碗等耀州窑瓷器[24]，这是耀州窑瓷器在此转口贸易的直接证据。
广州在唐宋时期一直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大型港口，唐代设立了市舶使，宋代设立市舶司，掌管海外商舶贸易，这里也是耀州窑瓷器外销的集散地之一。广州中山六路黄金广场曾出土刻花牡丹纹盘和印花六分格牡丹纹碟（图八）等耀州窑青瓷[25]。此外，广州的西村窑是耀州窑系的重要窑场，该窑烧制的一种青釉印花缠枝菊纹小碗，器形和纹饰都同耀州窑中心窑场黄堡窑所烧制的同类器极其接近[26，27]，足見耀瓷对广州的影响之深。
古代海上沉船所见耀瓷来源确切，是探讨外销耀瓷十分可靠的材料。目前仅见“南海Ⅰ号”沉船出水耀瓷。“南海Ⅰ号”沉船位于广东阳江台山海域，时代为南宋中期，目前发现瓷器约16万件，主要来源于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的德化窑和磁灶窑等南方地区的窑口，其中仅有2件青釉刻花盘（标本T0501④c∶849和T0501④c∶850）来自耀州窑[28]。二器均为敞口、圆唇、浅斜弧腹、圈足，内底饰以刻花折枝牡丹纹，内壁近盘沿处刻一周卷草纹（图九，1），与甘肃灵台百里窖藏出土的青釉刻花盘（图九，2）[29]类似，均属于典型的金代早期耀州窑产品。
三、外销耀瓷的运销线路
通过对海外耀瓷发现地和我国外销耀瓷港口的胪列，可以大致勾勒出外销耀瓷的主要运销路线。
（一）外销耀瓷的国内转运线路
耀州窑作为内陆窑场，其瓷器产品外销首先要从窑场所在地（今陕西铜川）转运到沿海港口，其转运线路大致有以下几条。
1.至登州港的线路耀瓷产品从窑场出发至渭河，沿渭河而下转至黄河，经过今天的华阴、三门峡、洛阳、郑州到达开封，再经过山东省到达蓬莱（即登州港）。这条线路是唐代东西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交通干线与洛阳郑汴驿道[30]的延续，运输过程中应为水运和陆运相结合。
2.至明州和泉州港口的线路有两条线路。一是与到登州港线路的前段相同，耀瓷产品从窑场出发首先运抵开封，再通过大运河南下运达杭州，由杭州经水运或陆运到达明州和泉州。另一条线路是从窑场出发，南下过蓝田后穿越秦岭，经商洛出武关，到丹江上游的今郧县、淅川，再沿汉江转至长江，顺长江而下可到达扬州，再经大运河到杭州，由杭州运达明州和泉州。第二条线路中的蓝田至武关段历来是关中通往荆、襄的要道[31]。 3.至广州的线路首先应走蓝田至武关段，再经今天的襄阳、荆州，顺长江而下到达岳阳，再沿长江支流湘江南下，依次经过今天的长沙、衡阳、郴州，越过骑田岭后经广东韶关到达广州。另外，沿湘江过衡阳后，向西南过零陵，再通过灵渠经广西桂林也可直达广州[32]。
（二）外销耀瓷的海外运销线路
外销耀瓷到达我国沿海港口后，再以转口贸易的方式远销海外的不同区域，具体海外运销线路如下。
1.登州邻近朝鲜半岛和日本，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六年（1073）十二月壬辰”条记载，“高丽自国初皆由登州来朝”[33]。北宋前期，登州港是耀瓷外销到朝鲜和日本的最重要港口。从登州港出发，东渡黄海至朝鲜半岛，再从朝鲜半岛向西南航行可达日本。
2.明州地理位置优越，是天然良港，熙宁以后，登州因靠近辽境而被宋廷封闭，高丽使臣改由明州出入[17]。据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记载，元丰三年（1080）规定所有去往高丽、日本的船舶必须由明州市舶司遣发[34]。北宋后期，明州是耀瓷外销到朝鲜和日本的最重要港口。
3.泉州地理位置南北适中，既有面向东海的航线，又有面向南海的航线，以南海航线为主。泉州城南晋江沿岸港口是海船停泊地，其周边因而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的集中居住区，有不少印度、阿拉伯的商人在此生活[17]，说明泉州港的海外航线经过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所以转运到泉州的耀瓷应是主要运销到这些地区。
4.廣州主要是面向南海的航线，南海诸国的商船大多在此停泊[32]。从广州港出发，向南可到达印尼群岛、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地区，继续向西航行可到达印度次大陆及南亚其他地区，最远可到达西亚及非洲，所以转运到广州的耀瓷可运销到这些地区。
总之，从登州、明州外销的耀瓷主要目的地为朝鲜半岛和日本，从泉州和广州外销的耀瓷主要被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东非地区，实际上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路线行进，而“南海Ⅰ号”正好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水道。
四、外销耀瓷产品概况及其在外销瓷中的地位
根据表一可知，目前所见外销耀瓷都是最具耀州窑特色的青釉产品，以碗、盘、碟为多，装饰手法以印花为主，常见纹样也是极具耀瓷特色的牡丹、菊花、莲花、水波等。这些质量上乘的耀瓷大多属于北宋中晚期，仅有少量其他时期的产品，可知耀瓷的外销主要集中在北宋中晚期[35]。至于耀州窑外销瓷除了青瓷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品种，现在还难以确定。
耀州窑外销瓷比重最大的是北宋中晚期产品，这与耀州窑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唐代创烧的耀州窑经过五代时期承前启后的发展，走上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道路，加之北宋初期在原料加工、制坯等方面的技术革新以及窑炉结构和燃料的改进[35]，耀州窑在北宋中晚期达到鼎盛阶段。此时的耀瓷质量上乘，不仅上供朝廷，还在民间广泛流行，特别是刻花、印花青瓷更是独树一帜，备受人们青睐。因此，这一时期的耀州窑瓷器能够在当时国内窑业百花齐放的大背景下脱颖而出，在国外也拥有一定的市场。金代晚期以后，耀州窑开始转型，产品质量大不如前，外销变得比较困难。
据弓场纪知统计，2001年以前福斯塔特遗址共出土中国古瓷12705片，其中耀州窑青瓷仅有25片，所占比例极小，而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龙泉窑青瓷以及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则多达数百甚至数千片[7]。同样，日本出土的中国宋代瓷器主要是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西村窑等南方窑场的瓷器，耀州窑、磁州窑等北方窑场的陶瓷所占比例相对较小[36]。由此可见，耀州窑瓷器在中国古代外销瓷中所占比例较小且持续时间不长。这与其区位因素有重要关系。由于外销瓷的运输通道主要为海上丝绸之路，而耀州窑所在地陕西铜川地处中国内陆，与海外贸易港口的距离遥远，从产地到港口的长途运输耗时耗力，加之瓷器容易破碎，导致外销成本较高，与近海窑场相比劣势明显，难以大量参与外销。
五、外销耀瓷的影响
我国古代瓷器在海外的销售往往不是单纯的产品流动，还会带动不同地区陶瓷技艺的交流，最典型的莫过于埃及福斯塔特。除外销瓷外，该遗址还发现了大量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景德镇青花瓷等的仿制品，不同的是埃及的仿制品均为陶器[9]。除此之外，日本的奈良三彩、伊万里瓷是对中国唐三彩、景德镇青花瓷的仿烧。王光尧曾根据外销瓷影响程度的不同，将中外瓷器交流分为依次递增的三个层次：单纯的瓷器输出，输入地对中国瓷器的模仿，以人为媒介的技术交流[37]。那么外销耀瓷对输入地的影响如何呢？
朝鲜半岛在10—14世纪烧制的高丽青瓷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尤其是越窑、耀州窑、汝窑、定窑、官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等窑口的瓷器[38]。其中耀州窑青瓷对其的影响主要在10世纪中期至12世纪初[39]。首先表现在对耀瓷器形的模仿上，如仿五代耀州窑的青釉敛口碗，直口微敛、斜弧腹的特征都模仿得十分到位，仅圈足比耀州窑的略小（图一〇，1、2）。再如高丽青瓷中常见的花口小碟，口腹呈菊瓣状，浅斜腹，卧足，造型与北宋中晚期的耀州窑菊瓣碟基本一致（图一〇，3、4）。其次，高丽青瓷学习耀瓷的刻花或印花技艺，其装饰的纹样与耀州窑产品如出一辙。再次，高丽青瓷还吸纳了五代耀州窑的支烧技术，许多高丽青瓷底部有三处或多处托珠支烧痕迹，这种支烧方法在五代时期耀州窑中十分流行（图一〇，5、6）。由此可见，不仅耀州窑瓷器输入朝鲜半岛，而且耀州窑制瓷技术也在当地传播开来。
耀州窑印花青瓷对越南青瓷也有一定的影响。越南仿烧耀州窑青瓷的窑场主要分布在河内市的金兰和南定省的坛镇、白哈兰、百谷遗址等地[40]，主要烧制碗、盏、碟等，时代在11—14世纪，即越南李朝（1010—1225）和陈朝（1225—1400）时期。越南窑场对耀州窑青瓷的仿制主要体现在器形和印花纹样的模仿上，特别是李朝时期许多碗、碟造型和北宋耀州窑的常见器形基本一致。纹样方面也多见耀州窑类型的缠枝菊纹和折枝牡丹纹，甚至还有婴戏纹（图一一）。 越南窑场仿烧耀州窑青瓷，除了与耀瓷产品输入有关，还有宋代广西等地窑工迁入的原因。宋代广西境内永福县窑田岭窑、兴安县严关窑及容县城关窑等多个窑场均受耀州窑影响烧制耀州窑类型的印花青瓷。广西与越南地域相近，海陆交通便利，人员往来频繁，南下越南的广西窑工带去了耀州窑的烧制技艺，促进了越南瓷业的发展[41]。
结语
发轫于唐代的陕西耀州窑，经过唐、五代、北宋早期的发展，到北宋中晚期达到鼎盛，特别是青瓷刻花、印花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深受海外客户欢迎。
耀州窑作为内陆窑场，其瓷器外销首先需要通过国内的交通线路运到沿海港口，再从沿海港口转运至世界各地。国内的运输主要依靠渭河、黄河、汉江、长江、湘江、珠江、灵渠和大运河等的水运，没有河流的地区辅助以陆路运输，转运的海港主要有登州、明州、泉州和广州。从登州、明州出发的耀瓷主要的目的地为朝鲜半岛和日本，从泉州和广州出发的耀瓷主要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东非地区。
但由于外销耀瓷的运输通道主要为海上丝绸之路，而耀州窑深处中国内陆，与海外贸易港口的距离较远，长途运输成本较高，因而耀瓷外销持续的时间不长，数量也不是很大。耀州窑瓷器外销到世界各地，不仅给当地带来了精美的中国瓷器制品，豐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促进了当地制瓷技术的发展。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禚振西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
————————
[1]禚振西.耀州窑诸窑场述略[M]//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耀州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2]禚振西.耀州窑外销陶瓷初析[C]//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晋江年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26—33.
[3]金英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高丽遗址出土中国瓷器[J].文物，2010（4）.
[4]上田秀夫.日本出土の耀州窯系青磁[M]//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中国中原に華ひらいた名窯：耀州窯展.东京：朝日新闻社，1997.
[5]京都市埋藏文化研究所.平安京左京三條三坊京都勞慟予定地における發掘調查の概要（1980）[M]//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日本出土の貿易陶瓷：西日本編1.千叶：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1993.
[6]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耀州窑[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452.
[7]弓场纪知.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1998—2001年研究成果介绍[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1）.
[8]刘未.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J].考古与文物，2016（6）.
[9]曹玲娟.六百多片北宋瓷片讲述海上丝路故事[N].人民日报，2018-10-10（12）.
[10]CARSWELL J. Chinese Ceramics from Allaippidy in Srilank[M]//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West Malaysia Chapter.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Song Dynasty Guangdong Wares and Other 11th to 19th Century Trade Ceramics Found on Tioman Islan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1]三上次男.陶瓷之路[M].李锡经，高喜美，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2]WHITEHOUSE D. Excavations at Siraf：First Interim Report[J].Iran，1968（6）.
[13]WHITEHOUSE D. Excavations at Siraf：Second Interim Report[J].Iran，1969（7）.
[14]WHITEHOUSE D. Excavations at Siraf：Forth Interim Report[J].Iran，1971（9）.
[15]戈尔德施密特.中国瓷器：以色列考古研究的珍宝[N].光明日报，2019-04-19（12）.
[16]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25—26.
[17]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8]李小宇，袁晓春.蓬莱古船博物馆藏唐宋时期瓷器[J].文物，2016（6）.
[19]张秀夫，田淑华，成长福.河北平泉县小吉沟辽墓[J].文物，1982（7）.
[2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64—65.
[21]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蓬莱县文化局.山东蓬莱水城清淤与古船发掘[C]//蓬莱县文化局.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89：1—48.
[2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蓬莱古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74.
[23]李军.北宋耀州窑瓷外销日本之研究[G]//耀州窑博物馆.中国耀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24]泉州市考古队.2019年泉州府后山遗址考古收获[J].福建文博，2020（2）. [25]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中山六路黄金广场汉六朝唐宋遗址[G]//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202—242.
[26]黄静.广东宋代外销瓷及其与耀州窑的关系[C]//耀州窑博物馆.中国耀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27]冯素阁.论西村窑与耀州窑青瓷的装饰艺术[C]//耀州窑博物馆.中国耀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28]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157—362.
[29]刘得祯.甘肃灵台百里镇出土一批宋代文物[J].考古，1987（4）.
[30]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河南淮南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1]曹家齊.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M].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32]曹家齐.宋代的交通与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4]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M]//苏轼.苏东坡全集：6：卷七十八.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35]森达也.宋元外销瓷的窑口与输出港口[J].考古与文物，2016（6）.
[36]谢明良.日本出土唐宋时代陶瓷及其有关问题[J].故宫学术季刊，1996，13（4）.
[37]王光尧.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3）.
[38]冯小琦.深受中国瓷器影响的高丽青瓷[J].收藏家，2000（6）.
[39]郑良谟.高丽青瓷[M].金英美，译.金光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3—15.
[40]西野笵子.模仿陕西耀州窑系与广西严关窑青瓷的越南陶瓷：以河内郊外Kim Lan遗址、Nam Dinh省出土资料为中心的分析[M].//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5期.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8.
[41]霍巍，韦莉果.11—14世纪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研究[J].江汉考古，2019（5）.
〔责任编辑：李琳〕
【摘要】耀州窑是唐、五代、宋、金时期中国北方地区规模较大、影响广泛的窑场之一。近年来，在国外的一些古遗址常有耀州窑瓷器出土，通过对这些瓷器品种、釉色、纹饰等特征的识别和统计，结合外销港口及沉船发现的耀瓷情况，对比输出地的瓷器特征，我们可以探究外销耀瓷的运销线路和范围，耀瓷在中国外销瓷中的地位以及对输入地陶瓷生产的影响。
耀州窑位于陕西省铜川市，发轫于唐代，至今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唐、五代、宋、金时期，耀州窑是中国北方地区规模较大、影响广泛的窑场之一[1]。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耀州窑遗址进行过四次考古发掘，已基本厘清了历代耀瓷的特征和烧制工艺，但对于古代耀瓷的海外销售问题，仅有禚振西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过探讨[2]。事实上，耀瓷的外销问题对于全面认知耀州窑产品的销售和影响，深刻把握耀州窑作为内陆窑场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探究。
一、海外耀瓷的发现情况
近年来，国外的一些古遗址陆续有耀州窑瓷器出土，它们是中国古代瓷器外销的见证物，是探讨外销耀瓷最为可靠的材料。根据目前的资料，古代外销耀瓷的发现地分布在海外以下地区（表一）。
（一）东亚地区
朝鲜半岛上的朝鲜和韩国都有耀瓷出土。出土地主要有朝鲜京畿道的开城，这里曾经是高丽王朝（918—1392）的都城，大部分耀州窑瓷器便出土于该地的古坟遗址[3]。另外，朝鲜黄海道海州，韩国全罗南道、忠清北道等地也有少量耀州窑瓷器出土[3]。根据韩国学者金英美介绍，朝鲜半岛上出土的耀瓷主要收藏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3]，共60多件，以碗最多，其次为盘、盏等。这些耀瓷从烧制时间上可分为北宋早期和北宋中晚期两个阶段：前期以青釉刻花缠枝菊纹罐和牡丹纹罐（图一，1、2）为代表，装饰手法多见类似减地的剔花及刻花；后期以青釉印花菊纹盏和六分格牡丹纹碟为代表（图一，3、4），装饰手法多印花。
日本国内也有耀瓷陆续出土，出土地主要分布在以京都府和福冈县为中心的两大区域。据日本学者上田秀夫的统计，日本各地发现的耀瓷共有27件（片）[4]。其中1980年京都左京三条三坊七町水沟遗址出土的1件青釉印花碗，是耀瓷在日本的首次发现[5]。福冈市博多区遗迹群和筑港线遗址出土的青釉耀瓷最多，有素面和印花两种，印花装饰的有花卉纹碗、水波鱼纹碗、花卉纹器盖、花卉纹钵、印花碟等，共计21件（片）[4]。太宰府市太宰府遗址出土有青釉印花牡丹纹碟、青釉外刻花内划花碗等，共4件（片）[4]。此外，在佐贺市观音遗迹出土有青釉印花牡丹纹盘1件[4]。日本出土的耀瓷主要属于北宋时期，又以11—12世纪的为多，虽多为残片，但仍可辨以碗、盘为多，装饰手法主要为印花。
（二）东南亚地区
（三）南亚地区
在斯里兰卡北方省贾夫纳县凯茨岛的阿莱皮蒂海港遗址有耀瓷出土，多为青釉印花瓷碎片，疑为古代商船的弃置物，年代不早于北宋中晚期[8，9]。最早的发现者不能辨识耀州窑青瓷，将其笼统地归于北方青瓷（图三）[10]。该遗址同时出土了大量广州西村窑青釉、青白釉瓷，酱釉陶和景德镇青白釉瓷，耀瓷在其中所占比例较小。
（四）西亚地区
阿曼北部海岸的重要城市蘇哈尔是古代阿拉伯世界和东方进行贸易活动的重要港口，在这里有中国古代多个窑口的瓷器出土[11]，其中就有宋代耀州窑青瓷[2]。
伊朗布什尔省的塔赫里村是中世纪著名的海港尸罗夫所在地，在对尸罗夫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耀州窑瓷器残片（图四），为北宋中晚期典型的青釉印花花卉纹瓷片。这里还出土了唐代越窑和长沙窑的瓷器[12—14]。
以色列境内多个遗址出土了9—13世纪中国的瓷器[15]。其中以色列北部阿卡古城遗址出土有耀州窑瓷器，主要为印花缠枝菊纹青瓷，具有典型北宋中晚期耀州窑瓷器的特征[15]。
（五）北非地区
位于埃及开罗南郊的福斯塔特是目前海外出土古代中国陶瓷最多的遗址。《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中记载了1片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福斯塔特遗址的耀瓷青釉瓷片，瓷片饰以刻花莲纹，莲瓣疏朗大气，具有明显的金代早期耀州窑青瓷的风格（图五，1）[16]。1964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和长谷部乐尔等曾在此遗址进行调查，三上次男先生所著《陶瓷之路》中收录了调查成果[11]，但是由于研究者的认知不到位，耀瓷在当时没有被识别出，因而此书中并没有耀瓷的记录信息。1998—2001年，长谷部乐尔、手塚直树、弓场纪知与埃及政府古物部联合，对福斯塔特遗址以前出土的所有文物进行清洗、分类和调查，在逾百万件瓷器碎片中辨识出外销耀瓷25片。这些耀瓷以碗、盘为主，有刻花、划花（篦划）、印花多种装饰手法，纹饰题材有牡丹、莲瓣、水波、大雁等，主要为北宋中晚期耀州窑的产品（图五，2）[7]。
（六）东非地区
坦桑尼亚海岸的数十处遗址都曾出土中国古代瓷器残片[11]，其中距离海岸线约1公里的基尔瓦岛是坦桑尼亚发现中国瓷器残片最多的地方。基尔瓦岛的大清真寺遗址发现1片耀州窑青釉印花花卉纹瓷片[16]，为典型北宋晚期的耀州窑印花碗盘残片。
综上，耀瓷在海外的发现地主要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和东非等地，分别是东亚的朝鲜开城、海州，韩国全罗南道、忠清北道，日本京都府和福冈县附近；东南亚的越南会安占婆岛，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亚的斯里兰卡凯茨岛；西亚的阿曼苏哈尔，伊朗塔赫里村，以色列阿卡古城；北非的埃及福斯塔特；东非的坦桑尼亚基尔瓦岛。可以认为这些地区是耀瓷在海外的销售地。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瓷器出口贸易的勃兴，海上的贸易通道十分繁盛，成为东西贸易的主要通道。这条通道由南行航线和东行航线组成：南行航线东起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经印尼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出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海岸线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南，再经阿拉伯海海岸线到达波斯湾、红海及北非、东非等地；东行航线主要从中国东部海港直通日本和朝鲜半岛[17]。古代耀瓷对外销售的贸易通道也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
在海外耀瓷的出土地中，埃及的福斯塔特和朝鲜半岛的开城均为当时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是中世纪东非国际贸易极其繁盛的城市，阿曼的苏哈尔和伊朗的尸罗夫均为中世纪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些城市或港口均为该地区古代东西海上贸易通道上的重要节点。
从海外出土耀瓷的品类和数量来说，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出土有青釉碗、碟、盘、罐、钵、器盖等，素面、刻花、印花产品均有。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区则仅出土以碗、盘为主的少量瓷器，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耀瓷的外销市场主要侧重于东亚地区。
二、国内沿海港口及古代沉船中的外销耀瓷遗物
耀州窑所在地陕西铜川位于我国内陆，其产品输往海外，首先需要完成从耀州窑窑场向沿海港口的运输。唐宋时期沿海的登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均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远在内陆的耀州窑瓷器正是通过水路、陆路多次辗转运输到这些海港之后，才和其他窑口的瓷器一起被装上货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远去，那么这些港口及附近的古代沉船自然也会留下外销耀瓷遗物。
山东蓬莱是唐宋时期北方第一大港——登州港的所在地，销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部分耀瓷就是从这里出发。现有资料显示，这里曾出土了3件耀州窑青瓷：出土于登州镇王沟村的1件青釉剔花牡丹纹执壶（图六，1）[18]为五代、宋初耀州窑产品，形制与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出土的青釉执壶（图六，2）[19]以及陕西铜川黄堡窑五代窑址出土的B型Ⅱ式壶（图六，3）十分近似[20]，应为同时期同类耀州窑产品；蓬莱水城小海港池遗址出土了青釉素面盏和青釉印花菊纹盏各1件（图七）[21，22]，应为北宋中晚期耀州窑产品。
明州（今浙江宁波），从唐宋到元代一直是外销瓷输出的重要港口。北宋咸平二年（999）朝廷在此设立了市舶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宁波老城区东门口一带，即北宋明州港市舶司附近相继出土了7件耀州窑青瓷，时代均为北宋中晚期，以碗、盘为主，装饰以印花牡丹、菊纹为多，素面较少[23]。它们的出土说明明州是北宋中晚期耀瓷外销的重要港口之一。
福建泉州也是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也在此地设置了市舶司。泉州府后山遗址是宋代泉州市舶司的所在地，该遗址的宋代地层出土了青釉刻莲瓣纹碗、青釉出筋素面碗等耀州窑瓷器[24]，这是耀州窑瓷器在此转口贸易的直接证据。
广州在唐宋时期一直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大型港口，唐代设立了市舶使，宋代设立市舶司，掌管海外商舶贸易，这里也是耀州窑瓷器外销的集散地之一。广州中山六路黄金广场曾出土刻花牡丹纹盘和印花六分格牡丹纹碟（图八）等耀州窑青瓷[25]。此外，广州的西村窑是耀州窑系的重要窑场，该窑烧制的一种青釉印花缠枝菊纹小碗，器形和纹饰都同耀州窑中心窑场黄堡窑所烧制的同类器极其接近[26，27]，足見耀瓷对广州的影响之深。
古代海上沉船所见耀瓷来源确切，是探讨外销耀瓷十分可靠的材料。目前仅见“南海Ⅰ号”沉船出水耀瓷。“南海Ⅰ号”沉船位于广东阳江台山海域，时代为南宋中期，目前发现瓷器约16万件，主要来源于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福建的德化窑和磁灶窑等南方地区的窑口，其中仅有2件青釉刻花盘（标本T0501④c∶849和T0501④c∶850）来自耀州窑[28]。二器均为敞口、圆唇、浅斜弧腹、圈足，内底饰以刻花折枝牡丹纹，内壁近盘沿处刻一周卷草纹（图九，1），与甘肃灵台百里窖藏出土的青釉刻花盘（图九，2）[29]类似，均属于典型的金代早期耀州窑产品。
三、外销耀瓷的运销线路
通过对海外耀瓷发现地和我国外销耀瓷港口的胪列，可以大致勾勒出外销耀瓷的主要运销路线。
（一）外销耀瓷的国内转运线路
耀州窑作为内陆窑场，其瓷器产品外销首先要从窑场所在地（今陕西铜川）转运到沿海港口，其转运线路大致有以下几条。
1.至登州港的线路耀瓷产品从窑场出发至渭河，沿渭河而下转至黄河，经过今天的华阴、三门峡、洛阳、郑州到达开封，再经过山东省到达蓬莱（即登州港）。这条线路是唐代东西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交通干线与洛阳郑汴驿道[30]的延续，运输过程中应为水运和陆运相结合。
2.至明州和泉州港口的线路有两条线路。一是与到登州港线路的前段相同，耀瓷产品从窑场出发首先运抵开封，再通过大运河南下运达杭州，由杭州经水运或陆运到达明州和泉州。另一条线路是从窑场出发，南下过蓝田后穿越秦岭，经商洛出武关，到丹江上游的今郧县、淅川，再沿汉江转至长江，顺长江而下可到达扬州，再经大运河到杭州，由杭州运达明州和泉州。第二条线路中的蓝田至武关段历来是关中通往荆、襄的要道[31]。 3.至广州的线路首先应走蓝田至武关段，再经今天的襄阳、荆州，顺长江而下到达岳阳，再沿长江支流湘江南下，依次经过今天的长沙、衡阳、郴州，越过骑田岭后经广东韶关到达广州。另外，沿湘江过衡阳后，向西南过零陵，再通过灵渠经广西桂林也可直达广州[32]。
（二）外销耀瓷的海外运销线路
外销耀瓷到达我国沿海港口后，再以转口贸易的方式远销海外的不同区域，具体海外运销线路如下。
1.登州邻近朝鲜半岛和日本，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六年（1073）十二月壬辰”条记载，“高丽自国初皆由登州来朝”[33]。北宋前期，登州港是耀瓷外销到朝鲜和日本的最重要港口。从登州港出发，东渡黄海至朝鲜半岛，再从朝鲜半岛向西南航行可达日本。
2.明州地理位置优越，是天然良港，熙宁以后，登州因靠近辽境而被宋廷封闭，高丽使臣改由明州出入[17]。据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记载，元丰三年（1080）规定所有去往高丽、日本的船舶必须由明州市舶司遣发[34]。北宋后期，明州是耀瓷外销到朝鲜和日本的最重要港口。
3.泉州地理位置南北适中，既有面向东海的航线，又有面向南海的航线，以南海航线为主。泉州城南晋江沿岸港口是海船停泊地，其周边因而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的集中居住区，有不少印度、阿拉伯的商人在此生活[17]，说明泉州港的海外航线经过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所以转运到泉州的耀瓷应是主要运销到这些地区。
4.廣州主要是面向南海的航线，南海诸国的商船大多在此停泊[32]。从广州港出发，向南可到达印尼群岛、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等东南亚地区，继续向西航行可到达印度次大陆及南亚其他地区，最远可到达西亚及非洲，所以转运到广州的耀瓷可运销到这些地区。
总之，从登州、明州外销的耀瓷主要目的地为朝鲜半岛和日本，从泉州和广州外销的耀瓷主要被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东非地区，实际上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路线行进，而“南海Ⅰ号”正好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水道。
四、外销耀瓷产品概况及其在外销瓷中的地位
根据表一可知，目前所见外销耀瓷都是最具耀州窑特色的青釉产品，以碗、盘、碟为多，装饰手法以印花为主，常见纹样也是极具耀瓷特色的牡丹、菊花、莲花、水波等。这些质量上乘的耀瓷大多属于北宋中晚期，仅有少量其他时期的产品，可知耀瓷的外销主要集中在北宋中晚期[35]。至于耀州窑外销瓷除了青瓷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品种，现在还难以确定。
耀州窑外销瓷比重最大的是北宋中晚期产品，这与耀州窑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唐代创烧的耀州窑经过五代时期承前启后的发展，走上以烧造青瓷为主的道路，加之北宋初期在原料加工、制坯等方面的技术革新以及窑炉结构和燃料的改进[35]，耀州窑在北宋中晚期达到鼎盛阶段。此时的耀瓷质量上乘，不仅上供朝廷，还在民间广泛流行，特别是刻花、印花青瓷更是独树一帜，备受人们青睐。因此，这一时期的耀州窑瓷器能够在当时国内窑业百花齐放的大背景下脱颖而出，在国外也拥有一定的市场。金代晚期以后，耀州窑开始转型，产品质量大不如前，外销变得比较困难。
据弓场纪知统计，2001年以前福斯塔特遗址共出土中国古瓷12705片，其中耀州窑青瓷仅有25片，所占比例极小，而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龙泉窑青瓷以及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则多达数百甚至数千片[7]。同样，日本出土的中国宋代瓷器主要是龙泉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西村窑等南方窑场的瓷器，耀州窑、磁州窑等北方窑场的陶瓷所占比例相对较小[36]。由此可见，耀州窑瓷器在中国古代外销瓷中所占比例较小且持续时间不长。这与其区位因素有重要关系。由于外销瓷的运输通道主要为海上丝绸之路，而耀州窑所在地陕西铜川地处中国内陆，与海外贸易港口的距离遥远，从产地到港口的长途运输耗时耗力，加之瓷器容易破碎，导致外销成本较高，与近海窑场相比劣势明显，难以大量参与外销。
五、外销耀瓷的影响
我国古代瓷器在海外的销售往往不是单纯的产品流动，还会带动不同地区陶瓷技艺的交流，最典型的莫过于埃及福斯塔特。除外销瓷外，该遗址还发现了大量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景德镇青花瓷等的仿制品，不同的是埃及的仿制品均为陶器[9]。除此之外，日本的奈良三彩、伊万里瓷是对中国唐三彩、景德镇青花瓷的仿烧。王光尧曾根据外销瓷影响程度的不同，将中外瓷器交流分为依次递增的三个层次：单纯的瓷器输出，输入地对中国瓷器的模仿，以人为媒介的技术交流[37]。那么外销耀瓷对输入地的影响如何呢？
朝鲜半岛在10—14世纪烧制的高丽青瓷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尤其是越窑、耀州窑、汝窑、定窑、官窑、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等窑口的瓷器[38]。其中耀州窑青瓷对其的影响主要在10世纪中期至12世纪初[39]。首先表现在对耀瓷器形的模仿上，如仿五代耀州窑的青釉敛口碗，直口微敛、斜弧腹的特征都模仿得十分到位，仅圈足比耀州窑的略小（图一〇，1、2）。再如高丽青瓷中常见的花口小碟，口腹呈菊瓣状，浅斜腹，卧足，造型与北宋中晚期的耀州窑菊瓣碟基本一致（图一〇，3、4）。其次，高丽青瓷学习耀瓷的刻花或印花技艺，其装饰的纹样与耀州窑产品如出一辙。再次，高丽青瓷还吸纳了五代耀州窑的支烧技术，许多高丽青瓷底部有三处或多处托珠支烧痕迹，这种支烧方法在五代时期耀州窑中十分流行（图一〇，5、6）。由此可见，不仅耀州窑瓷器输入朝鲜半岛，而且耀州窑制瓷技术也在当地传播开来。
耀州窑印花青瓷对越南青瓷也有一定的影响。越南仿烧耀州窑青瓷的窑场主要分布在河内市的金兰和南定省的坛镇、白哈兰、百谷遗址等地[40]，主要烧制碗、盏、碟等，时代在11—14世纪，即越南李朝（1010—1225）和陈朝（1225—1400）时期。越南窑场对耀州窑青瓷的仿制主要体现在器形和印花纹样的模仿上，特别是李朝时期许多碗、碟造型和北宋耀州窑的常见器形基本一致。纹样方面也多见耀州窑类型的缠枝菊纹和折枝牡丹纹，甚至还有婴戏纹（图一一）。 越南窑场仿烧耀州窑青瓷，除了与耀瓷产品输入有关，还有宋代广西等地窑工迁入的原因。宋代广西境内永福县窑田岭窑、兴安县严关窑及容县城关窑等多个窑场均受耀州窑影响烧制耀州窑类型的印花青瓷。广西与越南地域相近，海陆交通便利，人员往来频繁，南下越南的广西窑工带去了耀州窑的烧制技艺，促进了越南瓷业的发展[41]。
结语
发轫于唐代的陕西耀州窑，经过唐、五代、北宋早期的发展，到北宋中晚期达到鼎盛，特别是青瓷刻花、印花产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深受海外客户欢迎。
耀州窑作为内陆窑场，其瓷器外销首先需要通过国内的交通线路运到沿海港口，再从沿海港口转运至世界各地。国内的运输主要依靠渭河、黄河、汉江、长江、湘江、珠江、灵渠和大运河等的水运，没有河流的地区辅助以陆路运输，转运的海港主要有登州、明州、泉州和广州。从登州、明州出发的耀瓷主要的目的地为朝鲜半岛和日本，从泉州和广州出发的耀瓷主要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东非地区。
但由于外销耀瓷的运输通道主要为海上丝绸之路，而耀州窑深处中国内陆，与海外贸易港口的距离较远，长途运输成本较高，因而耀瓷外销持续的时间不长，数量也不是很大。耀州窑瓷器外销到世界各地，不仅给当地带来了精美的中国瓷器制品，豐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促进了当地制瓷技术的发展。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禚振西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
————————
[1]禚振西.耀州窑诸窑场述略[M]//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耀州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2]禚振西.耀州窑外销陶瓷初析[C]//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晋江年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26—33.
[3]金英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高丽遗址出土中国瓷器[J].文物，2010（4）.
[4]上田秀夫.日本出土の耀州窯系青磁[M]//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中国中原に華ひらいた名窯：耀州窯展.东京：朝日新闻社，1997.
[5]京都市埋藏文化研究所.平安京左京三條三坊京都勞慟予定地における發掘調查の概要（1980）[M]//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日本出土の貿易陶瓷：西日本編1.千叶：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1993.
[6]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国耀州窑[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452.
[7]弓场纪知.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陶瓷：1998—2001年研究成果介绍[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1）.
[8]刘未.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J].考古与文物，2016（6）.
[9]曹玲娟.六百多片北宋瓷片讲述海上丝路故事[N].人民日报，2018-10-10（12）.
[10]CARSWELL J. Chinese Ceramics from Allaippidy in Srilank[M]//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West Malaysia Chapter.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Song Dynasty Guangdong Wares and Other 11th to 19th Century Trade Ceramics Found on Tioman Islan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11]三上次男.陶瓷之路[M].李锡经，高喜美，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2]WHITEHOUSE D. Excavations at Siraf：First Interim Report[J].Iran，1968（6）.
[13]WHITEHOUSE D. Excavations at Siraf：Second Interim Report[J].Iran，1969（7）.
[14]WHITEHOUSE D. Excavations at Siraf：Forth Interim Report[J].Iran，1971（9）.
[15]戈尔德施密特.中国瓷器：以色列考古研究的珍宝[N].光明日报，2019-04-19（12）.
[16]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25—26.
[17]陈高华，陈尚胜.中国海外交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8]李小宇，袁晓春.蓬莱古船博物馆藏唐宋时期瓷器[J].文物，2016（6）.
[19]张秀夫，田淑华，成长福.河北平泉县小吉沟辽墓[J].文物，1982（7）.
[2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64—65.
[21]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蓬莱县文化局.山东蓬莱水城清淤与古船发掘[C]//蓬莱县文化局.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大连：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89：1—48.
[2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蓬莱古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74.
[23]李军.北宋耀州窑瓷外销日本之研究[G]//耀州窑博物馆.中国耀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24]泉州市考古队.2019年泉州府后山遗址考古收获[J].福建文博，2020（2）. [25]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中山六路黄金广场汉六朝唐宋遗址[G]//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202—242.
[26]黄静.广东宋代外销瓷及其与耀州窑的关系[C]//耀州窑博物馆.中国耀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27]冯素阁.论西村窑与耀州窑青瓷的装饰艺术[C]//耀州窑博物馆.中国耀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28]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157—362.
[29]刘得祯.甘肃灵台百里镇出土一批宋代文物[J].考古，1987（4）.
[30]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河南淮南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1]曹家齊.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M].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32]曹家齐.宋代的交通与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4]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M]//苏轼.苏东坡全集：6：卷七十八.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35]森达也.宋元外销瓷的窑口与输出港口[J].考古与文物，2016（6）.
[36]谢明良.日本出土唐宋时代陶瓷及其有关问题[J].故宫学术季刊，1996，13（4）.
[37]王光尧.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3）.
[38]冯小琦.深受中国瓷器影响的高丽青瓷[J].收藏家，2000（6）.
[39]郑良谟.高丽青瓷[M].金英美，译.金光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3—15.
[40]西野笵子.模仿陕西耀州窑系与广西严关窑青瓷的越南陶瓷：以河内郊外Kim Lan遗址、Nam Dinh省出土资料为中心的分析[M].//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25期.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8.
[41]霍巍，韦莉果.11—14世纪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研究[J].江汉考古，2019（5）.
〔责任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