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读高中时，语文课除了老师讲授统一语文课本教材外，学生还有人手一册的《阅读文选》。文选大多是名家名作，如吴伯箫、杜宣、袁鹰、秦牧、冯牧、刘白羽、韩少华的散文，赵树理、张庆田、茹志鹃、陆文夫、王宗元的小说，白夜、龚同文、拾风的杂文等。其中有一篇高克林记录整理的《鲁忠才长征记》，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篇文章不是文学作品，是一篇类似今天的调查报告的新闻作品。作为新闻的一种重要体裁，这篇文章体现出来的文风至今仍有启发、典范意义。
　　这篇调查报告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分别刊发在1941年9月14日和15日的《解放日报》上，引起巨大反响。调研对象是陕北 县（今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另外还有两名区干部，共三人。调查的内容是鲁忠才率队第一次到定边运盐的经过，那时陕北第一大资源的盐，关乎民生。这篇调查报告题为《鲁忠才长征记》，是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同志于1941年8月13日找 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了解了运输队驮盐至定边的情况后，整理写成的，全文简明扼要，语言质朴。整篇报告没有“穿鞋戴帽”，没讲一句运盐的伟大意义，而是开门见山，上来就直奔主题。全文一共讲了七个方面的情况：（一）应去驮盐的牲口未征集够的原因；（二）运盐往返的天数、路程、站名及各地概况；（三）沿途的困难；（四）一路生活情形；（五）路上发生的问题；（六）附注；（七）经验教训。这篇调查报告全文不足3000字，却谈了七大方面近40个小内容，多数小内容就是一两句话的表述，基本都是“干货”，通篇没找到一个形容词、一组排比句和一个多余的字。而且有实例，有概括，简明扼要，语言质朴，很好地反映了边区盐运状况。读后，人们对鲁忠才的运盐经过一清二楚。如沿途的困难，主要有四点，其中一点是“三里庙、梁庄至定边西站，没有水，人、牲口容易受渴”。另有一点是“定边城小偷很多，常有把牲口、钱、衣服、用具偷去的”等，都是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的叙述。毛泽东主席当年对这篇调查报告十分推崇，给予高度评价，不仅专门为其写了按语，《鲁忠才长征记》这一题目也是毛泽东亲自拟定的。
　　高克林1907年3月11日出生于陕西省华县赤水镇程高村，在武汉中华大学读书时，就接受了马列主义，并参加了恽代英领导的进步组织“利群书社”。1933年12月至1942年8月，高克林在陕甘宁边区工作。1940年，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支援抗战。
　　1941年5月26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可是，有些人认为用牲口从定边县向关中运盐得不偿失。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主席让高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三天内完成。高岗把这一紧急任务交给了高克林。
　　高克林于1941年8月13日晚向 县（今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带队到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三边”（盐边、靖边、定边）地区长途运盐的情况。然后，根据记录整理成《鲁忠才长征记》。后来毛泽东对调查报告的高度评价，连高克林自己都说“万没想到”。
　　其实，在战争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及许多文字工作者，一直坚持着一种“内容简洁、主题突出、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表述准确、文字精炼”的优良文风，并成为一种传统。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过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前辈们讲，那时的头等大事，中心工作是行军打仗，宣传、文字工作也很重要，但必须服从于战争这一中心任务。那时前方后方都很紧张，谁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写去读长文章，特别是那种空洞的长文章。好文章的唯一标准就是条理清楚、言之有物、有的放矢、一目了然，能解决实际问题……
　　空而长的文章，浮而不实的文风是何时发端、形成并蔓延成灾的？其原因是什么？这都有待于专家学者去探微、求证、解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风实质上折射的是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里面有一个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问题。特别是近些年许多理论文章动辄数万言，让人觉得像看天书，云山雾罩，不知所云，理应深入浅出的东西偏偏爱浅入深出，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人们自然不会买账。
　　毛泽东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不单是它的内容具体，更在于它的文风朴实。毛泽东在“按语”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八股”这个概念。现在，重读70年前的《鲁忠才长征记》及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仍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