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有曲折离奇的事件发生，人们总要拿它们和电影进行比较。朱令案重起波澜，人们想起电影《杀人回忆》（两者的相似度不在于事件情节，而在于朱令案和《杀人回忆》一样，都是在全民共议中陷于无果），性侵未成年人的事件频发，人们则不断提起电影《熔炉》。
　　为什么是这些电影？因为这些电影本就来源于真事，情节、质地、脉络，都生自现实土壤，有互文的可能。比如《熔炉》，就改编自真实事件：韩国光州一所聋哑学校的校长和职员，对聋哑孩童实施性侵，施暴者超过十人，可以找到的受害者多达十几名，持续时间更是长达数年，有女生从12岁起遭受性侵，一直持续到18岁。但性侵事件在2005年被揭发，并进入法律程序之后，更大的震惊却随之而来，最后受到法律裁决的，只有两名职员，一审就获轻判，到了二审，甚至被改为缓刑。施暴的教师，陆续恢复工作，重返学校担任老师。现实如此赤裸，让人喉咙发干，不敢继续深想。
　　改编成电影后，情节跟随美术老师姜仁浩的经历展开，他为了在雾津市的一所聋哑学校获得教职，向校长奉上五千万韩元。开始工作没多久，就发现了这间学校的秘密—老师和舍监，对聋哑学生进行殴打、性侵。他或者选择沉默，以保住教职，或者同流合污。他选择了取证和揭发，庭审之后，施暴者却被轻判，判决一出，罪人们拥抱欢呼。
　　《杀人回忆》和《熔炉》，是韩国近年众多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的电影中的两部，不论编导功力如何，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已经提供了一部好电影的框架，只要编导基本靠谱，就足以组织出一部厚重结实的电影。所以我们难免向自身联想，这二三十年里，发生在我们周遭的，那些震撼人心、离奇骇异的事件，几乎是一个电影富矿：龙治民杀人案、南大碎尸案、朱令案、重庆红衣男孩事件、洛阳性奴案，乃至最近发生的厦门公交车爆炸案，都是现成的电影剧本，哪怕编导只是原样描红，也足以拍出一部惊世之作，未必比肩《十二宫》《黑色大丽花》和《X市民》，仅它们蕴含的丰富话题性，已经足够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
　　这样的电影没有出现，直接原因，是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间接原因，是这几十年的教育，已经为我们培育出一种“屋子里的大象”式的思维：一件坏事，只要不讲出来，就等于没有发生过；只要不讲出来，它的伤害程度就会减轻。其它的理由，还包括会引起社会不安、引起青少年效仿等等。其实，不讲出来的伤害，要大过讲出来的一切伤害。
　　例如发生在我们附近城市的那件连环杀人案。案件始于1988年，此后多年，九个穿红衣服的女子陆续被杀，凶手一直没有被找到。它所引起的后果是，女孩子一定要被接送，红衣服卖不出去，还有各种匪夷所思的谣言，以及人们的心理动荡。终于，这个城市的公安局，在2004年做出抉择，他们向社会公布了一份“侦破系列强奸杀人案件宣传提纲”，公开案情，公布了他可能的特征，并悬赏20万缉拿凶手。这一切，还不足以把这位“X市民”找出来，但附着在凶案上的谣言和心理恐慌，却慢慢消失了。
　　讲出来，其实是抚慰。所有处于幽暗不明中的事物，都会引发心理上的恐慌，并因此附加了本不该有的神力。它变得大于事件本身，它繁殖出各种衍生品，它像叫魂妖术，引发更大动荡。讲掉，消解掉，未必能让事件解决，至少清除它的神力，胜过寻找替罪羊。
　　电影不是活报剧，不是影像新闻，不承担讲解社会事件、消除怨气的义务，但如果有一部分电影这样做了，也是一件功德。我们期待这类电影，期待我们的《熔炉》《假日》《共谋者》《那家伙的声音》。当然，对这类电影的期待，其实是对社会制度、社会气氛变化的期待，给幽暗事物除魅，其实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