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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普通公民，他们对银行的计息方式并不十分清楚，商业银行根据央行的规定采用的计息方式，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只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量现金往来以储蓄存款合同的形式出现，金融机构应该从如何最大限度保护储户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法规政策，并且，透明度也应该加强，银行有说清楚怎么计息的义务，对于储户来讲，也有应该问清楚怎么计结息的责任和义务。
基本案情
2005年8月26日，段某在北京的某商业银行下属的某储蓄所开立了一个个人通知存款账户，并在该存款账户按照某银行的业务规程进行“七天通知”操作。段某称，他办理了“通知存款”业务后，发现在存款日经过“大月”的31日时，当天就被忽略不计。这样段某在银行的一年存款操作后，利息就被少计算了100余元。段某认为，银行把本应交给储户的利息留在了自己的账上，这种对储户进行隐瞒的行为构成了欺诈，遂将某商业银行北京朝阳支行（简称“被告银行”）告上了法庭，要求被告银行支付原告存款利息105.86元。段某指出，被告银行从未明确告知过这样的计息方式，而在被告银行“通知存款”的业务介绍上，却明确写着按实际存期计息，利随本清。被告银行答辩称，银行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而且国内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按照这一规定计算存款利息。被告银行还进一步就计息方式作出解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在计息时，每年以360天计算，每月以30天计算，逢大月有“31日”那天，“30日”和“31日”视同一日计算利息，2月同样按照30天计算。从196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储蓄存款利率调整后有关业务处理手续问题的通知》开始，这种计息规则至今已经用了40年。原告方按照自己理解的计息方式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就此案一审裁判认为：1965年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储蓄存款利率调整后有关业务处理手续问题的通知》附件，即《简化储蓄存款计息办法和现金保管业务处理手续》规定：“各类储蓄存款（包括华侨储蓄和农村储蓄，全年均按360天计息，即无论大月、小月和闰月，每月均按30天计算。”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利率管理的法定机关，其对中国银行计息规则通行做法的说明具有权威性。因此，被告所称的“将大月的30日与31日视同一天计息”的做法，属于交易习惯。被告银行在日利率计算上相应的采取年利率除以360天的计算方式，且按一年360日计息不违反公平原则。因此，段某关于被告银行少计付期存款利息105.86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驳回了原告段某的诉讼请求，但同时，法院也指出了被告银行存在未尽到告知义务的过错，判决其负担80％的诉讼费用。
案件评析
本案中，储户和银行产生争议的原因，在于段某依据自己理解使用的计息方法与某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使用的计息方法存在差异。其中争议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公平原则适用与交易习惯的认定；2、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
计息方式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公平
本案纠纷的首要焦点是银行计息的方式是否合理合法。由于本案所涉及的计息方式缺乏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层面上的明确规范，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规范性文件有所规定，因此当事人抗辩该规定的公平合理性。
尽管银行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已经长达数十年，但是消费者则从其公平交易权保护角度来考虑，质疑这种交易习惯的公平合理性。所谓消费者公平交易权，是消费者在与经营者之间进行的消费交易中所享有的获得公平的交易条件的权利。公平的交易条件关系到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由于消费者以满足生活需求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当某种消费品不能得到时，其需求就不能满足，甚至危害自己的生命健康。因此在某种情况下，消费者出于对消费品的必要需求，他们往往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必须依赖经营者提供的信息来判断商品服务的价值和功能，因而，更容易因经营者隐瞒或欺骗而导致不公平的交易。实际上，我国《民法通则》通过民事活动基本准则确立了“公平原则”；而《消费者保护法》也强调了“公平原则”。衡量是否是一种公平交易，还包括：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有无强制性交易或者歧视性交易的行为，消费者是否得到实际上的满足或者心理的满足等等。
本案中，法院将31日不计息认定为是“交易习惯”尤其合理。这是因为：其一，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利率管理的法定机关，其对中国银行业计息规则通行做法的说明具有权威性，并从1965年沿用至今。我们可以将其认定为银行业的交易习惯，应当从效力上对这种计息规则加以肯定。其二，某银行在交易的过程中并无欺诈储户或是歧视性交易的行为。对于具体计息规则，某银行已经在其网站上进行了公告，表明其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尽管告知的方式有一定的不适当之处，但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并不存在恶意欺诈和不公平现象，因此并不违反公平原则。
银行是否存在通知方面的过错
被告方辩称，2005年9月，该银行在其网站上发出了《关于修改部分存、贷款计结息规则和计息方法的公告》，该公告声明：“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其他存款种类的计、结息规则维持现行做法不变”，并于2005年12月在各网点张贴通告。虽然某银行在自己的网站上和印发的宣传页上，都已经说明了“通知存款业务”将“按照支取日银行挂牌公告的相应利率和实际存期计息”，但却没有对31日是否计算利息做出明确的说明，且电话查询不是适当的告知方式。某银行发布的涉及计息规则的公告，因其内容不具体、不明确，应当属于没有适当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对双方争议的产生有一定过错，因而在本案中，被告方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银行的几点启示
（一）银行对基于监管规章或者交易习惯赋予客户义务，或保护自己权利的事项，应该尽可能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来约定，尤其是对于那些存在加重客户义务或者片面保护银行权益嫌疑的事项，更应该通过双方当事人书面认可的协议来规范，防止客户向法院抗辩监管规章和交易习惯的公平合理性。最近几年来发生的一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例，银行方面往往都有银行监管规定为保障，但是银行必须清醒认识到：法院对当事人民事权利纠纷的裁判并不会完全依赖监管规定，有时法院会基于公平原则或者其他重要法律原则超越监管规定，从而导致银行承担相关民事法律责任。尤其是对于银行缺乏任何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作为依据的所谓“交易习惯”或者“国际惯例”，更有可能得不到法院的认可。为此，银行应尽可能通过当事人双方明确的合同约定来规范有关权利义务，防范客户的抗辩。
（二）银行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以及监管法规变化的实际及当事人权利意识日益浓厚的现实，适时地更新各类格式化的业务凭证、合同和章程，并应注意以适当透明的方式告知客户有关规定和约定的变更。尤其是对于依据出台较早的监管规章或交易习惯拟订的各种规章和协议，均应及时的清理和修改、完善，防范客户的投诉。
（三）銀行应建立良好的客户投诉应对机制。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客户投诉问题普遍缺乏充分的关注，尽管一些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客户投诉可能带来较大的声誉风险，但是多数银行仍未建立起有效的应对客户投诉的机制。客户对银行各种业务活动或交易规则的投诉，应该受到银行高度重视，并应及时依法合理地反馈处理意见，及时纠正违法违规或者不公平合理的交易行为、交易规则，防止因为提交法院诉讼而引发对银行声誉的重大不利影响。实际上，本案的审理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各种媒体的宣传沸沸扬扬，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即使银行能通过法院的裁决获得胜诉，但是这种较大影响的舆论对银行当事人的声誉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
(作者单位：长少市湖南大学法学院)
基本案情
2005年8月26日，段某在北京的某商业银行下属的某储蓄所开立了一个个人通知存款账户，并在该存款账户按照某银行的业务规程进行“七天通知”操作。段某称，他办理了“通知存款”业务后，发现在存款日经过“大月”的31日时，当天就被忽略不计。这样段某在银行的一年存款操作后，利息就被少计算了100余元。段某认为，银行把本应交给储户的利息留在了自己的账上，这种对储户进行隐瞒的行为构成了欺诈，遂将某商业银行北京朝阳支行（简称“被告银行”）告上了法庭，要求被告银行支付原告存款利息105.86元。段某指出，被告银行从未明确告知过这样的计息方式，而在被告银行“通知存款”的业务介绍上，却明确写着按实际存期计息，利随本清。被告银行答辩称，银行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而且国内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按照这一规定计算存款利息。被告银行还进一步就计息方式作出解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在计息时，每年以360天计算，每月以30天计算，逢大月有“31日”那天，“30日”和“31日”视同一日计算利息，2月同样按照30天计算。从196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储蓄存款利率调整后有关业务处理手续问题的通知》开始，这种计息规则至今已经用了40年。原告方按照自己理解的计息方式计算利息，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裁判
一审法院就此案一审裁判认为：1965年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储蓄存款利率调整后有关业务处理手续问题的通知》附件，即《简化储蓄存款计息办法和现金保管业务处理手续》规定：“各类储蓄存款（包括华侨储蓄和农村储蓄，全年均按360天计息，即无论大月、小月和闰月，每月均按30天计算。”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利率管理的法定机关，其对中国银行计息规则通行做法的说明具有权威性。因此，被告所称的“将大月的30日与31日视同一天计息”的做法，属于交易习惯。被告银行在日利率计算上相应的采取年利率除以360天的计算方式，且按一年360日计息不违反公平原则。因此，段某关于被告银行少计付期存款利息105.86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驳回了原告段某的诉讼请求，但同时，法院也指出了被告银行存在未尽到告知义务的过错，判决其负担80％的诉讼费用。
案件评析
本案中，储户和银行产生争议的原因，在于段某依据自己理解使用的计息方法与某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使用的计息方法存在差异。其中争议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公平原则适用与交易习惯的认定；2、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
计息方式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公平
本案纠纷的首要焦点是银行计息的方式是否合理合法。由于本案所涉及的计息方式缺乏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层面上的明确规范，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规范性文件有所规定，因此当事人抗辩该规定的公平合理性。
尽管银行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已经长达数十年，但是消费者则从其公平交易权保护角度来考虑，质疑这种交易习惯的公平合理性。所谓消费者公平交易权，是消费者在与经营者之间进行的消费交易中所享有的获得公平的交易条件的权利。公平的交易条件关系到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由于消费者以满足生活需求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当某种消费品不能得到时，其需求就不能满足，甚至危害自己的生命健康。因此在某种情况下，消费者出于对消费品的必要需求，他们往往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必须依赖经营者提供的信息来判断商品服务的价值和功能，因而，更容易因经营者隐瞒或欺骗而导致不公平的交易。实际上，我国《民法通则》通过民事活动基本准则确立了“公平原则”；而《消费者保护法》也强调了“公平原则”。衡量是否是一种公平交易，还包括：在交易过程中，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有无强制性交易或者歧视性交易的行为，消费者是否得到实际上的满足或者心理的满足等等。
本案中，法院将31日不计息认定为是“交易习惯”尤其合理。这是因为：其一，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利率管理的法定机关，其对中国银行业计息规则通行做法的说明具有权威性，并从1965年沿用至今。我们可以将其认定为银行业的交易习惯，应当从效力上对这种计息规则加以肯定。其二，某银行在交易的过程中并无欺诈储户或是歧视性交易的行为。对于具体计息规则，某银行已经在其网站上进行了公告，表明其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尽管告知的方式有一定的不适当之处，但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并不存在恶意欺诈和不公平现象，因此并不违反公平原则。
银行是否存在通知方面的过错
被告方辩称，2005年9月，该银行在其网站上发出了《关于修改部分存、贷款计结息规则和计息方法的公告》，该公告声明：“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其他存款种类的计、结息规则维持现行做法不变”，并于2005年12月在各网点张贴通告。虽然某银行在自己的网站上和印发的宣传页上，都已经说明了“通知存款业务”将“按照支取日银行挂牌公告的相应利率和实际存期计息”，但却没有对31日是否计算利息做出明确的说明，且电话查询不是适当的告知方式。某银行发布的涉及计息规则的公告，因其内容不具体、不明确，应当属于没有适当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对双方争议的产生有一定过错，因而在本案中，被告方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银行的几点启示
（一）银行对基于监管规章或者交易习惯赋予客户义务，或保护自己权利的事项，应该尽可能通过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来约定，尤其是对于那些存在加重客户义务或者片面保护银行权益嫌疑的事项，更应该通过双方当事人书面认可的协议来规范，防止客户向法院抗辩监管规章和交易习惯的公平合理性。最近几年来发生的一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银行业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例，银行方面往往都有银行监管规定为保障，但是银行必须清醒认识到：法院对当事人民事权利纠纷的裁判并不会完全依赖监管规定，有时法院会基于公平原则或者其他重要法律原则超越监管规定，从而导致银行承担相关民事法律责任。尤其是对于银行缺乏任何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作为依据的所谓“交易习惯”或者“国际惯例”，更有可能得不到法院的认可。为此，银行应尽可能通过当事人双方明确的合同约定来规范有关权利义务，防范客户的抗辩。
（二）银行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以及监管法规变化的实际及当事人权利意识日益浓厚的现实，适时地更新各类格式化的业务凭证、合同和章程，并应注意以适当透明的方式告知客户有关规定和约定的变更。尤其是对于依据出台较早的监管规章或交易习惯拟订的各种规章和协议，均应及时的清理和修改、完善，防范客户的投诉。
（三）銀行应建立良好的客户投诉应对机制。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客户投诉问题普遍缺乏充分的关注，尽管一些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客户投诉可能带来较大的声誉风险，但是多数银行仍未建立起有效的应对客户投诉的机制。客户对银行各种业务活动或交易规则的投诉，应该受到银行高度重视，并应及时依法合理地反馈处理意见，及时纠正违法违规或者不公平合理的交易行为、交易规则，防止因为提交法院诉讼而引发对银行声誉的重大不利影响。实际上，本案的审理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是各种媒体的宣传沸沸扬扬，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即使银行能通过法院的裁决获得胜诉，但是这种较大影响的舆论对银行当事人的声誉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
(作者单位：长少市湖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