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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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怒的青年”是20世纪50年代活跃在英国文坛的一群青年作家的总称。更确切地说,它并不是一个文学流派,因为它既无明确的文学纲领,也无固定的文学团体或文学主张。“愤怒的青年”这一名称最初来自新闻记者莱斯利·保罗的同名传记,后来评论家借用该名称指称那些愤世嫉俗的青年作家,其代表作家有约翰·奥斯本、金斯利·艾米斯、科林·威尔逊、约翰·布莱恩、艾伦·西利托等。
  如果说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们以酗酒、吸毒、流浪来反抗这个世界,那么英国这些激进的“愤怒青年”则通过采用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在小说和剧本中揭露中下层贫苦人民的命运,对社会现状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抨击。他们多半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来自社会下层,自始至终处于痛苦与反叛之中,并通过自己的作品揭露和抨击黑暗的现实。艾伦·西利托便是“愤怒的青年”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艾伦·西利托于1928年3月4日生于英格兰中部诺丁汉一个工人家庭,与二十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工人阶级作家D·H劳伦斯是同乡。西利托的父亲是一位皮革工人,由于家境贫寒,他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14岁就辍学在自行车厂做工,后来做过一年的航空交通管制助理员。第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1946年入英国皇家空军当无线电报务员,在马来西亚服役两年,后因染上肺结核在医院治疗18个月。在此期间开始尝试写作,后旅居法国、西班牙6年。在移居西班牙的一个小岛——马约卡期间,一边教授英文,一边进行文学创作。1959年与相遇多年的美籍诗人露丝·费恩莱特终成眷属,并在英国著名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鼓励下继续写作。露丝生于美国纽约,15岁移居英国,期间还一度暂居法国和西班牙。正是在马约卡小岛上,露丝与西利托不期而遇,共同的文学志向与追求,使两个年龄相仿的文学爱好者对彼此都萌生了一丝爱意,他们开始了频繁的交往,这促使他们最终走向婚姻殿堂。
  西利托一生靠自学成才,在马来西亚时迷恋上特莱塞尔的工人题材小说《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住院期间,他博览希腊和拉丁经典作品译本。创作思想深受劳伦斯影响,深谙社会底层生活,擅长工人题材。1956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没有啤酒没有面包》,紧接着创作出首部描写诺丁汉工人阶级的小说《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此书曾遭出版商四次拒绝,一经出版就获得好评,反响巨大,轰动文坛,很快成为畅销书,西利托因而一举成名。从此他被誉为“愤怒的青年”后期代表作家,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作家。
  小说《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叙述的是自行车厂工人亚瑟·西顿的故事。21岁的青年亚瑟·西顿从15岁起就进了工厂,一周挣14英镑。六天里,他拼命干活,直干到周末,五脏六腑的汗都流得精光,挣了钱就去享乐。他的心中充满了不满、反感、愤懑、仇恨,视现行的一切为“眼中钉肉中刺”。他憎恨工厂里的恶劣环境,憎恨繁重的体力劳动,憎恨国家的“福利”制度,更憎恨那些把工人踩在脚下的工头。为了表示反抗,他鄙弃传统的道德准则,用酗酒、斗殴和玩女人的方式来发泄强烈的反叛情绪。尽管叛逆,但他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国家法律作对,只以快乐为原则行事。他认为只有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才真正地属于自己,可以摆脱枯燥乏味的工作和工头、工会干部的苛刻的刁难,才能过上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于是星期六晚上西顿就去与女人厮混、喝酒作乐,星期天早上去钓鱼。酒使他麻醉,可以暂时忘却痛苦,女人让他发泄,可以享受肉欲的快感。因为囊中羞涩,难以讨上老婆,他就打起了已婚女人的主意。他与同事杰克的妻子布伦达偷情,还让她怀了孕。这还不够,他还把布伦达的妹妹温妮搞上了床,结果被温妮当兵的丈夫发现,挨了一顿打,很久起不了床。后来遇见了天真纯洁的少女多琳,他于是穷追不舍,得到了多琳的爱情,但继续与其他女人鬼混。后来他有所醒悟,认识到对女人应该忠实,于是他断绝了与布伦达温妮姐妹的关系,3个月后与多琳结婚了——他似乎向这个一直厌恶、反感的社会妥协了。书的结尾,他去河边钓鱼。他钓上了一条,但从它的眼神中看出了那条鱼想活下去的强烈欲望。那条鱼就像他自己,恃强凌弱,吃比自己小的鱼而逃避比自己大的鱼。他将它放了。当鱼漂再次跳动时,他又坐下来等鱼上钩。因为他知道,为了生活,这一次没有调和的余地,就像是一场战争,只能赢不能输。小说真实地描写了战后英国下层工人阶级的生活,成功塑造了“福利国家”时期的一个“反英雄”的工人形象。小说曾获伦敦作家俱乐部奖,1960年由西利托本人改编成电影,卡雷尔·雷兹执导,亚伯特·芬尼主演。该片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西利托以疾苦工人的悲惨生活为主题,用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向读者真实再现了英国二战后的社会面貌,对政府所宣扬的“福利国家”进行了抨击和嘲讽,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工人作为自在阶级的局限性和急待转变为自为阶级的必要性,极大地震撼了读者。西利托本人是“愤怒的青年”作家群的后期代表,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又融进 “愤怒的青年”对社会的愤懑情绪和反抗意识,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充满矛盾、为生存而不断反抗又最终妥协的工人形象。
  首先,西顿是一个社会叛逆者、反英雄人物。面对残酷的剥削,非人的劳动,低廉的工薪,现实的严峻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无奈、愤怒、仇恨、敌对的情绪。他与一切都格格不入,对一切都抱怨不满。他视工厂经理、车间工头、工会干部等权利阶层为仇敌,想方设法戏弄玩耍。
  其次,西顿是一位流氓气十足的愤怒青年,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他对生活不抱希望,也没有远大的人生理想,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借酗酒、打架、调情混日子。他虽然对社会愤怒不已,却不敢明火执仗地反抗,况且他的这种反抗盲目无从。他沉迷于醉生梦死的做法就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典型表现。
  最后,在西顿身上体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他读书不多,文化修养低,但他懂得享受快乐,追求幸福的生活。他对社会反抗的行为流露出了人的原始生命力。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谋求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生存。西顿认为“我就是我,不是其他任何人;不管人们认为,或者说我是什么人,我正好不是那种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西顿并没有有意识地去反抗那个不公、残忍的社会,只是“优胜劣汰”自然法则的直接流露。
  1959年,他的第二部小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问世,讲述了一个少年犯因愤怒不满而反抗社会的故事,表现了一个叛逆少年的孤独愤懑和强烈的反抗意识。这部小说其实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九个短篇,其中的同名小说还被评论家评为“英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之一”。科林是诺丁汉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家境贫寒,生活困窘。感觉到生活无望,科林常常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有一次他行窃时被逮个正着,于是被送进了教养院劳教。科林擅长长跑运动,只有在越野长跑时才感到身心放松,驰骋于自由之中,才能忘却卑劣的阶级出身和羞辱的劳教身份。由于他的这项特殊才能,院长看中了他,让他练习长跑准备参加一项重要的比赛。如果他获胜,对于劳教院无疑代表着奖章、荣誉,科林本人也会受到优厚的待遇和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于是科林每天清晨饿着肚子进行越野长跑训练,以报答院长的知遇之恩。他刻苦锻炼,期望取得好成绩。但是在一次非常重要的越野长跑赛中,科林在跑道上忽然醒悟,顺从院长的意志就是向当权者屈服,也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独立和反叛。即使最终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自己也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用来谋求荣誉和财富的工具。于是他在比赛临近终点时不顾院长的催促,故意放慢脚步,输掉了比赛以报复院长。他宁可忍受严厉的惩罚也不愿意放弃独立的意志和反抗的权利。在余下的劳教当中,科林受尽折磨,还患上了胸膜炎,劳教释放以后继续着自己的偷窃生涯。
  这篇小说注重对主人公心理描写,而且对情节进行了弱化处理,这也是该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小说在描写科林就是否报复院长的心理活动的变化时,仔细揣摩人物的内心活动,描写细腻逼真,活灵活现。如果不报复,自己就会成为院长赚钱、获得荣誉的工具,年轻时严格的长跑训练会落得一身病,到年老时孤苦无依,身残体弱,惨不可言。如果报复了,院长为首的上层阶级就会想尽办法折磨自己,即使出去了,也是无处可去。踌躇再三,科林还是痛下决心实施报复。这一番艰苦的思索其实就是对人生丑陋的现实无法逃避又无可奈何的窘迫境遇的形象概括。小说通篇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再现了主人公在长跑比赛前后复杂的心理活动。同时,幻觉描写手法的运用增加了小说的表现效果。如科林想象自己长跑时,远远地甩掉了所有对手,只身一人跑过鹅卵石、沼泽地和芦苇丛,可仍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警察射来的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他。然而,这部小说的描写手法还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长跑运动员的孤独》曾获1959 年霍桑登奖,后来被西利托改编为电影,1962 年公映时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虽然《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和《长跑运动员的孤独》这两部小说充满了“不满与愤怒”,但西利托并未试图寻找造成这种反抗情绪的原因,更没有希冀从中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和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是如实地从自身的切身感受真实地记录了观察所得,这可能是西利托作品的最大缺憾。这种局限性在西利托后来的其他作品中均有表现。比如《开门的钥匙》、三部曲《威廉·波斯特斯之死》等小说都展示了工人的生活背景,记录了这些对社会不负责任心的人们的思想和动机。在作品中,西利托对之既不赞扬,也不谴责,但他终究没有去试图挖掘造成这种反抗情绪的原因,只是淡化了故事情节,也没有对社会问题预设任何解决方案。
  西利托后期的作品失去了前期锐利的批判锋芒,主题多是表达人的孤独寂寞和精神的幻灭,如《她的胜利》、《失去的飞船》、《走出漩涡》等。西利托著述颇丰,著作多达60多部,是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他的代表作《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销量巨大,成为英国最流行的小说之一。
  在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劳伦斯是以描写工人著称的小说家,其他作家很少对工人感兴趣。西利托既继承前人又突破前人,在写作手法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他的作品不是一味地写工人的朴实单纯,也不是直接描述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堪遭遇,而是将人物置于真实而悲惨的环境中,去细微地探究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原因和自身矛盾的心理,自然地展示人物的行为而不大肆的渲染修饰。同时合二为一,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小说更富感染力和审美情操,更加强了小说对社会的批判揭露精神。此外,小说大量运用口语、俗语,充分展示了工人的真实生活。同时,细致的心理描写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在矛盾心理,勾勒了小人物奋力抗争社会后又与命运妥协的艰难历程。
  西利托的小说使英国文学作品更富有朝气,表现得更真实,使读者看到了一个不加修饰的北方工业城市的下层人的内部生活。尽管作者对阶级的概念不甚认可,声明自己的文学创作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西利托曾说:“我的作品开始发表时,听说评论家和记者把我列入‘工人阶级作家’,我感到十分有趣……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也不知道其含意是什么。我只是如同任何其他小说家一样,为了写作而使用他或者她最初十八个念头的生活。”但实事求是地讲,西利托和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而言,尤其是和“愤怒的青年”其他作家相比,他最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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