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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就此而言，钱穆与新儒家之间的分歧较为明显。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是他侧身新儒家之列的重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