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降薪，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
　　毫无疑问，中超联赛从运行经营到组织管理架构，再到球员权益保护等等，和目前欧美一些更成熟更主流的职业足球联赛有着极大不同。疫情打击下，当欧洲联赛全面降薪已经成为趋势，连国际足联都羞答答地印发一份11页纸的降薪相关意见文件。新赛季开始时间明确之前，中超降薪是国内体育的热门话题。
　　哪怕直到现在，中超降薪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得到清晰阐述。降薪的方式和手段会如何，各种意见更是千差万别。如果中超降薪了，CBA是否也需要降薪？职业足球篮球联赛都降薪了，乒乓球、排球、高尔夫等赛事是否也需要降薪？中超降薪需要在整个体育产业的现状以及整体降薪逻辑之内分析。
　　欧洲五大联赛等职业足球联赛已经开始逐步实施降薪，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足球赛事停摆期间，尽可能降低俱乐部和联赛经营成本，来给俱乐部和联赛续命。这当中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疫情冲击体育产业，导致联赛和各项赛事无法正常进行，降薪属于权宜之计。一旦疫情过去，各种薪资与合同状况势必恢复正常。降薪的直接原因是赛事无法进行，媒体版权、比赛日经营等主体收入得不到保证。于是，俱乐部的许多非竞技性工作从业者有可能馬上失业，维系整个联赛架构的低级别联赛俱乐部难以为继。顶级联赛俱乐部降薪，既是为俱乐部节约成本，也是要将这些节省出来的薪资帮助俱乐部其他员工乃至情势更加困苦的低级别联赛俱乐部度过难关。
　　疫情发生之前，这些欧洲联赛的经营收入处于国际范畴内领先水准，德甲等不少联赛运营的状况也比较健康。中超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背景，从创立至今，再加上此前也被定义为“职业化”的甲A，本质上是年年亏本、家家亏本的联赛，中超的收入与市场经营能力和欧洲这些职业联赛没有多少可比性。疫情能打垮欧洲五大联赛，但有没有疫情，中超都是亏本的。
　　中超的运转一直依赖俱乐部投资人的直接投入。这些投入以中超联赛为平台，实现其他领域的利益或效益兑换。如果以欧洲职业足球标准考量，中超的市场化、职业化以及商业化都无比另类。
　　因此，中超如果降薪，目的是什么？直接效果是给投资人省钱。但有没有疫情，中超降薪都会发生。过去两年，中国足协新一任管理层努力想实现职业足球的财务公平竞争，让职业联赛具备“可持续性发展可能”。所以，中超降薪本质上和疫情无关。
　　操作降薪会对管理者提出巨大挑战。谁来主导降薪、降薪比例、降薪人群范围，都是充满各种内情的敏感话题。
　　中国足协能否推动这件事？国际足联含糊其辞，因为这个组织根本管不到各个联赛以及俱乐部，降薪是行业内自我约束和调整的结果。姑且不论中国足协是否具有足够权威、做出的决定能否得到俱乐部和球员支持，降薪的具体操作方案肯定不能一刀切。
　　首先，存在欠薪问题的俱乐部谈降薪，那是妄言。足协年初对中超俱乐部的准入以及财务状况核实，没有呈现很多问题，中甲中乙则哀鸿一片。然而，中超俱乐部确实存在薪资拖欠的现象，疫情让俱乐部经营更艰难，拖欠也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其次，降薪当然是为了给老板省钱，是为了追求财务公平竞争，但降薪的幅度、降薪的时长、波及的人群，需要仔细甄别。说降薪要从收入最高的外援降起，那会是一种歧视性举措，降薪难道就是为了劫富？降出来的薪资也需要监管，毕竟是球员的权益。
　　在中国足球语境里，球员是最不能开口说话，也最不敢开口说话的人群。中国的职业球员囿于竞技失败和社会形象不佳，绝大部分都不敢发声，不敢表达，哪怕有很多球员在薪资待遇和合同执行上蒙受了很多委屈。
　　中超经营如地上河一般根本不可延续，如果解困之道是降低薪资和转会费等人力成本，这必须是行业共识、家家遵守的规则，违规者必须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