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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曾说过，文学是形象化的哲学。哲学层面才是文学作品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灵魂。纵观卡夫卡与库切这两位文学大家的全部作品，不难发现他们的哲学思考始终贯彻在其文学艺术层面，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形象化体现，它们以作者层面为中介，互为补充,相互作用。因此，只有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他们作品的主旨。
在卡夫卡和库切的文学文本中对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可以说有深刻的共鸣。比如说，对人的生命存在状况和人的尊严、价值和信仰所表现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对人生的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怀有执着的追索精神和怀疑态度，不仅关注形而下的存在，更多的是形而上的追问。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这是超越于一切时代之上又存活在一切时代之中的大命题。“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有肉体的生命，而且有精神的生命，人展现其为我的价值不但在于野蛮其肉体，而且在于文明其精神。人对生命的更多期盼不是源于对自己体能的认识，而是源于人给生命披上了理性的光辉，给自己的聪明才智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对生命本体的哲学阐释的意义就在于把对人类心灵意义的叩问作为自己的使命，把对人的命运和生存的思索当作自己的本原性问题。
库切并非哲学家或思想家，但是在远离名利的隐逸生活背后，他用真诚和良知的眼睛去看世界， 同样折射出思想的光辉。 他的作品充溢着人文关怀的悲悯之情。 卡夫卡曾说，“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 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 并宣称自己作品仅仅是“图像”， 一种譬喻和象征的“图像”。库切续写着卡夫卡式的寓言及其冷漠的叙述方式。在《钱多斯夫人伊丽莎白致培根爵士函》一文中，库切借钱多斯夫人伊丽莎白之口也表达了这种理念：“无论是拉丁语，还是英语，还是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都表达不出我的启示。”不管是卡夫卡的“图像”还是库切所说的“启示”，从其终极意义上来讲，都是对生命本体的哲学之思。
一、 关于存在
在西方哲学历史上，智慧和哲学的关系构成了根本主题。关于“存在”的思辨是思维中的一个境域，是智慧产生的哲理之光。海德格尔认为，人的生存状态的基本结构是“先行自身的存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和寓于世内存在的存在， 这三者构成了人的生存的统一的结构整体。先行于自身表明了人生的生存性（不断超越），在世中表明了人生的实际性，而寓于世内存在者则表明了人生的沉沦。”卡夫卡和库切对于现代社会中“两难”存在的思考可以说是深刻睿智的。在他们的具体文本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在自由与沉沦方面，既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阐释了存在就是自由的原理，又从生命展开的过程中揭示了人不可避免的沉沦处境。
自由与沉沦可以说是“存在”命题本身具有的一个二律悖反的特性。卡夫卡以其深邃的思考洞察了这个命题的“悖论”所在。比如，他在《地洞》里所刻画的那个整天惴惴不安精心谋划营造地洞的小人物。他一心想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彻底的自由。为此，他用多年的心血来营造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在这个世界他是唯一的主人。但即便是这样，他依然不安依然担心自己的建造是否完善，是否会受到外部攻击，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荒诞的局面：他要每天守在“地洞”门口之外来保卫自己的那个世界不受侵犯。其实，这也预示了这样一个绝对自由绝对唯一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卡夫卡笔下的这个地洞的建造者实际上他永远不能安然地在那样一个世界生存。库切思考的问题不再是人类通过怎样的逻辑方式去认识世界，而是人类在一种怎样的状态下去把握世界；它不是要对认识问题进行逻辑证明，而是力图澄清尘世经验的结构。库切笔下同样有这样一个小人物，他沉闷木讷，先天畸形。他没有朋友，甚至连唯一的母亲也撒手人寰。这就是迈克尔·K。他和地洞的建造者一样试图给自己找一个绝对属于自己的存在领地。为此，他在故乡的山中也为自己营造了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洞”。虽然他并不像卡夫卡笔下的那位地洞建造者那么精心铸造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绝对世界，可是他和卡夫卡笔下的那位地洞建造者一样都是为了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绝对自由的存在地。但是他的这种找寻可以说也是以失败告终。最后还是被军队发现把他带出了这个“地洞”。为什么这两位同样具有深邃哲学眼光的文学巨匠对于“地洞”式绝对自由世界的寻找均以失败告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人在展开他的生存活动时，不是静止停滞，而是不断超越；不是与世无关孤立，而是在世之内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 正是这点注定了人之为人，一开始就已被抛入世界中，人是在被抛状态之中或者是在世界之中开始他的人生历程的。他一开始就要与世内的存在者相遇， 打交道， 因而一开始就已沉沦于世界。所以，这种人的存在而注定的自由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这便是由自由而注定的人的不可逃避的命运——沉沦。卡夫卡和库切这两位文学先知就这样用他们的形象之笔引发我们对生命存在与意义的认真反省与理性审思。
二、 关于死亡
卡夫卡是一个具有很强“死亡意识”的作家。也可以说,卡夫卡的写作生涯起源于他的死亡意识。他渴望通过牺牲自己有限的生命来获得某种“真正的生命”。格拉胡斯的死之所以不可能，其实也就是永生的无望；而对于卡夫卡来说，死亡曾经是他希望中完成神圣使命所必须做出的牺牲，所以，无法死去也就喻指了神圣的不存在和伟大的不可能。在《一条狗的研究》中，卡夫卡更加深入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真正地认识到了死亡的本质。在死亡终于来临时，卡夫卡已经获得了一种极端冷酷和清醒的死亡意识。他终于认识到，死亡是不可超越的，超越死亡只是一种精神上的美好意愿和幻想。生与死从生命存在的角度来看是截然对立的。一切宗教的和哲学的超越方式都带有一些自我欺骗的成分。死即亡，即“有而后无”这对于任何个体生命来说都是残酷的真理。生与死是人生太过沉重的两个命题。卡夫卡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以主人公的死亡而宣告结束。死亡的气息在他的生命中不断滋生，他曾经也幻想过超越它，但是他终于诚实而勇敢地接受了它，并且从这一否定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库切的小说常常脱离作者所处的当代南非，故事涉及的历史地理背景也多模糊不清，故事情节往往细微渺小；小说中更是屡屡出现如迈克尔·K、蛮族女孩或是星期五这样谜一般的人物。这种种因素似乎都在引诱读者作出字面以外的解读，寻找文本之后的意义。库切本身很少直接谈到死亡的问题。他笔下的死亡气息也没有卡夫卡那么浓重。但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对于死亡的接受是很超然的，这一点和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对待死亡的态度确是相同的。《等待野蛮人》中的那个地方长官在义无反顾地要把那个蛮族女孩送回她的部落时他就把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了。迈克尔·K和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一样为了选择真正属于自己的那种“食物”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在迈科尔·K的意识中，或许死亡更接近自己的本意。既然人类“向死而在”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一个命定结局，那么如果不能选择自己所想要的那种生存方式，死又何惧呢？
三、 关于信仰
小说是常识，但还有另外一个常识：信仰对创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作用，而作品又是作者内心表达的产物，不管作家是有意识在作品中屏蔽自己的信仰，还是作家本身否认信仰会在小说中有所投射，我们都认为信仰对作家的影响不可能在作品中不留下痕迹。特奥多·阿多诺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已经没有故乡的人，写作是最后的家园。作为现代派文学鼻祖，卡夫卡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言说着一个孤独而倔强的生命个体灵魂的自我求证。卡夫卡以冷视世界的新眼光描述了他那个世界，揭示了精神世界的罪恶，显示了形而上的本质。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既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又是他的哲学思考。他以文学作品表现西方社会秩序的混乱，英雄的陨落，艺术的颠覆。他以一个文学家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他所生活的世界作哲理性的思考，虽然他没有像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师们那样探讨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理念以及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他的作品大多没有结尾或处在悬置状态，未有过形而上学式的肯定回答，他能从自身的绝望处境中积累起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真诚和执着地寻找真正的母土。这种追求超越了极限，他以炼狱般的受难者的苦难历程和对暗示性语言的卓越运用，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
库切为生存困境中的人物设置的精神底线，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动人的东西。一如瑞典文学院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对库切的评价：“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库切以自己深刻的体验和思索，洞察20世纪人类正在塑造的文明，对20世纪的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有着先知般的预见力。库切深刻感受到时代的复杂和痛苦,揭示了人类异化的处境和现实,进而凸显人的行为和人所处环境的冲突而揭示人的灵魂，不停留在偶然现象和暂时现象的记叙而展示其永恒的品质；它关注对人性和心理世界的发掘，它关注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揭示。库切小说中的人物是柔弱和卑微的，他们只有选择逃避。逃避和平与战争，逃出人们规训和关注的视野，逃到旷野，像一块石头、一粒沙子、一个小泥人一样生活。但即使这样库切笔下的主人公最终结果却是无处可逃或者说无家可归。库切笔下的主人公精神永远都是漂泊流浪，最终是一无所有的贫穷，人似乎走向毁灭。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和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生存的尊严之后库切的小说人物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这种苦的洗涤后苏醒的力量就是困顿之境中人性不灭的神圣之火。 穿透坎坷命运的希望之灯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对个体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寓言式的精巧结构和开放式的思考中库切轻车熟路地完成了宏大叙事。他虽没有明确是非和结局，但却留给读者对人的命运和精神归宿的思考。
库切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这部书的第八章《在大门口》再现了卡夫卡在《法的门前》所描述的那个世界：高墙，大门，岗哨，里面有打瞌睡的法警和一群老人，老人们也穿着乌鸦一样的黑的袍子。当一个法官问她是否相信生命，她回答说：“我相信自己身上那些不让我烦恼的东西。”那什么是不让人烦恼的东西呢？对卡夫卡来讲，写作会驱赶他的烦恼，给他带来宁静和安慰。对库切来说，作为这个世界的“书记员”，忠实的记录他所听到的“声音”，这是不让人烦恼的灵方，也是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何为信仰呢？笔者认为，对人性的探索，对人性温暖的希望和寻找这是两位作家终生的努力所在，也是他们孜孜不倦写作的力量之源。
在卡夫卡和库切的文学文本中对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可以说有深刻的共鸣。比如说，对人的生命存在状况和人的尊严、价值和信仰所表现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对人生的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怀有执着的追索精神和怀疑态度，不仅关注形而下的存在，更多的是形而上的追问。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这是超越于一切时代之上又存活在一切时代之中的大命题。“人的生命与动物生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有肉体的生命，而且有精神的生命，人展现其为我的价值不但在于野蛮其肉体，而且在于文明其精神。人对生命的更多期盼不是源于对自己体能的认识，而是源于人给生命披上了理性的光辉，给自己的聪明才智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对生命本体的哲学阐释的意义就在于把对人类心灵意义的叩问作为自己的使命，把对人的命运和生存的思索当作自己的本原性问题。
库切并非哲学家或思想家，但是在远离名利的隐逸生活背后，他用真诚和良知的眼睛去看世界， 同样折射出思想的光辉。 他的作品充溢着人文关怀的悲悯之情。 卡夫卡曾说，“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 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 并宣称自己作品仅仅是“图像”， 一种譬喻和象征的“图像”。库切续写着卡夫卡式的寓言及其冷漠的叙述方式。在《钱多斯夫人伊丽莎白致培根爵士函》一文中，库切借钱多斯夫人伊丽莎白之口也表达了这种理念：“无论是拉丁语，还是英语，还是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都表达不出我的启示。”不管是卡夫卡的“图像”还是库切所说的“启示”，从其终极意义上来讲，都是对生命本体的哲学之思。
一、 关于存在
在西方哲学历史上，智慧和哲学的关系构成了根本主题。关于“存在”的思辨是思维中的一个境域，是智慧产生的哲理之光。海德格尔认为，人的生存状态的基本结构是“先行自身的存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和寓于世内存在的存在， 这三者构成了人的生存的统一的结构整体。先行于自身表明了人生的生存性（不断超越），在世中表明了人生的实际性，而寓于世内存在者则表明了人生的沉沦。”卡夫卡和库切对于现代社会中“两难”存在的思考可以说是深刻睿智的。在他们的具体文本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在自由与沉沦方面，既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阐释了存在就是自由的原理，又从生命展开的过程中揭示了人不可避免的沉沦处境。
自由与沉沦可以说是“存在”命题本身具有的一个二律悖反的特性。卡夫卡以其深邃的思考洞察了这个命题的“悖论”所在。比如，他在《地洞》里所刻画的那个整天惴惴不安精心谋划营造地洞的小人物。他一心想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彻底的自由。为此，他用多年的心血来营造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在这个世界他是唯一的主人。但即便是这样，他依然不安依然担心自己的建造是否完善，是否会受到外部攻击，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荒诞的局面：他要每天守在“地洞”门口之外来保卫自己的那个世界不受侵犯。其实，这也预示了这样一个绝对自由绝对唯一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卡夫卡笔下的这个地洞的建造者实际上他永远不能安然地在那样一个世界生存。库切思考的问题不再是人类通过怎样的逻辑方式去认识世界，而是人类在一种怎样的状态下去把握世界；它不是要对认识问题进行逻辑证明，而是力图澄清尘世经验的结构。库切笔下同样有这样一个小人物，他沉闷木讷，先天畸形。他没有朋友，甚至连唯一的母亲也撒手人寰。这就是迈克尔·K。他和地洞的建造者一样试图给自己找一个绝对属于自己的存在领地。为此，他在故乡的山中也为自己营造了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洞”。虽然他并不像卡夫卡笔下的那位地洞建造者那么精心铸造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绝对世界，可是他和卡夫卡笔下的那位地洞建造者一样都是为了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绝对自由的存在地。但是他的这种找寻可以说也是以失败告终。最后还是被军队发现把他带出了这个“地洞”。为什么这两位同样具有深邃哲学眼光的文学巨匠对于“地洞”式绝对自由世界的寻找均以失败告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人在展开他的生存活动时，不是静止停滞，而是不断超越；不是与世无关孤立，而是在世之内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 正是这点注定了人之为人，一开始就已被抛入世界中，人是在被抛状态之中或者是在世界之中开始他的人生历程的。他一开始就要与世内的存在者相遇， 打交道， 因而一开始就已沉沦于世界。所以，这种人的存在而注定的自由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这便是由自由而注定的人的不可逃避的命运——沉沦。卡夫卡和库切这两位文学先知就这样用他们的形象之笔引发我们对生命存在与意义的认真反省与理性审思。
二、 关于死亡
卡夫卡是一个具有很强“死亡意识”的作家。也可以说,卡夫卡的写作生涯起源于他的死亡意识。他渴望通过牺牲自己有限的生命来获得某种“真正的生命”。格拉胡斯的死之所以不可能，其实也就是永生的无望；而对于卡夫卡来说，死亡曾经是他希望中完成神圣使命所必须做出的牺牲，所以，无法死去也就喻指了神圣的不存在和伟大的不可能。在《一条狗的研究》中，卡夫卡更加深入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真正地认识到了死亡的本质。在死亡终于来临时，卡夫卡已经获得了一种极端冷酷和清醒的死亡意识。他终于认识到，死亡是不可超越的，超越死亡只是一种精神上的美好意愿和幻想。生与死从生命存在的角度来看是截然对立的。一切宗教的和哲学的超越方式都带有一些自我欺骗的成分。死即亡，即“有而后无”这对于任何个体生命来说都是残酷的真理。生与死是人生太过沉重的两个命题。卡夫卡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以主人公的死亡而宣告结束。死亡的气息在他的生命中不断滋生，他曾经也幻想过超越它，但是他终于诚实而勇敢地接受了它，并且从这一否定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库切的小说常常脱离作者所处的当代南非，故事涉及的历史地理背景也多模糊不清，故事情节往往细微渺小；小说中更是屡屡出现如迈克尔·K、蛮族女孩或是星期五这样谜一般的人物。这种种因素似乎都在引诱读者作出字面以外的解读，寻找文本之后的意义。库切本身很少直接谈到死亡的问题。他笔下的死亡气息也没有卡夫卡那么浓重。但是他笔下的主人公对于死亡的接受是很超然的，这一点和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对待死亡的态度确是相同的。《等待野蛮人》中的那个地方长官在义无反顾地要把那个蛮族女孩送回她的部落时他就把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了。迈克尔·K和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一样为了选择真正属于自己的那种“食物”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在迈科尔·K的意识中，或许死亡更接近自己的本意。既然人类“向死而在”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一个命定结局，那么如果不能选择自己所想要的那种生存方式，死又何惧呢？
三、 关于信仰
小说是常识，但还有另外一个常识：信仰对创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作用，而作品又是作者内心表达的产物，不管作家是有意识在作品中屏蔽自己的信仰，还是作家本身否认信仰会在小说中有所投射，我们都认为信仰对作家的影响不可能在作品中不留下痕迹。特奥多·阿多诺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已经没有故乡的人，写作是最后的家园。作为现代派文学鼻祖，卡夫卡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言说着一个孤独而倔强的生命个体灵魂的自我求证。卡夫卡以冷视世界的新眼光描述了他那个世界，揭示了精神世界的罪恶，显示了形而上的本质。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既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又是他的哲学思考。他以文学作品表现西方社会秩序的混乱，英雄的陨落，艺术的颠覆。他以一个文学家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他所生活的世界作哲理性的思考，虽然他没有像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师们那样探讨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理念以及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他的作品大多没有结尾或处在悬置状态，未有过形而上学式的肯定回答，他能从自身的绝望处境中积累起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真诚和执着地寻找真正的母土。这种追求超越了极限，他以炼狱般的受难者的苦难历程和对暗示性语言的卓越运用，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
库切为生存困境中的人物设置的精神底线，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动人的东西。一如瑞典文学院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对库切的评价：“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库切以自己深刻的体验和思索，洞察20世纪人类正在塑造的文明，对20世纪的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有着先知般的预见力。库切深刻感受到时代的复杂和痛苦,揭示了人类异化的处境和现实,进而凸显人的行为和人所处环境的冲突而揭示人的灵魂，不停留在偶然现象和暂时现象的记叙而展示其永恒的品质；它关注对人性和心理世界的发掘，它关注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揭示。库切小说中的人物是柔弱和卑微的，他们只有选择逃避。逃避和平与战争，逃出人们规训和关注的视野，逃到旷野，像一块石头、一粒沙子、一个小泥人一样生活。但即使这样库切笔下的主人公最终结果却是无处可逃或者说无家可归。库切笔下的主人公精神永远都是漂泊流浪，最终是一无所有的贫穷，人似乎走向毁灭。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和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生存的尊严之后库切的小说人物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这种苦的洗涤后苏醒的力量就是困顿之境中人性不灭的神圣之火。 穿透坎坷命运的希望之灯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对个体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寓言式的精巧结构和开放式的思考中库切轻车熟路地完成了宏大叙事。他虽没有明确是非和结局，但却留给读者对人的命运和精神归宿的思考。
库切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这部书的第八章《在大门口》再现了卡夫卡在《法的门前》所描述的那个世界：高墙，大门，岗哨，里面有打瞌睡的法警和一群老人，老人们也穿着乌鸦一样的黑的袍子。当一个法官问她是否相信生命，她回答说：“我相信自己身上那些不让我烦恼的东西。”那什么是不让人烦恼的东西呢？对卡夫卡来讲，写作会驱赶他的烦恼，给他带来宁静和安慰。对库切来说，作为这个世界的“书记员”，忠实的记录他所听到的“声音”，这是不让人烦恼的灵方，也是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何为信仰呢？笔者认为，对人性的探索，对人性温暖的希望和寻找这是两位作家终生的努力所在，也是他们孜孜不倦写作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