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敷衍土豆的作家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人。
　　
　　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认识已久的一个孩子。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之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省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使我对沽源产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
　　汪曾祺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里，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他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技能：描绘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
　　汪曾祺从未在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地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到后来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字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
　　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多有耐心和爱。
　　东张西望的可爱老头
　　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在这个会上汪曾祺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诚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地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里写道：当老之将至，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
　　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焦躁不安的世界。
　　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短暂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锅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孤独，从塞外凛冽的寒风中快乐地朝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是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这使我始终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