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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效释放与化解大学生负面情绪对于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意义重大。以情绪感染理论为依据，对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具有明显负面情绪的大学生进行半结构访谈时发现：共情能力越强的大学生，情绪越易受到感染;女大学生更易产生“代替性”情感创伤;媒介素养等“文化”差异性高度影响情绪感染强度;群体内的情绪循环催生个体情绪极化。结合研究结论，建议通过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构建科学传播新格局等方式进行疏导。
关键词：情绪感染;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负面情绪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1）20-0017-04
Abstract： To effectively release and resol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ir healthy growt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contagion， the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some college students who showed obvious negative emotions in COVID - 19 indicates that the people with stronger empathy ability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emotional contagio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substitution" emotional trauma; Media literacy and other "cultural" differences highly affect the intensity of emotional contagion; The emotional cycle within the group leads to individual emotional polarization; Lack of help seeking channels and lack of willingness lead to emotional counseling failure.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motion guiding could be carried out by strengthening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nstructing a new pattern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Keywords： emotional contagion; COVID-19; college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一、研究緣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给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也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引发了焦虑、抑郁、恐惧、孤独和沮丧等心理应激反应。这些个体负面情绪若得不到及时疏导和治疗，容易造成社会负面情绪的叠加放大，产生个人以及集体的非理智行为，最终破坏社会稳定和信任根基。因此，当类似疫情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如何加强对大学生网络负面情绪的分析和疏导，已经成为大学生人才培养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目前学界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负面情绪的研究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援助与干预等视角展开，真正着眼于情绪自身，对大学生负面情绪的产生原因、形成机制、表现形式与传播特点等展开研究的并不多见。情绪是一种具有组织性、深刻内涵，并且持续变化的心理状态。个体在与他人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模仿和同步他人的表情、声音、姿态、动作等，从而趋向群体情感的一致。[1]情绪感染理论的这一观点为我们开展情绪传播提供了思路。该理论认为，感官情绪信息会自动化、无意识地在人际间传递，导致接受者的情绪与激发者保持一致[2]，并能在情绪输出者与群体成员间形成交互作用的“情绪循环”。在情绪感染的形成过程中，个体差异性、性别、文化构成主要的调节变量，它们影响着个体情绪感染的强度变化。[3]目前该理论被运用于组织行为、市场营销、网络集群行为等领域中，是理解实际生活中情绪传播和扩散的主要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将以情绪感染理论为支撑，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负面情绪的表达特征与疏导策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在此次疫情中，大学生负面情绪的表现形式与特征是什么？哪些因素促成、强化了大学生的负面情绪？该如何进行针对性应对与疏导等。
二、研究设计
为深入了解大学生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负面情绪的具体表现，挖掘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本文采取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进行质化研究。通过平时的观察及他人的推荐，找到15位在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有明显负面情绪的大学生。受访者的年龄区间在22-29岁，男性9名，女性6名，学历囊括了大学专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学科专业多样，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为阻断疫情传播，我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城防疫措施。人们被迫驻足在家，只能通过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传播信息。大学生作为社交媒体使用和传播的重要受众群体，在思想观念和心态情绪上都会深受影响。因此，访谈主要围绕大学生的媒介行为、负面情绪的具体表现和成因以及个人情绪改善措施三大主题展开。在正式访谈前，受访者会被提问“在本次疫情发展过程中，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新闻报道和网民讨论的热点？”以此起到记忆唤醒作用。具体访谈问题如下： 1.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你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有哪些？能否按主次顺序排序？
2. 你关注疫情的动机是什么？主要获取哪些方面的信息？每天花多少时间看新闻？
3. 你认为疫情期间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如何？当你对某条新闻存疑时，你会不会去核实？如果想核实，你会怎样去核实？
4. 疫情期间，你在网络媒介上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吗？有没有某一类新闻你会完全拒绝、排斥？
5. 疫情期间，你是否产生过“消极”“愤怒”“悲伤”“焦虑”等负面情绪？
6. 你认为导致你产生负面情绪的因素有哪些？
7. 你有没有采取一定的措施化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如果有，化解的方式有哪些？效果如何？
8. 你是否接收到有关心理或情绪疏导的信息和服务？是否愿意去接受这些疏导服务？
9. 你认为你的情绪疏导能力如何？如果今后遇到类似情况，你认为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
完成访谈录音转文字的工作后，本文对访谈文本进行了三次编码。在开放式编码中，本文选择文本中与研究问题有关的部分，并尽可能丰富地进行标识，赋予概念;在轴心式编码中，本文尝试在这些松散的概念间寻找逻辑关系，进行初步归纳与反复斟酌;在选择式编码中，反复出现并具有统领作用的“核心类属”成为了本次研究对受访者负面情绪表征与原因的剖析与总结。
三、研究发现
（一）共情能力越强的大学生，情绪越易受到感染
Hatfield、Cacioppo 和 Rapson提出情绪感染假设时指出，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性，有的人善于将情绪传染给他人，有的人更容易受到情绪感染，成为情绪接受者。[4]相对来说，情绪接受者更容易受到他人负面情绪的影响，陷入情绪低落状态。
访谈发现，共情能力越强的大学生，疫情期间越能够被个体的悲剧故事所打动，其情绪成本也越高，“情绪耗竭”的现象在他们身上更易发生。并且，疫情受困者通过社交平台进行的求助行为也会引起转发者的负面心理，增加其情绪负担。23岁的公共管理本科生A男微信朋友圈有几个女同学几乎每天都在刷屏，转发武汉疫情求助的文章，A男直言他很反感，“我不希望朋友圈这个私人空间充斥着比较多的悲伤气氛，这会令我感到焦虑”。
（二）女大学生更易产生“代替性”情感创伤
性别是情绪感染机制中的调节变量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网络空间负面信息的连续堆叠，会让部分大学生网民产生恐慌焦虑、抑郁倦怠等情绪。但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女大学生往往更加感性、敏感，较男大学生更容易出现焦虑、恐慌和轻度抑郁。[5]本次访谈中也发现，因为社交媒体的使用度更活跃，女大学生的信息接受、情感波动体现更为明显，面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新闻刺激，更易产生“代替性”情感创伤。
24岁法学硕士生B女表示，在疫情期间，她的情绪会因为不同新闻而剧烈波动，“就像网上传的一个图一样，从很难过到很感动随机切换，不断循环……心理上很累”。25岁英语硕士生M女因为难以承受这种情绪的剧烈起伏，一段时间甚至卸载了微博，“感觉世界清静平和了很多”。
（三）媒介素养等“文化”差异性高度影响情绪感染强度
情绪感染理论指出，情绪的展示受到文化属性与社会背景的影响。[6]在情绪传播的过程中，社会成员会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行为特点。新时期，网络中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媒介文化在传播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所以，有观点指出，要将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引入媒介素养教育，使得“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升华为“媒介文化”素养教育。[7]访谈发现，是否具有媒介素养以及媒介素养高低与否成为了个体情绪感染的重要调节变量。
受访者纷纷表示，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接触到的新闻、评论越多，自己的想法反而越模糊。如29岁化学博士生D男所言，可能今天还比较相信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但是明天听了某些博主的发言，尤其是看起来比较理性的分析，又会不由自主地质疑官方新闻报道，“情绪和态度不断摆动，人也会变得冲动”。
相对而言，25岁的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K女虽然在“舆论的高峰期同样容易被情绪感染，从而暂时放弃对理性的思考和质疑”，但总体而言，因为专业的关系，她能更积极主动地获取信息，并且及时将自己的情绪调回到冷静客观的状态中。22岁的新闻专业本科生H女表示，“一般来说，我更相信主流媒体，对自媒体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
（四）群体内的情绪循环催生个体情绪极化
情绪感染不仅在个体之间存在，还可以在群體或组织中交互产生，并随着“情绪循环”的形成不断增强。疫情期间，受到信息刺激的人会在网络空间形成集群行为，并不自觉受到暗示与感染机制的影响，做出非理性、情绪化甚至极端化的举动。访谈发现，大学生群体在初次接受某一类信息刺激时，尚能表现出理性、克制的态度，但同类别的信息和极端声音反复出现，会让原本冷静的情绪产生跌宕，甚至在现实生活的人际传播中进一步极化。
疫情之初，由于对新冠肺炎病毒认识不足，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在疫情应对和防控上存在一定纰漏，24岁的法学硕士生F男本来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理解，但是随着网上的骂声越来越多，他的情绪也开始变得偏激，并在社交媒体上激愤发声，“哪怕点开一条娱乐新闻，下面都是一群人愤怒的质疑，你在这样的氛围里肯定要受到影响”。
四、对策建议
高校大学生社会阅历尚浅，思想、行为以及价值观念不够成熟，极强的共情能力和网络运用能力使他们的情绪与心理更容易受到网络负面情绪的影响。面对疫情中产生的负面情绪，需要高校、大学生和社会共同努力，采取措施，及时化解与疏导。
（一）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大学生情绪疏导能力
1. 隔绝负面信息，防止情绪耗竭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海量甚至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与人的紧密联系激化了媒介依存现象，“刚关手机就打开”“睡前把每个软件都检阅一遍”等现象普遍存在。既往的媒介素质教育强调培养人们对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以及利用媒介信息为个人和社会生活服务的能力，这其中暗含了“信息接收越多越好”的逻辑。然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对类似灾情、死亡等重大负面信息的接收和把握应以个体的心理承受底线和信息消化能力为尺度。共情能力强的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在面向纷繁庞杂的刺激性信息时，及时的“信息隔绝”是一项必要且合理的自我保护手段。但访谈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在情绪超负荷之际不会主动隔绝信息，这背后是群体心理固化的结果，需要专业的教育和训练进行化解。
2. 驾驭多种媒介，合理宣泄情绪
引导大学生在充斥着娱乐、社交、游戏的网络中找到有用的信息和专业的情绪疏导服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应有之义。随着新媒体的勃兴，越来越多心理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走进公众视野，开展网络科普宣传。可以引导大学生通过关注相关微博博主、订阅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获取情绪疏导的技巧与方法，学会个体情绪管理。高校有关部门和心理社团等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牵头组建心理互助小组、心理健康交流群等，号召学生广泛参与。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助于心理健康知识的分享与传播，也能为大学生个体的负面情绪找到健康、合理的宣泄切口。
（二）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鼓励大学生正视情绪问题
1. 鼓励大学生直面个人情绪
有能力、有意愿鉴别自己的心理和情绪问题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一步，然而，目前一大难题是大学生求助于专业心理咨询机构的意愿并不强烈。接受本次访谈的15名大学生，只有4人选择向外界专业人士求助，面对疫情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心理与情绪，自我消化与吐槽抱怨仍是大学生的首选。此外，来自主流媒体、学校及企业机构发布的心理疏导通告在学生群体中的效果甚微。探析其背后的原因有二，一是大多数大学生盲目自信自己有独立处理心理危机和情绪问题的能力，相信“我可以自己消化”;二是大学生对于自我心理和情绪剖析有抗拒心理。如24岁的法学硕士生F男所言，“自己比较害羞，就这么冷不丁打一个求助电话过去，我怕尴尬”。因此，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危机意识的宣传与教育，以尽可能广泛的形式，鼓励学生敞开心扉，直面个人情绪。
2. 化被动咨询为主动筛查
精准实施心理辅导和负面情绪疏导不能一味依赖于学生的主动咨询，学校方面更应该主动作为，建立“筛查-干预-跟踪-控制”的一体化工作机制。[8]投放调查问卷是目前最常见的筛查手段，但部分学生相信“学校只会要他们想要的答案”，以至于形成抗拒心理和“说假话”的填写习惯。对此，学校在投放问卷時应该主动告知问卷意义，强调填写规范，如给予一定的物质、精神奖励。此外，当代大学生的网络黏性日益提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情绪疏导必须要利用好各类新媒体，开辟网络阵地，形成线上与线下联动的教育模式。
（三）构建科学传播新格局，防止大学生因为知识盲区滋生负面情绪
恐慌来自于无知。当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民众保持冷静的思考，避免情绪极端化。以此次疫情为例，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认知程度越深，越有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要利用好各类形式的科学传播力量，防止大学生因为知识盲区滋生负面情绪。
1. 丰富内容和形式，提高科学传播的效率与魅力
在此次新冠肺炎事件中，官方科普团队的声音偏于消沉，反倒是诸如“松鼠网”“丁香园”这类新媒体科普队伍，让大学生觉得“形式新颖，也有内涵”“愿意转发到人际圈中”。这说明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专业科普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主流媒体主动与各类新媒体科普团队开展合作，以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形式，提升大学生科学素养。
2. 发挥议程设置功能，提升情绪健康在科学传播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绪、心情的地位比较尴尬，它们似乎是一种需要被“消灭”的负面因素，而不是一种值得被“引导”的身体自然现象。但心理学告诉我们，对情绪的研究也是一门科学，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个观点，媒体应该以科学的视角审视大学生群体的情绪变化，并且从科学传播的理念出发去组织、策划相关报道。媒体在议程设置中要加强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等议题的比重，也要密切关注网络空间中大学生的情绪表达，并在必要时开辟专题报道，做好情绪疏导。
五、结束语
近年来一系列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让人们意识到，网民结构性的情绪氛围，往往深刻影响着舆情的走向和实际工作的开展。相对其他群体而言，大学生接受网络信息的意愿强，对热点事件参与的热情高，是代表着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因此，对大学生群体在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情绪疏导不仅对个体的成长至关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望成为网络舆情治理的突破口。
但就现实而言，大学生情绪治理工作“投入成本高，收效回报低”的尴尬情况依旧存在，各类组织、机构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主义”现象依旧存在，公民群体对情绪的认识囿于早期精神分析理论的滞后现象依旧存在。所以必须承认，大学生群体的情绪治理工作仍是一项综合且长期的工程，需要各方力量的持续性投入，以及国人对情绪认识的深化与沉淀。
参考文献：
[1]高萍，吴郁薇.从议程设置到情绪设置：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人民日报》的情绪引导[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10）：67-71.
[2]李彩娜，马田雨，张豪.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比较：研究现状及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22-31.
[3]王潇，李文忠，杜建刚.情绪感染理论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0（8）：1236-1245.
[4]Hatfield，E.， Cacioppo，J.T.， Rapson，R.L. Emotional contag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5]昌敬惠，袁愈新，王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20（2）：171-176.
[6]Becht，M.C.， Vingerhoets， A.J.J.M. Crying and mood change： A cross-cultural study[J]. Cognition and Emotion，2002，16（1）：87-101.
[7]吴赟，潘一棵.困境与出路：媒介素养教育的多维理论反思[J].中国编辑，2020（1）：74-80.
[8]蒋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5）：85-87.
关键词：情绪感染;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负面情绪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1）20-0017-04
Abstract： To effectively release and resol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ir healthy growt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contagion， the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some college students who showed obvious negative emotions in COVID - 19 indicates that the people with stronger empathy ability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emotional contagio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substitution" emotional trauma; Media literacy and other "cultural" differences highly affect the intensity of emotional contagion; The emotional cycle within the group leads to individual emotional polarization; Lack of help seeking channels and lack of willingness lead to emotional counseling failure.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motion guiding could be carried out by strengthening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constructing a new pattern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Keywords： emotional contagion; COVID-19; college students; negative emotions
一、研究緣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给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也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引发了焦虑、抑郁、恐惧、孤独和沮丧等心理应激反应。这些个体负面情绪若得不到及时疏导和治疗，容易造成社会负面情绪的叠加放大，产生个人以及集体的非理智行为，最终破坏社会稳定和信任根基。因此，当类似疫情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如何加强对大学生网络负面情绪的分析和疏导，已经成为大学生人才培养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目前学界对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负面情绪的研究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援助与干预等视角展开，真正着眼于情绪自身，对大学生负面情绪的产生原因、形成机制、表现形式与传播特点等展开研究的并不多见。情绪是一种具有组织性、深刻内涵，并且持续变化的心理状态。个体在与他人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模仿和同步他人的表情、声音、姿态、动作等，从而趋向群体情感的一致。[1]情绪感染理论的这一观点为我们开展情绪传播提供了思路。该理论认为，感官情绪信息会自动化、无意识地在人际间传递，导致接受者的情绪与激发者保持一致[2]，并能在情绪输出者与群体成员间形成交互作用的“情绪循环”。在情绪感染的形成过程中，个体差异性、性别、文化构成主要的调节变量，它们影响着个体情绪感染的强度变化。[3]目前该理论被运用于组织行为、市场营销、网络集群行为等领域中，是理解实际生活中情绪传播和扩散的主要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将以情绪感染理论为支撑，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负面情绪的表达特征与疏导策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在此次疫情中，大学生负面情绪的表现形式与特征是什么？哪些因素促成、强化了大学生的负面情绪？该如何进行针对性应对与疏导等。
二、研究设计
为深入了解大学生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负面情绪的具体表现，挖掘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本文采取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进行质化研究。通过平时的观察及他人的推荐，找到15位在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有明显负面情绪的大学生。受访者的年龄区间在22-29岁，男性9名，女性6名，学历囊括了大学专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学科专业多样，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为阻断疫情传播，我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城防疫措施。人们被迫驻足在家，只能通过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传播信息。大学生作为社交媒体使用和传播的重要受众群体，在思想观念和心态情绪上都会深受影响。因此，访谈主要围绕大学生的媒介行为、负面情绪的具体表现和成因以及个人情绪改善措施三大主题展开。在正式访谈前，受访者会被提问“在本次疫情发展过程中，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新闻报道和网民讨论的热点？”以此起到记忆唤醒作用。具体访谈问题如下： 1.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你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有哪些？能否按主次顺序排序？
2. 你关注疫情的动机是什么？主要获取哪些方面的信息？每天花多少时间看新闻？
3. 你认为疫情期间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如何？当你对某条新闻存疑时，你会不会去核实？如果想核实，你会怎样去核实？
4. 疫情期间，你在网络媒介上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吗？有没有某一类新闻你会完全拒绝、排斥？
5. 疫情期间，你是否产生过“消极”“愤怒”“悲伤”“焦虑”等负面情绪？
6. 你认为导致你产生负面情绪的因素有哪些？
7. 你有没有采取一定的措施化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如果有，化解的方式有哪些？效果如何？
8. 你是否接收到有关心理或情绪疏导的信息和服务？是否愿意去接受这些疏导服务？
9. 你认为你的情绪疏导能力如何？如果今后遇到类似情况，你认为还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
完成访谈录音转文字的工作后，本文对访谈文本进行了三次编码。在开放式编码中，本文选择文本中与研究问题有关的部分，并尽可能丰富地进行标识，赋予概念;在轴心式编码中，本文尝试在这些松散的概念间寻找逻辑关系，进行初步归纳与反复斟酌;在选择式编码中，反复出现并具有统领作用的“核心类属”成为了本次研究对受访者负面情绪表征与原因的剖析与总结。
三、研究发现
（一）共情能力越强的大学生，情绪越易受到感染
Hatfield、Cacioppo 和 Rapson提出情绪感染假设时指出，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性，有的人善于将情绪传染给他人，有的人更容易受到情绪感染，成为情绪接受者。[4]相对来说，情绪接受者更容易受到他人负面情绪的影响，陷入情绪低落状态。
访谈发现，共情能力越强的大学生，疫情期间越能够被个体的悲剧故事所打动，其情绪成本也越高，“情绪耗竭”的现象在他们身上更易发生。并且，疫情受困者通过社交平台进行的求助行为也会引起转发者的负面心理，增加其情绪负担。23岁的公共管理本科生A男微信朋友圈有几个女同学几乎每天都在刷屏，转发武汉疫情求助的文章，A男直言他很反感，“我不希望朋友圈这个私人空间充斥着比较多的悲伤气氛，这会令我感到焦虑”。
（二）女大学生更易产生“代替性”情感创伤
性别是情绪感染机制中的调节变量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网络空间负面信息的连续堆叠，会让部分大学生网民产生恐慌焦虑、抑郁倦怠等情绪。但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女大学生往往更加感性、敏感，较男大学生更容易出现焦虑、恐慌和轻度抑郁。[5]本次访谈中也发现，因为社交媒体的使用度更活跃，女大学生的信息接受、情感波动体现更为明显，面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新闻刺激，更易产生“代替性”情感创伤。
24岁法学硕士生B女表示，在疫情期间，她的情绪会因为不同新闻而剧烈波动，“就像网上传的一个图一样，从很难过到很感动随机切换，不断循环……心理上很累”。25岁英语硕士生M女因为难以承受这种情绪的剧烈起伏，一段时间甚至卸载了微博，“感觉世界清静平和了很多”。
（三）媒介素养等“文化”差异性高度影响情绪感染强度
情绪感染理论指出，情绪的展示受到文化属性与社会背景的影响。[6]在情绪传播的过程中，社会成员会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行为特点。新时期，网络中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媒介文化在传播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所以，有观点指出，要将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引入媒介素养教育，使得“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升华为“媒介文化”素养教育。[7]访谈发现，是否具有媒介素养以及媒介素养高低与否成为了个体情绪感染的重要调节变量。
受访者纷纷表示，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接触到的新闻、评论越多，自己的想法反而越模糊。如29岁化学博士生D男所言，可能今天还比较相信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但是明天听了某些博主的发言，尤其是看起来比较理性的分析，又会不由自主地质疑官方新闻报道，“情绪和态度不断摆动，人也会变得冲动”。
相对而言，25岁的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K女虽然在“舆论的高峰期同样容易被情绪感染，从而暂时放弃对理性的思考和质疑”，但总体而言，因为专业的关系，她能更积极主动地获取信息，并且及时将自己的情绪调回到冷静客观的状态中。22岁的新闻专业本科生H女表示，“一般来说，我更相信主流媒体，对自媒体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
（四）群体内的情绪循环催生个体情绪极化
情绪感染不仅在个体之间存在，还可以在群體或组织中交互产生，并随着“情绪循环”的形成不断增强。疫情期间，受到信息刺激的人会在网络空间形成集群行为，并不自觉受到暗示与感染机制的影响，做出非理性、情绪化甚至极端化的举动。访谈发现，大学生群体在初次接受某一类信息刺激时，尚能表现出理性、克制的态度，但同类别的信息和极端声音反复出现，会让原本冷静的情绪产生跌宕，甚至在现实生活的人际传播中进一步极化。
疫情之初，由于对新冠肺炎病毒认识不足，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在疫情应对和防控上存在一定纰漏，24岁的法学硕士生F男本来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理解，但是随着网上的骂声越来越多，他的情绪也开始变得偏激，并在社交媒体上激愤发声，“哪怕点开一条娱乐新闻，下面都是一群人愤怒的质疑，你在这样的氛围里肯定要受到影响”。
四、对策建议
高校大学生社会阅历尚浅，思想、行为以及价值观念不够成熟，极强的共情能力和网络运用能力使他们的情绪与心理更容易受到网络负面情绪的影响。面对疫情中产生的负面情绪，需要高校、大学生和社会共同努力，采取措施，及时化解与疏导。
（一）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大学生情绪疏导能力
1. 隔绝负面信息，防止情绪耗竭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信息海量甚至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与人的紧密联系激化了媒介依存现象，“刚关手机就打开”“睡前把每个软件都检阅一遍”等现象普遍存在。既往的媒介素质教育强调培养人们对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以及利用媒介信息为个人和社会生活服务的能力，这其中暗含了“信息接收越多越好”的逻辑。然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对类似灾情、死亡等重大负面信息的接收和把握应以个体的心理承受底线和信息消化能力为尺度。共情能力强的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在面向纷繁庞杂的刺激性信息时，及时的“信息隔绝”是一项必要且合理的自我保护手段。但访谈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在情绪超负荷之际不会主动隔绝信息，这背后是群体心理固化的结果，需要专业的教育和训练进行化解。
2. 驾驭多种媒介，合理宣泄情绪
引导大学生在充斥着娱乐、社交、游戏的网络中找到有用的信息和专业的情绪疏导服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应有之义。随着新媒体的勃兴，越来越多心理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走进公众视野，开展网络科普宣传。可以引导大学生通过关注相关微博博主、订阅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获取情绪疏导的技巧与方法，学会个体情绪管理。高校有关部门和心理社团等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牵头组建心理互助小组、心理健康交流群等，号召学生广泛参与。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助于心理健康知识的分享与传播，也能为大学生个体的负面情绪找到健康、合理的宣泄切口。
（二）推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鼓励大学生正视情绪问题
1. 鼓励大学生直面个人情绪
有能力、有意愿鉴别自己的心理和情绪问题是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第一步，然而，目前一大难题是大学生求助于专业心理咨询机构的意愿并不强烈。接受本次访谈的15名大学生，只有4人选择向外界专业人士求助，面对疫情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心理与情绪，自我消化与吐槽抱怨仍是大学生的首选。此外，来自主流媒体、学校及企业机构发布的心理疏导通告在学生群体中的效果甚微。探析其背后的原因有二，一是大多数大学生盲目自信自己有独立处理心理危机和情绪问题的能力，相信“我可以自己消化”;二是大学生对于自我心理和情绪剖析有抗拒心理。如24岁的法学硕士生F男所言，“自己比较害羞，就这么冷不丁打一个求助电话过去，我怕尴尬”。因此，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危机意识的宣传与教育，以尽可能广泛的形式，鼓励学生敞开心扉，直面个人情绪。
2. 化被动咨询为主动筛查
精准实施心理辅导和负面情绪疏导不能一味依赖于学生的主动咨询，学校方面更应该主动作为，建立“筛查-干预-跟踪-控制”的一体化工作机制。[8]投放调查问卷是目前最常见的筛查手段，但部分学生相信“学校只会要他们想要的答案”，以至于形成抗拒心理和“说假话”的填写习惯。对此，学校在投放问卷時应该主动告知问卷意义，强调填写规范，如给予一定的物质、精神奖励。此外，当代大学生的网络黏性日益提高，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情绪疏导必须要利用好各类新媒体，开辟网络阵地，形成线上与线下联动的教育模式。
（三）构建科学传播新格局，防止大学生因为知识盲区滋生负面情绪
恐慌来自于无知。当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民众保持冷静的思考，避免情绪极端化。以此次疫情为例，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认知程度越深，越有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因此，要利用好各类形式的科学传播力量，防止大学生因为知识盲区滋生负面情绪。
1. 丰富内容和形式，提高科学传播的效率与魅力
在此次新冠肺炎事件中，官方科普团队的声音偏于消沉，反倒是诸如“松鼠网”“丁香园”这类新媒体科普队伍，让大学生觉得“形式新颖，也有内涵”“愿意转发到人际圈中”。这说明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专业科普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主流媒体主动与各类新媒体科普团队开展合作，以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形式，提升大学生科学素养。
2. 发挥议程设置功能，提升情绪健康在科学传播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绪、心情的地位比较尴尬，它们似乎是一种需要被“消灭”的负面因素，而不是一种值得被“引导”的身体自然现象。但心理学告诉我们，对情绪的研究也是一门科学，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个观点，媒体应该以科学的视角审视大学生群体的情绪变化，并且从科学传播的理念出发去组织、策划相关报道。媒体在议程设置中要加强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等议题的比重，也要密切关注网络空间中大学生的情绪表达，并在必要时开辟专题报道，做好情绪疏导。
五、结束语
近年来一系列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让人们意识到，网民结构性的情绪氛围，往往深刻影响着舆情的走向和实际工作的开展。相对其他群体而言，大学生接受网络信息的意愿强，对热点事件参与的热情高，是代表着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因此，对大学生群体在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情绪疏导不仅对个体的成长至关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望成为网络舆情治理的突破口。
但就现实而言，大学生情绪治理工作“投入成本高，收效回报低”的尴尬情况依旧存在，各类组织、机构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形式主义”现象依旧存在，公民群体对情绪的认识囿于早期精神分析理论的滞后现象依旧存在。所以必须承认，大学生群体的情绪治理工作仍是一项综合且长期的工程，需要各方力量的持续性投入，以及国人对情绪认识的深化与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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