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年前，湖南湘阴县城有一条新街道被命名为“旭东”路，很多湘阴人才恍然知道本县历史上曾有一位伟大的人物叫范旭东。至于其兄长、近代著名教育家范源濂，在其桑梓之地仍然知之者寥寥。
一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曾做过顺天府大兴县令，其父教馆为业。范源濂幼年随父读书，十三岁即中秀才，后入岳麓书院就读。甲午战争后，全国各地开始宣传变法维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推动之下，新学新政骤起。1897年陈宝箴兴办时务学堂，聘熊希龄为督学，梁启超为总教习。此时年过二十的范源濂放弃教馆工作，拜在梁启超门下学习新学。当时时务学堂诸生中还有蔡锷，日后成为民初杰出的军事将领。梁任公众多弟子中，也以时务学堂出身的范源濂和蔡锷一文一武成就最大。
百日维新失败后，范源濂受乃师梁启超牵连，流亡日本，先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東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科、法政大学法政科等学习。
1900年范源濂曾短暂回国，参与组织自立军运动，失败后顺道将其弟范旭东带往日本。
在日本留学的六、七年间，范源濂逐步确立其教育救国的志向，而1905年回国后直至1927年英年早逝的二十余年间，他一直践行着其教育梦想，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起步与发展贡献了全部心血。
其一，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办事严谨、富有创见的教育行政官员。1905年清廷废科举，大力兴办新式教育，过去参与戊戌变法而流亡的维新人士大多不再追究。范源濂即于该年回国，并出任清廷学部主事，对教育事务的划分，职责的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章程的制定，教学人员的考核等都作了严谨的规划。
1912年范源濂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次长，与总长蔡元培等制定并颁布《学校系统》及各类学校法令，即著名的壬子癸丑学制，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新学校系统。1916年后范源濂出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撤销原《教育纲要》，重新制定、颁布大学章程。1920年范出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制定大学招生章程，实行按专业分科招生，为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起步奠基。
其二，作为一个教育家，为实现其教育救国的梦想，范源濂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女子教育、职业教育与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并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早在留学期间，范源濂于1904年一度回国，在长沙呼吁女子赴日本留学，并带领十余名湘籍女子到达东京。
1909年范源濂在北京辟柴胡同创办“殖边学校”，开设蒙藏语言文学、地理、测绘、英语、俄语、政法、外交及历史等课程，辛亥革命后改为蒙藏学院，历届毕业生大多服务西北，为民国时代边疆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范源濂也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起人与推动者，1917任教育总长期间他与黄炎培、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
其三，范源濂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早期高等教育领域，他与中国三所著名大学即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都有不解之缘。
1909年7月，清政府外务部、学部共同组建“游美学务处”，全面负责办理庚款兴学事业，范源濂出任会办一职。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改名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成为留美预备学校，范源濂担任副监督，负责肄业馆建设及学堂教学规划。1911年3月清华学堂开学后，范负责学堂的行政与教学管理工作。
范源濂值得大书特书的应是他参与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关于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们一般都会想到严修与张伯苓，很少有人会提及范源濂。
早在清末，范源濂就与南开校父严修私交甚笃，两人同为近代著名教育家，都积极倡导教育教国的理念。1918年春，范源濂与严修等人率团赴美，与先期抵美的张伯苓会合，共同考察与研究美国各州的教育情况，特别是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与发展情况，为南开学校筹办大学部做准备。这年冬天，范源濂与严修、张伯苓结束考察，同船回国，在船上便具体商谈筹备成立私立南开大学的事宜。归国后，私立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范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为解决经费问题，范一方面自愿认捐数万银元，另一方面以其在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声望与地位四处募捐筹款。
1919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正式诞生。作为学校创办人与校董会成员，范源濂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精彩演讲。
南开大学实行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范源濂与严修、张伯苓等同为第一届校董会董事。1921年南开董事会改选，范源濂当选为董事长。
另外，范源濂还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1923年7月，北京国立高等师范正式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范源濂出任校长，提倡人格教育。因无法摆脱经费积欠困境，第二年9月范源濂请辞，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长。
作为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范源濂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基础教育为根本，启民智；以产业教育为手段，富民生；以修养教育为保障，立民德。这些精辟的论述即使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1927年12月，范源濂因病在天津辞世，享年五十二岁。时人评论道：“盖晚近二十年来，以一人而关系全国教育兴衰之重，未有如先生者。”
二
范旭东（1883-1945），原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锐，字旭东，比兄长范源濂小八岁。
1889年，范旭东七岁，父、祖先后辞世，家道遽然中落，甚至一贫如洗。当时范源濂十五岁，尚就读岳麓书院，范母谢氏只好带着幼子及女儿（未及婚配而早卒）投奔长沙的慈善机构保节堂（保节堂是当时专门用来收留贫苦贞洁丧夫之妇的）。
虽然家道中落，生活贫苦，范母并没有放松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不到二十岁，范源濂即学业有成。范旭东从小聪明伶俐，父、祖去世后，兄长范源濂在其早年教育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范旭东人生重要的转折也与其兄密切相关。前文已经述及，1900年自立军运动失败后，范源濂为防备其弟受自己牵连，决定带他一道前往日本。在友人的帮助下，范氏兄弟躲在船舱底部，从长沙到汉口再到上海，躲过无数的搜查，最终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 范旭东十八岁到日本，前后旅日十二年。
在日本求学的早期阶段，除了兄长外，对范旭东影响最大的还有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梁启超先生。当时梁启超流亡日本横滨，经济上给予范旭东一定的资助。范后来回忆说：“梁先生以写稿所得润资来接济我学费。因为单靠老兄接济的，有时遇有预算外的必要用项还是不够。”
而梁启超对范旭东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思想层面，范后来确立“实业救国”的理想与之有极大关系。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倡导“新民说”，范旭东几乎每期必读，并常往梁之住处请教，梁亦循循善诱，对范启迪良多。
范旭东多次写文章向《新民丛报》投稿，宣扬梁启超主张的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准许自由办报，奖励科学发明，以及开矿山、办工厂等主张，已然从出国前的传统读书人变成了梁启超期许中的“新民”。
在范源濂及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范旭东考察日本社会，研究日本富强之道，探求救国良策。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最终以日本的胜利宣告战争结束，双方签订条约，在东北划分势力范围。
这一消息传至日本，日本人无不欢呼雀跃，而正在日本留学的范旭东却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特意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并在照片上留言：“我愿从今日以后寡言力行，摄像做立誓之证。”又加旁注：“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之，男儿男儿，其勿忘之。”
1908年，范旭东即将毕业于冈山高等学校，计划毕业之后从事军事工业，以坚船利炮来救中国。当他向时任校长酒井佐保征询意见时，不料对方却非常轻蔑地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对范旭东刺激尤深，也使其更冷静地思考报国之志，遂放弃从事军事科学之念，决心以化学科学为出发点，为工业奠基，走实业救国之路。
这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专攻应用化学，享受官费待遇。191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面对国内惊天之变，范旭东欣喜万分，认定报国有门，当即决定回国。
从回国后直到1945年去世，三十余年来范旭东用行动实践他“实业救国”的誓言，先后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前者彻底改变了国人千百年来用盐的习惯，让一个“食土的民族”吃上了纯净的盐（中国传统的煮盐法是用形似大锅的容器煮沸取自海边滩涂的海水或盐井里的卤水结晶成盐。煮盐生产落后，成本高、效率低，特别是质量不高，含有大量杂质，称为“土盐”）。而后者生产纯碱，打破西方大国长久的垄断，成为东亚第一家纯碱企业。1926年8月永利“红三角”牌纯缄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国内外遂供不应求。这两大企业奠定了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基础，范旭东本人也赢得了“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的美誉。范旭东的企业中永利公司后来创办酸厂，生产硫酸与硝酸，成为西方垄断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者。
当范旭东决定创办企业时，他还非常敏锐地意识到科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始终注重延揽人才，计划以自身企业的力量建成一个高水准的科研机構，不仅可以支持久大和永利的发展，还要为中国的科研贡献力量。
1922年，这一计划已久的科研机构被命名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范旭东聘请并全力支持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学悟主持社务。范旭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孙学悟和全社员工的不懈努力，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开创了我国无机应用化学、有机应用化学及细菌化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写下了化工科研史上光辉的一页。黄海与永利、久大联合组成的“永久黄集团”还创办了《海王旬刊》，该刊在范旭东的主持下制订了“四大信条”：
一、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
二、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事业；
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大局；
四、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从1928年至1949年，《海王旬刊》累计出版六百多期，范旭东先后亲自为该刊撰稿逾百篇。永利、久大两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数千名职工在“四大信条”的鼓舞和鞭策下，为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和科学研究事业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其中范旭东不愧是实践这些信条的典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久、永、黄”这年决定内迁建厂，经过一年多的艰难准备，久大川厂、永利川厂顺利建成开工，为抗战提供必要的物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范旭东开始规划他的战后企业复兴大计。然而天不假年，10月4日，范旭东枕着战后十大厂的蓝图猝然辞世，享年六十三岁。
时值重庆谈判，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一致决定暂停谈判，并亲往吊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题词：“力行至用”；中共领袖毛泽东题词：“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1947年6月，范旭东灵柩运至北平，安葬于香山。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公私合营的浪潮，永利和久大接受改造，成为国营企业。黄海社并入中国科学院，成为中科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原“永、久、黄”的众多重要成员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侯德榜1958年出任化工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科协副主席；李烛尘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学悟1952年任中科院工业化学研究所所长。
范旭东一生坎坷，幼年丧父，中年漂泊日本十余载；创办实业，艰苦备尝；稍有成绩，又值日寇侵华；抗战胜利，刚想大干一番，却不幸离世。范旭东有如此功业，却一生清贫，不曾给家人留下多少遗产，公司盈利所得即投入公司建设之中，家中仅留日常开销之需。范旭东辞世后，范夫人及两个女儿几乎没有了生活保障，幸得永利同仁及时援手，将公司部分股权授予范夫人。
三
范源濂、范旭东兄弟一生孜孜以求的绝不是个人的名利，而是其“教育救国”或者“实业救国”的理想，这样的人物理所应当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范旭东的桑梓之地湘阴县城能有一条街道命名为“旭东路”，也算作是对他们兄弟的纪念吧，似可告慰乡贤。
一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曾做过顺天府大兴县令，其父教馆为业。范源濂幼年随父读书，十三岁即中秀才，后入岳麓书院就读。甲午战争后，全国各地开始宣传变法维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推动之下，新学新政骤起。1897年陈宝箴兴办时务学堂，聘熊希龄为督学，梁启超为总教习。此时年过二十的范源濂放弃教馆工作，拜在梁启超门下学习新学。当时时务学堂诸生中还有蔡锷，日后成为民初杰出的军事将领。梁任公众多弟子中，也以时务学堂出身的范源濂和蔡锷一文一武成就最大。
百日维新失败后，范源濂受乃师梁启超牵连，流亡日本，先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東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科、法政大学法政科等学习。
1900年范源濂曾短暂回国，参与组织自立军运动，失败后顺道将其弟范旭东带往日本。
在日本留学的六、七年间，范源濂逐步确立其教育救国的志向，而1905年回国后直至1927年英年早逝的二十余年间，他一直践行着其教育梦想，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起步与发展贡献了全部心血。
其一，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办事严谨、富有创见的教育行政官员。1905年清廷废科举，大力兴办新式教育，过去参与戊戌变法而流亡的维新人士大多不再追究。范源濂即于该年回国，并出任清廷学部主事，对教育事务的划分，职责的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章程的制定，教学人员的考核等都作了严谨的规划。
1912年范源濂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次长，与总长蔡元培等制定并颁布《学校系统》及各类学校法令，即著名的壬子癸丑学制，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新学校系统。1916年后范源濂出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撤销原《教育纲要》，重新制定、颁布大学章程。1920年范出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制定大学招生章程，实行按专业分科招生，为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起步奠基。
其二，作为一个教育家，为实现其教育救国的梦想，范源濂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女子教育、职业教育与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并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早在留学期间，范源濂于1904年一度回国，在长沙呼吁女子赴日本留学，并带领十余名湘籍女子到达东京。
1909年范源濂在北京辟柴胡同创办“殖边学校”，开设蒙藏语言文学、地理、测绘、英语、俄语、政法、外交及历史等课程，辛亥革命后改为蒙藏学院，历届毕业生大多服务西北，为民国时代边疆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范源濂也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起人与推动者，1917任教育总长期间他与黄炎培、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
其三，范源濂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还突出地表现在早期高等教育领域，他与中国三所著名大学即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都有不解之缘。
1909年7月，清政府外务部、学部共同组建“游美学务处”，全面负责办理庚款兴学事业，范源濂出任会办一职。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改名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成为留美预备学校，范源濂担任副监督，负责肄业馆建设及学堂教学规划。1911年3月清华学堂开学后，范负责学堂的行政与教学管理工作。
范源濂值得大书特书的应是他参与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关于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们一般都会想到严修与张伯苓，很少有人会提及范源濂。
早在清末，范源濂就与南开校父严修私交甚笃，两人同为近代著名教育家，都积极倡导教育教国的理念。1918年春，范源濂与严修等人率团赴美，与先期抵美的张伯苓会合，共同考察与研究美国各州的教育情况，特别是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与发展情况，为南开学校筹办大学部做准备。这年冬天，范源濂与严修、张伯苓结束考察，同船回国，在船上便具体商谈筹备成立私立南开大学的事宜。归国后，私立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范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为解决经费问题，范一方面自愿认捐数万银元，另一方面以其在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声望与地位四处募捐筹款。
1919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正式诞生。作为学校创办人与校董会成员，范源濂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精彩演讲。
南开大学实行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范源濂与严修、张伯苓等同为第一届校董会董事。1921年南开董事会改选，范源濂当选为董事长。
另外，范源濂还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1923年7月，北京国立高等师范正式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范源濂出任校长，提倡人格教育。因无法摆脱经费积欠困境，第二年9月范源濂请辞，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长。
作为近代杰出的教育家，范源濂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基础教育为根本，启民智；以产业教育为手段，富民生；以修养教育为保障，立民德。这些精辟的论述即使放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1927年12月，范源濂因病在天津辞世，享年五十二岁。时人评论道：“盖晚近二十年来，以一人而关系全国教育兴衰之重，未有如先生者。”
二
范旭东（1883-1945），原名源让，字明俊，后改名为锐，字旭东，比兄长范源濂小八岁。
1889年，范旭东七岁，父、祖先后辞世，家道遽然中落，甚至一贫如洗。当时范源濂十五岁，尚就读岳麓书院，范母谢氏只好带着幼子及女儿（未及婚配而早卒）投奔长沙的慈善机构保节堂（保节堂是当时专门用来收留贫苦贞洁丧夫之妇的）。
虽然家道中落，生活贫苦，范母并没有放松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不到二十岁，范源濂即学业有成。范旭东从小聪明伶俐，父、祖去世后，兄长范源濂在其早年教育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范旭东人生重要的转折也与其兄密切相关。前文已经述及，1900年自立军运动失败后，范源濂为防备其弟受自己牵连，决定带他一道前往日本。在友人的帮助下，范氏兄弟躲在船舱底部，从长沙到汉口再到上海，躲过无数的搜查，最终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 范旭东十八岁到日本，前后旅日十二年。
在日本求学的早期阶段，除了兄长外，对范旭东影响最大的还有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梁启超先生。当时梁启超流亡日本横滨，经济上给予范旭东一定的资助。范后来回忆说：“梁先生以写稿所得润资来接济我学费。因为单靠老兄接济的，有时遇有预算外的必要用项还是不够。”
而梁启超对范旭东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思想层面，范后来确立“实业救国”的理想与之有极大关系。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倡导“新民说”，范旭东几乎每期必读，并常往梁之住处请教，梁亦循循善诱，对范启迪良多。
范旭东多次写文章向《新民丛报》投稿，宣扬梁启超主张的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准许自由办报，奖励科学发明，以及开矿山、办工厂等主张，已然从出国前的传统读书人变成了梁启超期许中的“新民”。
在范源濂及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范旭东考察日本社会，研究日本富强之道，探求救国良策。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最终以日本的胜利宣告战争结束，双方签订条约，在东北划分势力范围。
这一消息传至日本，日本人无不欢呼雀跃，而正在日本留学的范旭东却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特意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并在照片上留言：“我愿从今日以后寡言力行，摄像做立誓之证。”又加旁注：“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之，男儿男儿，其勿忘之。”
1908年，范旭东即将毕业于冈山高等学校，计划毕业之后从事军事工业，以坚船利炮来救中国。当他向时任校长酒井佐保征询意见时，不料对方却非常轻蔑地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对范旭东刺激尤深，也使其更冷静地思考报国之志，遂放弃从事军事科学之念，决心以化学科学为出发点，为工业奠基，走实业救国之路。
这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专攻应用化学，享受官费待遇。191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面对国内惊天之变，范旭东欣喜万分，认定报国有门，当即决定回国。
从回国后直到1945年去世，三十余年来范旭东用行动实践他“实业救国”的誓言，先后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前者彻底改变了国人千百年来用盐的习惯，让一个“食土的民族”吃上了纯净的盐（中国传统的煮盐法是用形似大锅的容器煮沸取自海边滩涂的海水或盐井里的卤水结晶成盐。煮盐生产落后，成本高、效率低，特别是质量不高，含有大量杂质，称为“土盐”）。而后者生产纯碱，打破西方大国长久的垄断，成为东亚第一家纯碱企业。1926年8月永利“红三角”牌纯缄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国内外遂供不应求。这两大企业奠定了中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基础，范旭东本人也赢得了“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的美誉。范旭东的企业中永利公司后来创办酸厂，生产硫酸与硝酸，成为西方垄断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者。
当范旭东决定创办企业时，他还非常敏锐地意识到科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始终注重延揽人才，计划以自身企业的力量建成一个高水准的科研机構，不仅可以支持久大和永利的发展，还要为中国的科研贡献力量。
1922年，这一计划已久的科研机构被命名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范旭东聘请并全力支持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学悟主持社务。范旭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孙学悟和全社员工的不懈努力，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开创了我国无机应用化学、有机应用化学及细菌化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写下了化工科研史上光辉的一页。黄海与永利、久大联合组成的“永久黄集团”还创办了《海王旬刊》，该刊在范旭东的主持下制订了“四大信条”：
一、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
二、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事业；
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大局；
四、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从1928年至1949年，《海王旬刊》累计出版六百多期，范旭东先后亲自为该刊撰稿逾百篇。永利、久大两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数千名职工在“四大信条”的鼓舞和鞭策下，为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和科学研究事业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其中范旭东不愧是实践这些信条的典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久、永、黄”这年决定内迁建厂，经过一年多的艰难准备，久大川厂、永利川厂顺利建成开工，为抗战提供必要的物资。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范旭东开始规划他的战后企业复兴大计。然而天不假年，10月4日，范旭东枕着战后十大厂的蓝图猝然辞世，享年六十三岁。
时值重庆谈判，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一致决定暂停谈判，并亲往吊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题词：“力行至用”；中共领袖毛泽东题词：“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1947年6月，范旭东灵柩运至北平，安葬于香山。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公私合营的浪潮，永利和久大接受改造，成为国营企业。黄海社并入中国科学院，成为中科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原“永、久、黄”的众多重要成员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侯德榜1958年出任化工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科协副主席；李烛尘曾任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学悟1952年任中科院工业化学研究所所长。
范旭东一生坎坷，幼年丧父，中年漂泊日本十余载；创办实业，艰苦备尝；稍有成绩，又值日寇侵华；抗战胜利，刚想大干一番，却不幸离世。范旭东有如此功业，却一生清贫，不曾给家人留下多少遗产，公司盈利所得即投入公司建设之中，家中仅留日常开销之需。范旭东辞世后，范夫人及两个女儿几乎没有了生活保障，幸得永利同仁及时援手，将公司部分股权授予范夫人。
三
范源濂、范旭东兄弟一生孜孜以求的绝不是个人的名利，而是其“教育救国”或者“实业救国”的理想，这样的人物理所应当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范旭东的桑梓之地湘阴县城能有一条街道命名为“旭东路”，也算作是对他们兄弟的纪念吧，似可告慰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