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每想起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我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那时候，每年春节之前，父亲都会换一沓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下的苇席下面，待到过年，再一人一张地发给他的儿女和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张一毛的票儿已经没有几张了。因为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苇席下藏的毛票，只要上学就偷偷地抽走一张买烧饼吃。
　　从初一到初五，父亲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打了我一记耳光，再问我，仍说没有，父亲又打了我一记耳光。记不得父亲总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我实在不能忍了，才承认钱被我偷走买了烧饼吃。父亲就不再说啥，把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的钱。人家挨个儿找到我们的家里。
　　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的，毕竟我有前科。待人家走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偷，我就说没有，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痛打，直到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才罢休。睡到半夜，父親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父亲就拿手在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看着窗外。
　　第三次，父亲是最应该打我的，但没打。那时我已经过了十岁，从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偷了一个刮脸刀，回去对父亲说是我在路上捡的。
　　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从来没有为那一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又过了多年之后，我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时，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谁与争锋摘自《土黄与草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