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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庸思想作为人类较早领悟的思想方法之一，在中西古典倫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东、西方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伟大思想家，尽管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差百余年，且所生活的社会习俗、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但他们都提出了中庸观。通过本文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在表述上虽不尽相同，在社会实践中有很大的差异，却是在相近的内涵层面上加以展开。
关键词：中庸思想；孔子；亚里士多德
中庸思想作为人类较早领悟的思想方法之一，在中、西方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东、西方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伟大思想家，尽管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差百余年，且所生活的社会习俗、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但他们都提出了中庸观，并从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两个层面进行了诠释。
一、中庸思想的不同表层阐释
长期以来，由于中庸观在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进程中的逐渐失落，许多人把中庸只简单的理解为各种不同因素，特别是绝对对立的因素中求取中道的折衷主义。实际上，中庸作为古代哲学和伦理学的概念范畴，无论是在孔子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其意蕴都极丰富且又模糊抽象。
在孔子之前，中庸观就已有了雏形。前人从真、善、美的角度来看“中”后又把“中”作为普遍规律提出来发展为“中行”。孔子在前人基础上，首次提出中庸，并对其给予了很高的定位。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在这里指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是平常，切合实际，平易可行之意。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行，同时感叹当时缺乏中庸之德。喜、怒、哀、乐是人人有的感情，当这些感情没有接触事物而未表露的时候，心寂然不动，故无过与不及的弊端，这种状态体现了中。
亚里士多德对中庸的解释与孔子对中庸的解释有着很大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灵有三种形式：感情或激情、能力和习性。我们对感情、能力自身不加以评判，所以我们认为不可以在感情、能力之中寻德，应该到习性或制约中去寻找。德的习性或制约能帮助具有德的人完成自己的职能。对人来说，就是灵魂的活动经过取舍，一直在过与不及之间保持中庸之道”。在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既非情感也非本能，而是习性。
在对孔子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初步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中庸之为德也”的“德”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就是美德”中的“德”，在表述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德”是排除在感情之外的，这种德是用理智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感情和行为。这里的“理”，不仅是人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的能力，是使人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内部联系、事物规律性的理，更是调节和控制人的感情、行为的力量。这符合西方文化中理性与情感对立的观点。西方的理性精神是以承认理性与情感不能合一为前提的。
孔子认为“德”并不排除在感情中寻找，认为中庸是在情与理之间做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这种选择既不是纯粹的情感，也不是绝对的理性，而是理生于情、理寓于情、理以节情、理以化情的合情合理的中庸，这里的理有别于西方亚里士多德用理节情的绝对的理性，而是讲人情，知事故的情理。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通情达理的人。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中庸有着不同的阐释，并不代表他们的中庸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着迥然不同的内蕴。客观的说，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都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
二、中庸思想的相似深层内涵
1.矛盾的对立统一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反对过与不及时，都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孔子曾总结舜统治的经验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里提出了“两端”这一极为重要的范畴。孔子这里所说的“两端”指“过”与“不及”，孔子反对过与不及。《论语·先进》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孔子回答弟子的发问时，孔子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师与商，一个过了头，一个又不够，过与不及不相上下，他们做事均不能恰到好处，都不符合中庸之道。过与不及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是对立的。但孔子把它们等同起来“过犹不及”。虽然孔子未提及对立双方的转化，但从孔子学说中已能看出矛盾的对立统一辨证思想。
亚里士多德同样反对过与不及。亚里士多德认为“凡行为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是德性即遵守中道。”此论断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过与不及是恶的特征，中道是德性，是美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都一致反对过与不及提倡适度、适中。“适度”在他们的中庸思想中又是怎样各自体现的呢？
2.“适度”的特点
在孔子论说中最能体现中庸之道的适度的特点是在《中庸·问强》一章里。“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里孔子认为，北方之强有过于中庸，南方之强不及中庸。两强存在过与不及的偏差。所以孔子勉励子路，做到以待人却不为流俗所移；守中和而无所偏倚，这是以中庸之道为核心来体现的强，这是君子的强。这种“和而不流”，“中立而无不倚”的中庸特点在其很多论说中都可以看到。
在论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所体现的适度原则时，先要提及亚里士多德对中庸思想的划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切连续的和可分的东西中。既可取其多，也可取其少，还可取其相等。这一些部分既可以是对事物自身，也可以是相对于我们，而相等就是过多与过少的中间。我们所说的事物的中间，就是指与两端距离相等的点，这个中点对一切人都是单一的，相同的。至于相对于我们的中点，就是既非过度，也非不及。这样的中间对一切人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相同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把中道划分为绝对中道和相对中道。绝对中道即事物的中道，事物的中间，不必太多考虑适度原则。相对中道是对人而言，指的是不太多，也不太少，是因人而异的。 亚里士多德也强调适度，他曾用两个比喻来介绍他的学说。一是有关工艺的比喻：好的工艺之中庸要避免不成比例的情况。一副好的工艺品是不能增加或减少一点点东西，多余或缺少一点就会破坏作品的美，即中庸适度才是美。另一比喻是医学上的：健康及体力在太多或太少食物，太多或太少运动量之下都会受到伤害。
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中庸思想只能在德性意义上使用，坚决反对在恶性中再去寻找中庸，反对用中庸来调和美德和恶性的对立。他认为“有一些行为和情感，它们的名称本来就是和罪过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恶意、歹毒、无耻、偷盗、谋杀等。所有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都是错误的，因为其本身就是罪过，谈不上什么过度与不及。”同时亚里士多德又看到了中庸的复杂情况。
亚里士多德反对用中庸来调和美德和恶性的对立，孔子的中庸思想也绝非是无是非观，无原则性，一团和气的老好人处世哲学。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孔子认为人人称赞或厌恶是不足以用来判断的，因为人群中良莠混杂。所以，必须是善人称赞，恶人厌恶才能下定论。孔子批判的是被孔子称之为“乡愿”的一类人。这类人是善于调和是非，没有立场，四面调好，八百玲珑的和事佬，是败坏道德的。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非常注重中庸思想的适度原则。只有做到适度，才符合中庸思想。在具体运用中庸思想时都强调要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就是把握中庸的关键。
3.对“度”的把握
孔子的中庸思想主张中庸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不动的原则。“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孔子认为君子做事能够符合中庸的道理，小人的所做所为完全违背中庸的道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君子对中庸的理能时时省察，做到随时而异，适中不偏；小人对于中庸的理，任性妄为，肆无忌惮。可见，孔子要求人们随不同的时空条件的变化及时变通，以合乎适度，合乎中庸。如果相反，不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必然流于小人的行列，违反中道。但“时中”，并非主观的任意为之。在《论语·子罕》中，“子曰：‘可与共学，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孔子谈为学的不同層次和境界时认为，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在坚持大道的基础上通权达变。这里的权即权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用我们现在话说也就是灵活运用，创造性地发展。在孔子的学说中，对度的把握主张时中、权变。实践中，孔子主张的教育活动的因人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也是其中庸思想对度的把握的具体体现。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对度的把握，也可以找到具体论说。“设若10是多，2是少，那么就事物而言，人们取6就是中间。因为6减2与10减6是相等的。不过这是数学比例而言的相等。若是对我们而言就不能这样办了。不能因为10斤的食品为多的一份，2斤的食品为少的一份，教练就指定6斤的食品。因为对于特定的接受者运动员，6斤既可能多，也可能少。”亚里士多德提到“在应该的时间，据应该的情况，对应该的人，为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来感受情况，那就是中道，是最好的，它属于德行。”
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同孔子相同，不主张执中守一，而应该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问题，因时因地制宜。亚里士多德连指出了五个应该。这里的“应该”亦可理解为特定。在特定的时间，据特定的情况，对特定的人，为特定的目的，以特定的应式来感受情况，这才称得上中道。否则，就变为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中间”，或孔子所反对的“执中守一”了。
以上比较我们发现：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在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都主张适度，反对过与不及；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反对执中其一，反对简单的析衷；主张以善为标准，反对用中庸来调和美德和恶性的对立。可见二人的中庸思想有着相近的内涵。另外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种超越时代而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都有其久远而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庸思想的成熟也是有深刻的时代根源的。
孔子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变时期。从社会的变革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从当时大变革的形势来看，旧的秩序在崩溃，社会矛盾复杂又激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为各种暴力所控制。连年无休止的战争，使社会秩序更为混乱，人民陷于不安的情绪之中。孔子从调和矛盾，维护旧制的社会政治目标出发，继承前人思想，形成一整套有力的理论思想，中庸思想就是其一。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并不比孔子生活的时代安宁多少。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看，正值古希腊社会大变革时代，整个希腊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年不断，社会成员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古希腊的人民同孔子生活时代的人民一样，迫切需要稳定，需要生产，需要安宁，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与和睦的家庭生活，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在这种时代背景中成熟了。历史证明，这两位大思想家在周游列国，广收门徒，极力推行自已政治主张的情况下，依然被王者敬而远之，其中庸思想最终未被当时的统治者很好的采纳。
需要注意，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是欲与二者区分优劣。因为中庸思想不仅所映了我们祖先的思想痕迹，代表了人类思维的一段进程，还在以往的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并影响我们当今时代的发展。如：亚里士多德主张限制一家所生子女的数量，主张家庭内部男女平等；孔子主张以和为治国之道，这些主张在风云变化的时政中得到了最终的认可。中庸思想从两大哲人不谋而合的提出，到运用于道德规范，社会政治之中，直至今天对中庸思想的现代转换。这证明古老的中庸思想在有着相似的深层内涵前提下，在经过现代转化之后，必将焕发新的青春，成为一种普世伦理，并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一切家庭和团体、一切种族、国家和宗教。
参考文献：
[1]金良年撰.论语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65，102，122，157，241，257.
[2]来可泓撰.大学直解中庸直解[M].复且大学出版社，54，141，148，157，163.
[3]吴琼等译.思想的盛宴[M].九州出版社，51，62.
[4]幺大中，罗茨编著.亚里士多德[M].辽海出版社，184-187.
[5]蒋国保.儒學普世化的基本路向[J].中国哲学，94.
关键词：中庸思想；孔子；亚里士多德
中庸思想作为人类较早领悟的思想方法之一，在中、西方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作为东、西方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伟大思想家，尽管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差百余年，且所生活的社会习俗、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但他们都提出了中庸观，并从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两个层面进行了诠释。
一、中庸思想的不同表层阐释
长期以来，由于中庸观在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进程中的逐渐失落，许多人把中庸只简单的理解为各种不同因素，特别是绝对对立的因素中求取中道的折衷主义。实际上，中庸作为古代哲学和伦理学的概念范畴，无论是在孔子还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其意蕴都极丰富且又模糊抽象。
在孔子之前，中庸观就已有了雏形。前人从真、善、美的角度来看“中”后又把“中”作为普遍规律提出来发展为“中行”。孔子在前人基础上，首次提出中庸，并对其给予了很高的定位。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在这里指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是平常，切合实际，平易可行之意。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行，同时感叹当时缺乏中庸之德。喜、怒、哀、乐是人人有的感情，当这些感情没有接触事物而未表露的时候，心寂然不动，故无过与不及的弊端，这种状态体现了中。
亚里士多德对中庸的解释与孔子对中庸的解释有着很大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灵有三种形式：感情或激情、能力和习性。我们对感情、能力自身不加以评判，所以我们认为不可以在感情、能力之中寻德，应该到习性或制约中去寻找。德的习性或制约能帮助具有德的人完成自己的职能。对人来说，就是灵魂的活动经过取舍，一直在过与不及之间保持中庸之道”。在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既非情感也非本能，而是习性。
在对孔子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初步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中庸之为德也”的“德”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就是美德”中的“德”，在表述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德”是排除在感情之外的，这种德是用理智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感情和行为。这里的“理”，不仅是人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的能力，是使人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内部联系、事物规律性的理，更是调节和控制人的感情、行为的力量。这符合西方文化中理性与情感对立的观点。西方的理性精神是以承认理性与情感不能合一为前提的。
孔子认为“德”并不排除在感情中寻找，认为中庸是在情与理之间做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这种选择既不是纯粹的情感，也不是绝对的理性，而是理生于情、理寓于情、理以节情、理以化情的合情合理的中庸，这里的理有别于西方亚里士多德用理节情的绝对的理性，而是讲人情，知事故的情理。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通情达理的人。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中庸有着不同的阐释，并不代表他们的中庸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着迥然不同的内蕴。客观的说，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都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
二、中庸思想的相似深层内涵
1.矛盾的对立统一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反对过与不及时，都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孔子曾总结舜统治的经验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里提出了“两端”这一极为重要的范畴。孔子这里所说的“两端”指“过”与“不及”，孔子反对过与不及。《论语·先进》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孔子回答弟子的发问时，孔子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师与商，一个过了头，一个又不够，过与不及不相上下，他们做事均不能恰到好处，都不符合中庸之道。过与不及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是对立的。但孔子把它们等同起来“过犹不及”。虽然孔子未提及对立双方的转化，但从孔子学说中已能看出矛盾的对立统一辨证思想。
亚里士多德同样反对过与不及。亚里士多德认为“凡行为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是德性即遵守中道。”此论断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过与不及是恶的特征，中道是德性，是美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都一致反对过与不及提倡适度、适中。“适度”在他们的中庸思想中又是怎样各自体现的呢？
2.“适度”的特点
在孔子论说中最能体现中庸之道的适度的特点是在《中庸·问强》一章里。“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里孔子认为，北方之强有过于中庸，南方之强不及中庸。两强存在过与不及的偏差。所以孔子勉励子路，做到以待人却不为流俗所移；守中和而无所偏倚，这是以中庸之道为核心来体现的强，这是君子的强。这种“和而不流”，“中立而无不倚”的中庸特点在其很多论说中都可以看到。
在论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所体现的适度原则时，先要提及亚里士多德对中庸思想的划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切连续的和可分的东西中。既可取其多，也可取其少，还可取其相等。这一些部分既可以是对事物自身，也可以是相对于我们，而相等就是过多与过少的中间。我们所说的事物的中间，就是指与两端距离相等的点，这个中点对一切人都是单一的，相同的。至于相对于我们的中点，就是既非过度，也非不及。这样的中间对一切人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相同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把中道划分为绝对中道和相对中道。绝对中道即事物的中道，事物的中间，不必太多考虑适度原则。相对中道是对人而言，指的是不太多，也不太少，是因人而异的。 亚里士多德也强调适度，他曾用两个比喻来介绍他的学说。一是有关工艺的比喻：好的工艺之中庸要避免不成比例的情况。一副好的工艺品是不能增加或减少一点点东西，多余或缺少一点就会破坏作品的美，即中庸适度才是美。另一比喻是医学上的：健康及体力在太多或太少食物，太多或太少运动量之下都会受到伤害。
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中庸思想只能在德性意义上使用，坚决反对在恶性中再去寻找中庸，反对用中庸来调和美德和恶性的对立。他认为“有一些行为和情感，它们的名称本来就是和罪过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恶意、歹毒、无耻、偷盗、谋杀等。所有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都是错误的，因为其本身就是罪过，谈不上什么过度与不及。”同时亚里士多德又看到了中庸的复杂情况。
亚里士多德反对用中庸来调和美德和恶性的对立，孔子的中庸思想也绝非是无是非观，无原则性，一团和气的老好人处世哲学。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孔子认为人人称赞或厌恶是不足以用来判断的，因为人群中良莠混杂。所以，必须是善人称赞，恶人厌恶才能下定论。孔子批判的是被孔子称之为“乡愿”的一类人。这类人是善于调和是非，没有立场，四面调好，八百玲珑的和事佬，是败坏道德的。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都非常注重中庸思想的适度原则。只有做到适度，才符合中庸思想。在具体运用中庸思想时都强调要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就是把握中庸的关键。
3.对“度”的把握
孔子的中庸思想主张中庸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不动的原则。“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孔子认为君子做事能够符合中庸的道理，小人的所做所为完全违背中庸的道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君子对中庸的理能时时省察，做到随时而异，适中不偏；小人对于中庸的理，任性妄为，肆无忌惮。可见，孔子要求人们随不同的时空条件的变化及时变通，以合乎适度，合乎中庸。如果相反，不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必然流于小人的行列，违反中道。但“时中”，并非主观的任意为之。在《论语·子罕》中，“子曰：‘可与共学，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孔子谈为学的不同層次和境界时认为，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在坚持大道的基础上通权达变。这里的权即权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用我们现在话说也就是灵活运用，创造性地发展。在孔子的学说中，对度的把握主张时中、权变。实践中，孔子主张的教育活动的因人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也是其中庸思想对度的把握的具体体现。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对度的把握，也可以找到具体论说。“设若10是多，2是少，那么就事物而言，人们取6就是中间。因为6减2与10减6是相等的。不过这是数学比例而言的相等。若是对我们而言就不能这样办了。不能因为10斤的食品为多的一份，2斤的食品为少的一份，教练就指定6斤的食品。因为对于特定的接受者运动员，6斤既可能多，也可能少。”亚里士多德提到“在应该的时间，据应该的情况，对应该的人，为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来感受情况，那就是中道，是最好的，它属于德行。”
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同孔子相同，不主张执中守一，而应该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问题，因时因地制宜。亚里士多德连指出了五个应该。这里的“应该”亦可理解为特定。在特定的时间，据特定的情况，对特定的人，为特定的目的，以特定的应式来感受情况，这才称得上中道。否则，就变为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中间”，或孔子所反对的“执中守一”了。
以上比较我们发现：孔子的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在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都主张适度，反对过与不及；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反对执中其一，反对简单的析衷；主张以善为标准，反对用中庸来调和美德和恶性的对立。可见二人的中庸思想有着相近的内涵。另外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种超越时代而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都有其久远而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庸思想的成熟也是有深刻的时代根源的。
孔子处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变时期。从社会的变革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从当时大变革的形势来看，旧的秩序在崩溃，社会矛盾复杂又激烈。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为各种暴力所控制。连年无休止的战争，使社会秩序更为混乱，人民陷于不安的情绪之中。孔子从调和矛盾，维护旧制的社会政治目标出发，继承前人思想，形成一整套有力的理论思想，中庸思想就是其一。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并不比孔子生活的时代安宁多少。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看，正值古希腊社会大变革时代，整个希腊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年不断，社会成员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古希腊的人民同孔子生活时代的人民一样，迫切需要稳定，需要生产，需要安宁，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与和睦的家庭生活，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在这种时代背景中成熟了。历史证明，这两位大思想家在周游列国，广收门徒，极力推行自已政治主张的情况下，依然被王者敬而远之，其中庸思想最终未被当时的统治者很好的采纳。
需要注意，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是欲与二者区分优劣。因为中庸思想不仅所映了我们祖先的思想痕迹，代表了人类思维的一段进程，还在以往的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并影响我们当今时代的发展。如：亚里士多德主张限制一家所生子女的数量，主张家庭内部男女平等；孔子主张以和为治国之道，这些主张在风云变化的时政中得到了最终的认可。中庸思想从两大哲人不谋而合的提出，到运用于道德规范，社会政治之中，直至今天对中庸思想的现代转换。这证明古老的中庸思想在有着相似的深层内涵前提下，在经过现代转化之后，必将焕发新的青春，成为一种普世伦理，并适用于一切生活领域、一切家庭和团体、一切种族、国家和宗教。
参考文献：
[1]金良年撰.论语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65，102，122，157，241，257.
[2]来可泓撰.大学直解中庸直解[M].复且大学出版社，54，141，148，157，163.
[3]吴琼等译.思想的盛宴[M].九州出版社，51，62.
[4]幺大中，罗茨编著.亚里士多德[M].辽海出版社，184-187.
[5]蒋国保.儒學普世化的基本路向[J].中国哲学，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