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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21日,为了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由17位成员组成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开始对北京进行最后一轮视察。
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之旅的最后一个上午,他们参观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午,他们拜会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他告别。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中央电视台的是年富力强的台长赵化勇。
当晚,赵化勇坐在他位于15楼的办公室里,观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国家新闻节目《新闻联播》。
此时正是19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紅色电话机响了。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化勇回答道,他尽量掩饰着内心的不安,“我刚才看了《新闻联播》对您的报道,会见奥委会评估团时您看起来真的太棒了。”
江泽民并未因为受到恭维而分神:“谢谢,但是你注意到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总书记,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赵化勇的脸都红了。既然江泽民亲自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极端敏感的《新闻联播》出现了某个严重的问题。“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泽民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运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弄错了,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识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化勇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化勇几乎能感受到江泽民在微笑,但是他知道这样的错误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赵化勇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摄像师与编辑之间没有任何交代,既没有书面的,也没有口头上的。江泽民是在下午4点进行会见的,摄像师们在完成拍摄任务之后就匆忙往回赶——由于交通拥堵,他们6点多才赶到中央电视台把录像带交给焦躁不安的编辑(这些编辑并未去拍摄现场),而编辑为了赶在晚上7点之前播出,直接冲到剪辑室剪片子去了。
在迅速而仔细地换上正确的画面之后,赵化勇多次检查了纠正之后的图像,并让摄像师确认,确保这次再没有任何差错。之后,赵化勇吩咐将修改过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晚上9点钟的新闻摘要及10点钟《新闻联播》重播时播出。
晚上8点25分,赵化勇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准备给江泽民打电话。他在拿起电话之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他忧郁地说,“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
“稍等。”一个女声似乎会意地笑着说道。数秒钟之后,江泽民接了电话。
“您好,总书记。我们找到问题所在了:责任在我们,但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画面正确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钟的要闻播报和10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缘由。”
于是,赵化勇详细地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
“和我猜的差不多。”江泽民听完之后回答道:“我也像你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制作电视节目与制造汽车是一样的: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最后,江泽民嘱咐赵化勇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化勇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摘自《他改变了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
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之旅的最后一个上午,他们参观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午,他们拜会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他告别。迎接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中央电视台的是年富力强的台长赵化勇。
当晚,赵化勇坐在他位于15楼的办公室里,观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国家新闻节目《新闻联播》。
此时正是19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紅色电话机响了。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化勇回答道,他尽量掩饰着内心的不安,“我刚才看了《新闻联播》对您的报道,会见奥委会评估团时您看起来真的太棒了。”
江泽民并未因为受到恭维而分神:“谢谢,但是你注意到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总书记,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赵化勇的脸都红了。既然江泽民亲自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极端敏感的《新闻联播》出现了某个严重的问题。“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泽民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运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弄错了,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识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化勇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化勇几乎能感受到江泽民在微笑,但是他知道这样的错误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赵化勇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摄像师与编辑之间没有任何交代,既没有书面的,也没有口头上的。江泽民是在下午4点进行会见的,摄像师们在完成拍摄任务之后就匆忙往回赶——由于交通拥堵,他们6点多才赶到中央电视台把录像带交给焦躁不安的编辑(这些编辑并未去拍摄现场),而编辑为了赶在晚上7点之前播出,直接冲到剪辑室剪片子去了。
在迅速而仔细地换上正确的画面之后,赵化勇多次检查了纠正之后的图像,并让摄像师确认,确保这次再没有任何差错。之后,赵化勇吩咐将修改过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晚上9点钟的新闻摘要及10点钟《新闻联播》重播时播出。
晚上8点25分,赵化勇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准备给江泽民打电话。他在拿起电话之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他忧郁地说,“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
“稍等。”一个女声似乎会意地笑着说道。数秒钟之后,江泽民接了电话。
“您好,总书记。我们找到问题所在了:责任在我们,但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画面正确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钟的要闻播报和10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缘由。”
于是,赵化勇详细地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
“和我猜的差不多。”江泽民听完之后回答道:“我也像你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制作电视节目与制造汽车是一样的: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最后,江泽民嘱咐赵化勇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化勇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摘自《他改变了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