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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常称的“江南第一才子”正明先生走了。从此，我多了一分寂寞，也多了一分哀伤。天何不惜斯人耶!
我深切怀念为楚文化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著述等身，功垂后世的一代宗师正明先生，诚所谓：
六十载青春焕发，矢志精研，竟悟来巫道基因，试瞻华夏风流，应爱奇文与屈骚并灿。八百年历史沉埋，呕心力掘，漫赢得中西异彩，若论春秋文化，当欣希腊共荆楚齐辉。
2006年12月3日晚上九点，我在办公室接到张胜琳打来的电话，说：“我是张正明先生的学生，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张先生于今展八点去世。”翌日早上，康琳买了花圈送去(正明先生是《华中建筑》的名誉编委)。十点许，我和康琳去到指定的地方，门前已摆满了花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同志陪我上楼。正明先生夫人董珞在。我对着正明的遗照行了三鞠躬礼，看了他依然的笑貌，可此时的情景焉同昨日!我与玉堂的心不言自明，彼此沉默。
董珞陪着我和两位客人坐下，一边述说着正明的病患和治疗历程。从董老师的叙述中痛感他系死于误诊。到了直肠癌的晚期，还在一味地作痔疮处理。竟没有怀疑到癌症的可能，这算什么医道?有知识的人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怀疑及其针对性的检查。既然到了这等地步，董老师主张不要开刀而采用保守疗法。据她说，她的父亲也是癌症患者，一直采用保守疗法，至今90多岁了，健康状况良好。偏偏正明坚持“手术还是要动的”，他无非是想割除此毒瘤，好继续他的学术事业。偏偏天不悯人，奈何!
董老师说：“我知道你和正明的关系。”坚持送我下楼作别。
当晚，我在自己的“绝室”中，挥笔写下了文前的那一联悼词。
尽管不摘什么丧礼仪式，我总得去最后看着正明一眼。5日早上七点半，我和康琳去劐武昌殡仪馆，找到了存放正明遗体的小厅。进门时，接待人员给了一枝花。正明静卧在小厅的里间，吊唁者鱼贯而入，紧围着他平卧的平台——便能近距离地多看他几眼。其实人们的双眼多已模糊。约莫中，他的脸庞、发式和往日没有大的不同，只是一向具有灵气的嘴唇显得僵硬。我觉得有人在搀扶我，原来还是玉堂。我们无话，内心悲痛所激发的表露已非正明可知。呜呼!以后哪还会有相对而泣的时候呢?看到别人把手上的花搁在他身边，我才猛醒，而且忽然感到正明脑海中存储的无量文化金矿顷刻间便会随着他来到世上成长了八十年的身躯一起进入天国，这是多么不可名状的事!人脑中的内蕴怎么就不能用硬盘拷下来呢?
1978—1980年，我一直在为把重建黄鹤楼的设计权争到中南建筑设计院而拼搏，也正因为此事，业内人多以为我爱搞中国古建筑。1980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杨永生先生主编《中国古建筑游览指南》一书，他把湖北篇的编写任务交给了我。我从此进行了一次省内的古建筑重点调研。1980年3月在鄂州市招待所，一气呵成了书稿。从后来的香港书展及多篇评论，繁体本及日译本随后问世。并获得了全国第二届科普著作优秀著作奖来看，大概此书也算得是我国现代一本较早且较好的旅游手册了。同年，我参加了武当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当时领衔的主持者是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颜钟一院长。我忝任古建组长。这样。与文化、文物部门的交往便多了。我记不清与正明第一次见面的准确时间及其相关的事，也许是1983年在江陵的一次“保护”研讨会上。后来他主编“楚学文库”竟然要我写一本关于楚国的城市与建筑的书。那时人精力充沛，没怎么多思考，便应承下来，此书的编写却成为了对我的一种压力。我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该怎么交差。我写下笔记上百万言。《楚国的城市与建筑》原稿80万言，附图照400余幅。由于出版社严格限制篇幅，出版时删除了2／3。书稿交给正明后，他说：“你的书一个字不改。”。自然，这绝非我写的东西完美，而是出于这位学者型的“江南第一才子”对于这本在一班人认为的属于“工程业界”的工程手笔的宽容与尊重。
痛定思痛，如果不是上天巧安排了我与正明的结识，如果不是他对于楚城市与建筑的偏爱，如果不是他给我压力，我哪会有这一段以“楚文化”为主题的研习经历和在学术道路上奋勇拼搏却是蹒跚着前进的人生路程!是它们，陪伴我度过了艰辛却又是“神享”的岁月。
从1983年至2006年12月的23年漫长却亦短暂的交往中，我与他的聚晤，加到一起，恐怕也只能取以两位的小时数计算。记得我曾去过他在社科院的家中一次，也去过他在社科院的办公室，却并没久坐。当我还在中南建筑设计院临街的“三无楼”(今已拆除)三楼办公时，他偕董老师来造访过一次，顶多也只闲谈了不多的几分钟后。便道别了。后来，我专程去过中南民族学院看他们，偏巧正明不在家。以后就只是开会能偶然碰到一块，自然也难多有倾谈。
正明与我同龄。但他是我的诤师益友。1996年在长沙湖南大学举行第一次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就邀请他和涂又光先生同时出席。正明在会上作了别开生面的讲座——《魂兮归来一当代中国建筑门外谈》，博得了到会中外代表热烈的掌声。
2004年在浙江大学举行全国第八次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也邀请他出席。他百忙中从北京赶到杭州，在会上作了《建筑与民族地域文化》的学术讲座。他的风雅谐趣及其学术辩才再一次博得了建筑与文化研究者们赞誉的掌声。
由于我与正明的一段学术交往经历。我曾经产生过从另一角度编纂第二套“楚学文库”的设想，拟出了框架，与玉堂有所沟通，由于只是设想，不曾为正明道。
也正是由于正明主编“楚学文库”的启发，1996年，在他出席的“建筑与文化1996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抛出了两套文库——“建筑与文化研究文库”、“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框架。而“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便从此启动。也正因为我身受了正明促我写《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一书的压力，我作为经验，也把压力转到了“文库”诸著作者的身上，且产生了实效。2002年在庐山举行的“建筑与文化2002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由齐康院士主持，举行了第一批专著(六本)的首发式。迄至2006年，“文库”已出版了21本，32本的总体规模也许可望实现。追究起来，这都是正明给我的灵感、经验与力量。
他走了。他的风采、音容笑貌、横溢的才华以及为文化事业所作出的丰硕贡献将使我永远景仰、回旋在我的心中。在写此怀念时，我难以控制。怎能不将悲怆的双泪落在这几页黄纸上!正明，安息吧!
我深切怀念为楚文化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著述等身，功垂后世的一代宗师正明先生，诚所谓：
六十载青春焕发，矢志精研，竟悟来巫道基因，试瞻华夏风流，应爱奇文与屈骚并灿。八百年历史沉埋，呕心力掘，漫赢得中西异彩，若论春秋文化，当欣希腊共荆楚齐辉。
2006年12月3日晚上九点，我在办公室接到张胜琳打来的电话，说：“我是张正明先生的学生，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张先生于今展八点去世。”翌日早上，康琳买了花圈送去(正明先生是《华中建筑》的名誉编委)。十点许，我和康琳去到指定的地方，门前已摆满了花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同志陪我上楼。正明先生夫人董珞在。我对着正明的遗照行了三鞠躬礼，看了他依然的笑貌，可此时的情景焉同昨日!我与玉堂的心不言自明，彼此沉默。
董珞陪着我和两位客人坐下，一边述说着正明的病患和治疗历程。从董老师的叙述中痛感他系死于误诊。到了直肠癌的晚期，还在一味地作痔疮处理。竟没有怀疑到癌症的可能，这算什么医道?有知识的人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怀疑及其针对性的检查。既然到了这等地步，董老师主张不要开刀而采用保守疗法。据她说，她的父亲也是癌症患者，一直采用保守疗法，至今90多岁了，健康状况良好。偏偏正明坚持“手术还是要动的”，他无非是想割除此毒瘤，好继续他的学术事业。偏偏天不悯人，奈何!
董老师说：“我知道你和正明的关系。”坚持送我下楼作别。
当晚，我在自己的“绝室”中，挥笔写下了文前的那一联悼词。
尽管不摘什么丧礼仪式，我总得去最后看着正明一眼。5日早上七点半，我和康琳去劐武昌殡仪馆，找到了存放正明遗体的小厅。进门时，接待人员给了一枝花。正明静卧在小厅的里间，吊唁者鱼贯而入，紧围着他平卧的平台——便能近距离地多看他几眼。其实人们的双眼多已模糊。约莫中，他的脸庞、发式和往日没有大的不同，只是一向具有灵气的嘴唇显得僵硬。我觉得有人在搀扶我，原来还是玉堂。我们无话，内心悲痛所激发的表露已非正明可知。呜呼!以后哪还会有相对而泣的时候呢?看到别人把手上的花搁在他身边，我才猛醒，而且忽然感到正明脑海中存储的无量文化金矿顷刻间便会随着他来到世上成长了八十年的身躯一起进入天国，这是多么不可名状的事!人脑中的内蕴怎么就不能用硬盘拷下来呢?
1978—1980年，我一直在为把重建黄鹤楼的设计权争到中南建筑设计院而拼搏，也正因为此事，业内人多以为我爱搞中国古建筑。1980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杨永生先生主编《中国古建筑游览指南》一书，他把湖北篇的编写任务交给了我。我从此进行了一次省内的古建筑重点调研。1980年3月在鄂州市招待所，一气呵成了书稿。从后来的香港书展及多篇评论，繁体本及日译本随后问世。并获得了全国第二届科普著作优秀著作奖来看，大概此书也算得是我国现代一本较早且较好的旅游手册了。同年，我参加了武当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当时领衔的主持者是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颜钟一院长。我忝任古建组长。这样。与文化、文物部门的交往便多了。我记不清与正明第一次见面的准确时间及其相关的事，也许是1983年在江陵的一次“保护”研讨会上。后来他主编“楚学文库”竟然要我写一本关于楚国的城市与建筑的书。那时人精力充沛，没怎么多思考，便应承下来，此书的编写却成为了对我的一种压力。我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该怎么交差。我写下笔记上百万言。《楚国的城市与建筑》原稿80万言，附图照400余幅。由于出版社严格限制篇幅，出版时删除了2／3。书稿交给正明后，他说：“你的书一个字不改。”。自然，这绝非我写的东西完美，而是出于这位学者型的“江南第一才子”对于这本在一班人认为的属于“工程业界”的工程手笔的宽容与尊重。
痛定思痛，如果不是上天巧安排了我与正明的结识，如果不是他对于楚城市与建筑的偏爱，如果不是他给我压力，我哪会有这一段以“楚文化”为主题的研习经历和在学术道路上奋勇拼搏却是蹒跚着前进的人生路程!是它们，陪伴我度过了艰辛却又是“神享”的岁月。
从1983年至2006年12月的23年漫长却亦短暂的交往中，我与他的聚晤，加到一起，恐怕也只能取以两位的小时数计算。记得我曾去过他在社科院的家中一次，也去过他在社科院的办公室，却并没久坐。当我还在中南建筑设计院临街的“三无楼”(今已拆除)三楼办公时，他偕董老师来造访过一次，顶多也只闲谈了不多的几分钟后。便道别了。后来，我专程去过中南民族学院看他们，偏巧正明不在家。以后就只是开会能偶然碰到一块，自然也难多有倾谈。
正明与我同龄。但他是我的诤师益友。1996年在长沙湖南大学举行第一次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就邀请他和涂又光先生同时出席。正明在会上作了别开生面的讲座——《魂兮归来一当代中国建筑门外谈》，博得了到会中外代表热烈的掌声。
2004年在浙江大学举行全国第八次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也邀请他出席。他百忙中从北京赶到杭州，在会上作了《建筑与民族地域文化》的学术讲座。他的风雅谐趣及其学术辩才再一次博得了建筑与文化研究者们赞誉的掌声。
由于我与正明的一段学术交往经历。我曾经产生过从另一角度编纂第二套“楚学文库”的设想，拟出了框架，与玉堂有所沟通，由于只是设想，不曾为正明道。
也正是由于正明主编“楚学文库”的启发，1996年，在他出席的“建筑与文化1996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抛出了两套文库——“建筑与文化研究文库”、“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框架。而“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便从此启动。也正因为我身受了正明促我写《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一书的压力，我作为经验，也把压力转到了“文库”诸著作者的身上，且产生了实效。2002年在庐山举行的“建筑与文化2002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由齐康院士主持，举行了第一批专著(六本)的首发式。迄至2006年，“文库”已出版了21本，32本的总体规模也许可望实现。追究起来，这都是正明给我的灵感、经验与力量。
他走了。他的风采、音容笑貌、横溢的才华以及为文化事业所作出的丰硕贡献将使我永远景仰、回旋在我的心中。在写此怀念时，我难以控制。怎能不将悲怆的双泪落在这几页黄纸上!正明，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