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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榔，被当作一种休闲零食，深受人们欢迎。今人爱嚼槟榔，古人亦然。
很早以前，不少南方地区的人们便有嚼槟榔的习惯。相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南方炎热的气候导致军营中瘟疫横行。后来在当地人指导下，秦军便通过嚼槟榔抵御瘴气、祛除瘟疫。
不过，槟榔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现是在汉代。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有汉武帝移植龙眼、荔枝、槟榔等南木的记载，说的是汉武帝曾在上林苑修建“扶荔宫”，将许多南方的奇花异木种在宫中，槟榔便在其内。当时的辞赋家司马相如还在《上林赋》中写道“留落胥馀，仁频并闾”。后世学者考证，“仁频”就是槟榔，如唐朝学者李善在《文选注》中便提到“仁频即槟榔也”。
《三辅黄图》成书时间并不明确，因此，人们认为“槟榔”正式以学名出现是在东汉时期杨孚所著的《异物志》中。或许，汉武帝时期中原人发现了槟榔，但受制于客观因素，后世又对这种植物进行了重新认识，这也许是“仁频”变成槟榔的原因之一。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左思在《吴都赋》中也写道：“槟榔无柯，椰叶无阴。”左思所写的，应是三国时东吴从南方向其国都移植的热带果子。和左思同时期的植物学家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更是详细描述了槟榔树的外形特征：“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桐……”而到过岭南的东晋医药学家葛洪则探索了槟榔的药用价值，并在《肘后备急方》中将槟榔列为常备药，用于治疗呕吐等。
至南北朝时，人们对槟榔的认识由浅入深，嚼槟榔也逐渐流行起来，尤其是在当时的南方，嚼槟榔更是风靡一时。
据《南史》记载，东晋末年大臣刘穆之爱嚼槟榔，他年少时家贫，只好前往妻兄家讨饭吃。有一回妻兄家举行宴会，刘穆之前往，饭后又要嚼槟榔，妻兄们戏弄他说：“槟榔消食，你却常吃不饱饭，要这东西干吗？”刘穆之的妻子江氏看到丈夫受此羞辱，便将自己头发剪下拿到市集上换钱买来食物，替她的兄弟招待刘穆之。
后来，刘穆之得势，担任丹阳尹，便专门宴请妻子的兄弟。江氏听说后哭着跪地拜谢。刘穆之见状，知道妻子心中有所疑虑，便说：“我没有怀恨他们，你不用担心。”不过，饭桌上酒足饭饱后，刘穆之却叫厨师用金盘子端了一斛槟榔出来，要送给江氏兄弟嚼个痛快，后来这个槟榔的故事竟还成了佳话。
同样爱嚼槟榔的还有南朝时的文学家任昉与他的父亲任遥。《南史》中记载任遥“本性重槟榔，以为常饵”，可谓嚼槟榔上瘾。任昉本人“亦所嗜好”。据说任遥临终前还要嚼槟榔，可是剖开上百个，竟没有一个合口的，任昉感到非常难过，从此以后竟把槟榔给戒了。
南北朝后期的文学家庾信长期在南朝为官，后来，他被羁留在北朝。有一天，身在北朝的庾信竟然见到了一颗南方的槟榔，于是写了一首《忽见槟榔》，其中写道：“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北方人眼里的新奇物，却勾起了庾信的思乡情。
实际上，南北朝后期，北方士人对槟榔的认识已颇为深刻，当时的许多典籍中都有槟榔的身影。不过，古人嚼槟榔的方式与今人不同，北魏贾思勰在农学名著《齐民要术》中记载：“先以槟榔着口中，又扶留长寸，古贲灰少许，同嚼之。”扶留藤是一種胡椒科植物，古贲灰就是牡蛎粉。古人认为这三者同嚼味道鲜美，而且还有下气、除瘴等功效。
“诗仙”李白与槟榔也有交集。唐朝开元年间，李白来到长安，想通过张说、张洎父子引荐得到唐玄宗李隆基重用，不料却遭冷遇，被置于终南山下的“玉真公主别馆”。恰逢阴雨连绵，李白生活颇为艰难，深感自己受到愚弄，于是挥笔写诗两首，其中一首写道：“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意思就是，有朝一日我也会用黄金盘盛满槟榔，让你们吃个痛快。李白正是化用了刘穆之的故事，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让轻视自己的人刮目相看。
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被贬潮州，相传韩愈初到潮州时因水土不服而患湿症，于是他入乡随俗嚼起了槟榔，不久之后症状就好了。
无独有偶，宋代大文豪苏轼被贬岭南时也爱上了嚼槟榔。苏轼曾在《题姜秀郎几间》中写道：“暗麝著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描述的是南方姑娘头簪茉莉、口嚼槟榔、芳香袭人的情形。此外，苏轼还有数首描写槟榔的诗作，看来，能让苏轼欢喜的岭南好物可远不止是荔枝！
南宋诗人陆游则对槟榔有着自己的认识，他在《读史四首·其四》中便调侃当年的刘穆之：“可怜赫赫丹阳尹，数颗槟榔尚系怀。”不就区区数颗槟榔嘛，堂堂丹阳尹竟老挂在心上，可见心胸不够宽广。不过话说回来，槟榔产于热带地区，南北朝时属于贵族零食，“区区数颗”想必也价值不菲。但可推测的是，到了生产水平较高的南宋，槟榔或许已成了大众食品。如南宋时期，江西人罗大经在其客居岭南时写道：“余始至（岭南），不能食（槟榔）；久之，亦能稍稍；居岁余，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可见古人嚼槟榔也上瘾。
明朝诗人王佐是正宗的海南人，海南盛产槟榔，于是他也成了槟榔“推广大使”，他的诗歌中有许多都是赞咏槟榔的，而且不仅介绍槟榔的独特风味，还致力于介绍槟榔的药用价值、观赏价值、经济价值等。
到了清代，槟榔似乎成了王公贵族们的标配，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祯在《条陈给事》中有这样的诗句：“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端坐吃槟榔。”说的是城门前等待上朝的官员们坐在轿中嚼槟榔的情景。
在封建时代，官员们的爱好自然是受到了统治者的影响，比如乾隆皇帝便爱嚼槟榔，据说他还曾送给来访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小斯当东一个槟榔荷包。在文学作品中，也能看见槟榔的身影，如《红楼梦》第六十四回，贾琏便吃了尤二姐荷包里的槟榔。此外，当时有京师竹枝词云：“槟榔名号聚都门，口袋盛来紧系身。”这其实都是当时槟榔成为大众零食的一种写照。
如今，槟榔已成为常见的休闲零食，嚼槟榔被认为能够提神、缓解疲劳。不过，科学研究发现嚼槟榔对牙齿、口腔危害很大，长期嚼槟榔有患口腔癌的风险。如此看来，槟榔虽有味，却也不可多嚼！
（责任编辑：齐风）
很早以前，不少南方地区的人们便有嚼槟榔的习惯。相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南方炎热的气候导致军营中瘟疫横行。后来在当地人指导下，秦军便通过嚼槟榔抵御瘴气、祛除瘟疫。
不过，槟榔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现是在汉代。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有汉武帝移植龙眼、荔枝、槟榔等南木的记载，说的是汉武帝曾在上林苑修建“扶荔宫”，将许多南方的奇花异木种在宫中，槟榔便在其内。当时的辞赋家司马相如还在《上林赋》中写道“留落胥馀，仁频并闾”。后世学者考证，“仁频”就是槟榔，如唐朝学者李善在《文选注》中便提到“仁频即槟榔也”。
《三辅黄图》成书时间并不明确，因此，人们认为“槟榔”正式以学名出现是在东汉时期杨孚所著的《异物志》中。或许，汉武帝时期中原人发现了槟榔，但受制于客观因素，后世又对这种植物进行了重新认识，这也许是“仁频”变成槟榔的原因之一。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左思在《吴都赋》中也写道：“槟榔无柯，椰叶无阴。”左思所写的，应是三国时东吴从南方向其国都移植的热带果子。和左思同时期的植物学家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更是详细描述了槟榔树的外形特征：“槟榔树，高十余丈，皮似青桐……”而到过岭南的东晋医药学家葛洪则探索了槟榔的药用价值，并在《肘后备急方》中将槟榔列为常备药，用于治疗呕吐等。
至南北朝时，人们对槟榔的认识由浅入深，嚼槟榔也逐渐流行起来，尤其是在当时的南方，嚼槟榔更是风靡一时。
据《南史》记载，东晋末年大臣刘穆之爱嚼槟榔，他年少时家贫，只好前往妻兄家讨饭吃。有一回妻兄家举行宴会，刘穆之前往，饭后又要嚼槟榔，妻兄们戏弄他说：“槟榔消食，你却常吃不饱饭，要这东西干吗？”刘穆之的妻子江氏看到丈夫受此羞辱，便将自己头发剪下拿到市集上换钱买来食物，替她的兄弟招待刘穆之。
后来，刘穆之得势，担任丹阳尹，便专门宴请妻子的兄弟。江氏听说后哭着跪地拜谢。刘穆之见状，知道妻子心中有所疑虑，便说：“我没有怀恨他们，你不用担心。”不过，饭桌上酒足饭饱后，刘穆之却叫厨师用金盘子端了一斛槟榔出来，要送给江氏兄弟嚼个痛快，后来这个槟榔的故事竟还成了佳话。
同样爱嚼槟榔的还有南朝时的文学家任昉与他的父亲任遥。《南史》中记载任遥“本性重槟榔，以为常饵”，可谓嚼槟榔上瘾。任昉本人“亦所嗜好”。据说任遥临终前还要嚼槟榔，可是剖开上百个，竟没有一个合口的，任昉感到非常难过，从此以后竟把槟榔给戒了。
南北朝后期的文学家庾信长期在南朝为官，后来，他被羁留在北朝。有一天，身在北朝的庾信竟然见到了一颗南方的槟榔，于是写了一首《忽见槟榔》，其中写道：“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北方人眼里的新奇物，却勾起了庾信的思乡情。
实际上，南北朝后期，北方士人对槟榔的认识已颇为深刻，当时的许多典籍中都有槟榔的身影。不过，古人嚼槟榔的方式与今人不同，北魏贾思勰在农学名著《齐民要术》中记载：“先以槟榔着口中，又扶留长寸，古贲灰少许，同嚼之。”扶留藤是一種胡椒科植物，古贲灰就是牡蛎粉。古人认为这三者同嚼味道鲜美，而且还有下气、除瘴等功效。
“诗仙”李白与槟榔也有交集。唐朝开元年间，李白来到长安，想通过张说、张洎父子引荐得到唐玄宗李隆基重用，不料却遭冷遇，被置于终南山下的“玉真公主别馆”。恰逢阴雨连绵，李白生活颇为艰难，深感自己受到愚弄，于是挥笔写诗两首，其中一首写道：“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意思就是，有朝一日我也会用黄金盘盛满槟榔，让你们吃个痛快。李白正是化用了刘穆之的故事，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让轻视自己的人刮目相看。
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曾被贬潮州，相传韩愈初到潮州时因水土不服而患湿症，于是他入乡随俗嚼起了槟榔，不久之后症状就好了。
无独有偶，宋代大文豪苏轼被贬岭南时也爱上了嚼槟榔。苏轼曾在《题姜秀郎几间》中写道：“暗麝著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描述的是南方姑娘头簪茉莉、口嚼槟榔、芳香袭人的情形。此外，苏轼还有数首描写槟榔的诗作，看来，能让苏轼欢喜的岭南好物可远不止是荔枝！
南宋诗人陆游则对槟榔有着自己的认识，他在《读史四首·其四》中便调侃当年的刘穆之：“可怜赫赫丹阳尹，数颗槟榔尚系怀。”不就区区数颗槟榔嘛，堂堂丹阳尹竟老挂在心上，可见心胸不够宽广。不过话说回来，槟榔产于热带地区，南北朝时属于贵族零食，“区区数颗”想必也价值不菲。但可推测的是，到了生产水平较高的南宋，槟榔或许已成了大众食品。如南宋时期，江西人罗大经在其客居岭南时写道：“余始至（岭南），不能食（槟榔）；久之，亦能稍稍；居岁余，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可见古人嚼槟榔也上瘾。
明朝诗人王佐是正宗的海南人，海南盛产槟榔，于是他也成了槟榔“推广大使”，他的诗歌中有许多都是赞咏槟榔的，而且不仅介绍槟榔的独特风味，还致力于介绍槟榔的药用价值、观赏价值、经济价值等。
到了清代，槟榔似乎成了王公贵族们的标配，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祯在《条陈给事》中有这样的诗句：“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端坐吃槟榔。”说的是城门前等待上朝的官员们坐在轿中嚼槟榔的情景。
在封建时代，官员们的爱好自然是受到了统治者的影响，比如乾隆皇帝便爱嚼槟榔，据说他还曾送给来访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小斯当东一个槟榔荷包。在文学作品中，也能看见槟榔的身影，如《红楼梦》第六十四回，贾琏便吃了尤二姐荷包里的槟榔。此外，当时有京师竹枝词云：“槟榔名号聚都门，口袋盛来紧系身。”这其实都是当时槟榔成为大众零食的一种写照。
如今，槟榔已成为常见的休闲零食，嚼槟榔被认为能够提神、缓解疲劳。不过，科学研究发现嚼槟榔对牙齿、口腔危害很大，长期嚼槟榔有患口腔癌的风险。如此看来，槟榔虽有味，却也不可多嚼！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