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获得者、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被工作人员搀扶着走进人民大会堂，她手腕、手背和指头的关节处都贴满了膏药，上楼梯时步履蹒跚。
　　这位身患多种疾病、创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改变了近2 000名贫困山区女孩命运的“燃灯校长”已然成为基层教育的标志性人物。她作为获奖代表发言时说：“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

免费的女高

　　张桂梅祖籍辽宁，是地道的东北姑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跟随姐姐来到云南省中甸县，成为中甸林业局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
　　1990年，张桂梅随丈夫调到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一中任教。然而，结婚5年后，丈夫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张桂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也没能挽回丈夫的生命。
　　丈夫去世之后，张桂梅决意离开伤心之地，来到华坪县中心中学任教。那一年，张桂梅39岁。
　　经历了丧夫之痛的张桂梅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工作。周末，她也不休息，要么给班里的差生补课，要么进行家访。班上有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张桂梅甚至自掏腰包资助他们的学业。
　　然而，她发现，不管如何努力帮助每一个学生，仍然改变不了一个现实——学校的女生越来越少，很多孩子慢慢地就不来了。张桂梅到这些女生家里家访，发现山里的贫穷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很多家庭因为负担沉重，把上学的名额给了家中的男孩，而女孩要么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要么就早早嫁人。

　　有一次，在家访途中，张桂梅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坐在山头。她上前询问女孩为什么没有上学，女孩说，父母要她嫁人，男方给了3万元的彩礼。张桂梅当场就想把这个女孩带走，“但那个女孩的妈妈以死相逼，我只好放弃了。”张桂梅回忆说。
　　这些农村女孩的境遇让张桂梅特别痛心。在那几年，她每每看到失学的女孩，就想把她们都领回自己的学校。张桂梅认为，偏远贫困地区落后的根源在于教育，而教育的落后又集中体现在女童受教育程度低。她还认为，只要母亲的素质高，孩子的素质就高。要阻断这种贫困代际传递，唯一的办法就是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
　　2004年9月22日，在华坪开往昆明的大巴车上，张桂梅向当时的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文华提起了创办一所面对乡村贫困女生的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说起这件事了。当时，杨文华陪同张桂梅到北京参与央视原西部频道《咏梅》节目的录制。他们要从华坪坐6个小时的大巴到昆明，然后再坐飞机到北京。这一路，张桂梅就一直“缠着”杨文华说这件事，前者试图说服后者支持，后者试图说服前者放弃，谁也说服不了谁。
　　杨文华深知，建一个学校绝非易事，第一得有钱，第二得有地，第三得有师资，第四还要有管理。当时张桂梅虽然已是荣誉等身，但也只是一名普通的老师，唯一的管理经验是当过班主任。
　　“你想一个人办一个学校，太难了。且不说师资和钱，管理也是个大问题。”杨文华向张桂梅泼冷水，提醒她别“瞎折腾”——她一身的疾病，搞不好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此外，张桂梅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收养孤儿的“儿童之家”，照顾那里的数十名孩子已经令她分身乏术了。
　　“放弃吧，贫困女孩的辍学问题不是靠你一个人就能解决的，等几年再说吧。”杨文华说。
　　“我们等得起，这些女孩子可等不起。”张桂梅有些激动，这样回怼自己的领导。
　　回想起那段时间的经历，杨文华至今依然坚持自己当初的判断，“我跟她说，当时的条件根本不可能，除非‘奇迹’降临。”
　　而“奇迹”真的降临了。2007年10月，张桂梅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整个丽江市只有两名十七大代表，另外一位是丽江市市委书记。
　　在楊文华看来，张桂梅当选十七大代表是办学的“根本性转机”。“功夫不负有心人……”回忆到此，杨文华声音有些哽咽。
　　那一年，张桂梅进京参加十七大，一名记者拦住她，让她看看自己的裤子，张桂梅一摸才发现裤子上破了两个大洞，她顿时脸红了。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对这位记者讲述的“我有一个梦想”，经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接着，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了张桂梅所在代表团的讨论，轮到张桂梅发言时，她说：“我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把那些想读书的贫困女孩都收进来。”这次讨论，媒体又以《党代表的心声》为题进行了报道，引起热议。
　　用杨文华的话来说，张桂梅把办学这件事“捅到中央”去了。她的梦想终于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2008年2月，女高的第一栋教学楼开建。
　　张桂梅说服了县教育部门，建校、招聘、招生同时进行。2008年9月1日，来自华坪、永胜、宁蒗的100名贫困女生走进女高，华坪县委书记主持开学典礼。
　　“这是在县级层面最高规格的开学典礼，所有的人都笑了，张桂梅却哭了，她发言时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后便泣不成声，有些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和家长也哭了。”杨文华回忆。

艰难办学路

　　建校只是迈出了一大步，艰难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这所女高几乎没有门槛，也不设分数线，只要满足“女生”和“穷”这两个条件即可入校。所以，第一届学生普遍基础差，有些学生的中考成绩甚至不足100分。
　　“别的高中老师就教高中的知识，我们的老师还要补小学和初中的知识。”张红琼说。她是女高创办后第一批招聘进来的教师。 　　为了给这些基础差的学生腾出更多时间来学习，原本安排给学生打扫卫生的任务转交给了老师。每天下午5时，张桂梅就带着老师们打扫没有硬化的学校院坝，漫天尘土中，不少老师不免有了怨言。
　　“还没有听说哪所学校卫生是老师搞的，这太让人崩溃了。”老师们相互吐槽，甚至有些老师开始“罢工”，联名写信给教育局。
　　教育局将问题反映给张桂梅后，她什么也没说，自己一个人天天拿扫帚清扫校园，大家看到灰头土脸的张桂梅，沉默了。
　　当时，这所学校只有一栋教学楼，没有宿舍，甚至没有厕所，张桂梅带着女老师和学生住进了教室，男老师则在楼道里搭木板床。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仅17名教职员工相继就有9人辞职。
　　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张桂梅也撑不住了，她找到杨文华求助。“学生走了，老师也走了，你帮我把女高的学生分流到其他学校去吧，”张桂梅叹着气，“确实没想到这么艰难。”
　　这一回，轮到杨文华给她打气，虽然他心里也没底。
　　一路磕磕碰碰，第一届学生终于迎来了毕业。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在高考中成绩全部上了本科或者专科线，一个都没落下。这个成绩让人刮目相看。也因为如此，此后华坪女高不管是生源还是师资力量，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多数人将女高的成功归功于近乎苛刻的半军事化管理——每天早上5时多起床，夜里12时后休息；3分钟之内要从教室赶到食堂，吃饭不超过10分钟；即使是在高温40 ℃的炎炎夏日，学生每天也只能洗一次澡……在女高，每件事都被张桂梅严格限制在规定时间内，而她自己则永远是校园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人。
　　为了了解每一名学生的家庭情况，每逢寒暑假张桂梅都要进行家访，十几年来从未间断。遇到打算辍学的学生，张桂梅会通过家访不厌其烦地做家长的工作。
　　2019年12月的一份诊断书上，医生密密麻麻地给张桂梅列出了骨瘤、血管瘤、肺气肿、小脑萎缩等多种严重疾病。此前，她已数次病危入院抢救，体重急剧下降。
　　她经常说，每天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张桂梅手上缠满药膏，从教学楼一楼到位于三楼的办公室，她中途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

理想与现实

　　资金一直是困扰女高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据介绍，从2008年始建到2016年建成，投到校舍建设上的资金约有6 000万元，省级财政下拨约2 000万元，市级财政下拨几百万元，其余部分则要依靠县财政的拨款和社会捐赠。
　　对于女高的学生，不光学费全免，多数时候还要补助她们的生活费，而这部分补助费用，一般由张桂梅去“化缘”。
　　对于外界的捐助，张桂梅持谨慎态度。对于一些需要提供资助学生个人信息的捐款，她都会拒绝。“贫困对女孩子来说是一种隐私，我不希望学生以后有心理负担。”
　　与此同时，争议也在所难免。比如，不少人对“学生每晚睡5个小时”“填鸭式教学”提出了质疑。
　　张桂梅也曾试图改变填鸭式教育，她曾经利用假期，带着教师去拜访成绩优异的学校，向他们学习。有一次，看到某学校学生在课堂上自主讨论，学习气氛热烈，给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回到学校后，张桂梅将女高的课堂从45分钟改为一小时，老师只能讲半小时，留半小時让学生自主讨论，结果学生要么聊天，要么沉默。“自由课堂”实行了两个月后，因为教师一致反映效果不好而只好作罢。
　　县里曾经想过将华坪女高半军事化管理模式在全县推广，但被杨文华制止了，“每个学校的特点不一样，管理模式也不一样”。对于女高的某些管理方式，杨文华也保留个人看法。他坦言，“女高的教师非常敬业，非常勤奋，这是很多学校比不上的，但在业务水平、教研能力、应用信息化手段能力等方面，女高和好学校还是有一定差距。”尤其是信息化不足的缺点被疫情放大。“如果今年高考不延期，女高可能得不到这样的成绩。”一位教师如此评价。
　　目前，张桂梅把培养出清华、北大学生视为最高目标。“女高的学生考到了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就是没有一个考到清华、北大。”张桂梅遗憾地说。
　　学生们也知道张校长的心思。有一次，她身体不舒服靠在柱子上休息，一名学生走过来拍了一下她肩膀说：“别着急，我给你考清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桂梅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花高价从校外请来名师给学生讲课，但效果并不理想。
　　张桂梅后来总结，必须承认华坪女高的学生多是家庭贫困学生，起点特别低，生源基础没法和其他学校比。而教育本身，并不只是学生和老师的问题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