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世界背后的价值观冲突和精神感悟

来源 :名作欣赏·中旬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a200909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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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十八岁出门远行》因其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上的独特,被选入人教版和苏教版的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对《十八岁出门远行》有多种解读,本文则选择从“内心外化”的角度深入分析文本中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与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现代价值观冲突下的虚构世界,试图进一步探讨文本暗示着的、作家以“清醒的说梦者”方式表达的对现代社会的精神感悟。
  关键词:精神世界 传统价值观 现代价值观 现代社会 暗示 感悟
  发表于1987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的成名作,因其在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形式上的大胆探索,不同于当时传统文学观念而被称为先锋小说,在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事实上,它是当代文学中较早的一篇现代派小说,运用“内心外化”的方法,通过接受父辈传统教育的青少年走出校门、家门,迈入现代社会后遇到的价值观上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困惑,表达出作家余华对现代社会的内心体验和精神感悟,富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和象征意味。
  一、将内在的精神世界外化为虚构世界,展示精神感悟
  现代派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不同,它不直接、具体描写客观的外在世界,而是将视角向内转,重视对人内心深层世界的揭示。余华从西方现代派小说中汲取营养,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巧妙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通过“我”的眼睛将内在的精神世界外化,从而将隐秘的精神世界通过想象的虚伪的形式表现出来。余华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1}
  小说描写刚满十八岁的“我”背着从家里带出来的父亲为“我”整理的红色背包走在山区公路上。崎岖不平、起伏不止的公路在“我”看来就像是贴在海浪上,而自己像一条船。这喻示着复杂的现代社会对刚迈出校门的青少年来说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而深受父辈传统教育影响的他们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精神之路就像一条船在茫茫大海上孤独地探寻、航行。
  “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已经看了很多山和很多云。所有的山所有的云,都让我联想起了熟悉的人。”文中的“山”和“云”,隐喻着青少年在学校、家庭的传统教育中所接触到的历史上品行“高”“洁”的人物。他们友善礼让,助人为乐,重义轻利,如让梨的孔融、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希望有广厦千万间来大庇天下寒士的杜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为人民服务的雷锋……还有的人侠肝义胆,除暴安良,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如完璧归赵的廉颇、刺秦王的荆轲、一身正气的包拯、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这些人被司马迁称为“重如泰山”,被鲁迅称为我们“中国的脊梁”,被臧克家称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了这些代表着传统价值观的精神领袖引领,尽管人生道路崎岖,但有精神追求和信仰的人并不会觉得辛苦。因此,余华笔下的“我”走在人生路上,朝着这些山峰和白云“呼唤他们的绰号,所以尽管走了一天,可我一点也不累”。然而这样做需要克制个人的物质欲望,也会感到疲惫,甚至迷茫,需要以传统价值观为主题的“旅店”作为精神停泊的港湾。所以,当“我”从早晨走到黄昏后开始觉得自己应该为“旅店”操心,但这样的“旅店”在现代社会中极为罕见。
  “我”在路上遇到了代表着现代社会中一路奔驰着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司机”。当“我”坐进这“司机”的汽车时,“我”听到了“司机”口袋里面的钱在叮当乱响,暗示着“司机”的价值观是与传统价值观完全不同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随后,“我”的眼睛发现自己所乘坐的这辆汽车正朝我来时的方向奔驰着,象征着青少年步入现代社会后看到的现实,恰好与他们在学校和家庭接受的传统教育背道而驰。
  传统价值观影响下的“我”出于正义和友情,与前来抢劫汽车运载的苹果的人群搏斗,结果被揍得遍体鳞伤,暗示着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人在现代社会已经相当稀少且势单力薄。当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再可以被劫走时,“我”赫然发现“司机”居然和那些乘着拖拉机来抢劫的人群在一起,也跳到拖拉机上去了。这里明显表现出无论是乘着拖拉机来抢劫苹果的追求物质享受的人,还是用汽车运载苹果的奉行金钱至上的“司机”,在本质上其实都是疯狂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人。
  当“司机”坐在拖拉机车斗里,抱着抢去的“我”从家里带出来的装有衣服、钱、食品和书的红色背包,还在朝“我”哈哈大笑时,青少年在学校、家庭所接受的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的“司机”们面前被彻底颠覆,并成为被嘲弄的对象。
  余华认为,“荒诞小说和写实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和现实的关系,写实小说走的是康庄大道,荒诞小说是抄近路,是为了更快而不是慢慢地抵达现实。”{2}
  二、突出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现代价值观影响下人的异化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与人类自己创造的工业文明发生了对立,导致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扭曲变异。
  《十八岁出门远行》没有明确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司机”是搞个体贩运的,代表着现代社会里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人群,“苹果”代表着物质享受,而现代工业的产物“汽车”则成为人们狂热追逐金钱的工具。驾驶着汽车的“司机”却不知道汽车要到什么地方去,因为除了金钱外其他都无关紧要。“司机的脑袋我看不见,他的脑袋正塞在车头里。那车头的盖子斜斜翘起,像是翻起的嘴唇。”在以高科技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中人变成了“机器”的崇拜者,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逐使人已经失去了头脑,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精神追求。然而,这种对物质的狂热追求和占有带来的荣耀快乐,不过是昙花一现。余华在此戏谑地描写拜倒在“机器”面前的“司机”:“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
  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激发并助长了人们对物质拥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的占有欲望,并由此将人性中的自私、残酷等阴暗面无数倍地放大。正在修车的“司机”伸过来“一只黑乎乎的手”,接受了“我”的烟,却粗暴地拒绝“我”搭车,在第二次修理汽车时“司机”变得“手更黑了”。这里隐喻着人们在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过程中变得唯利是图,心狠手黑,而且越受挫越变本加厉,人与人之间早已经失去了友爱,失去了诚信。当“我”豁出去了,冲着他大吼并强行拉开车门坐进汽车驾驶室时,“司机”反而变得对“我”十分友好,暴力成了现代社会的通行证。现代工业的产物,不管是“自行车”还是“手扶拖拉机”,都成为人们更多地抢占物质、实现物欲的工具。“有很多人骑着自行车下来了,每辆车后面都有两只大筐,骑车的人里面有一些孩子”“他们都发疯般往自己筐中装苹果”“有几辆手扶拖拉机从坡上隆隆而下,拖拉机也停在汽车旁,跳下一帮大汉开始往拖拉机上装苹果,那些空了的箩筐一只一只被扔了出去”。在疯狂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道路上,人们不择手段,见利忘义,尔虞我诈,落井下石,失掉了良心,丢掉了道德,也没有了人的尊严,“所有人都像蛤蟆似的蹲着捡苹果”。中国传统美德中的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助人为乐都不见了,人性中最丑陋的部分被充分暴露出来。小说对抢劫“苹果”的人群中还有孩子的描写,表达着对现代社会未来的焦虑和担忧。   现代社会中人们一路狂奔在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人生旅途上,宁可伤害身体,扭曲灵魂,丧失人性。只有当高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停下来时,人们才会蓦然回首思考早已经迷失的人与自我的关系。“司机”在确认“汽车”不能再修好后开始认真做广播操、跑步,“也许是在驾驶室里待得太久,现在他需要锻炼身体了。”面对骑着“自行车”和驾驶“手扶拖拉机”来趁火打劫的人群,此时的“司机”以一种过来人的平和心态袖手旁观,对因出手相助而被人们揍得鼻血像是伤心的眼泪一样流淌的“我”视而不见。在以金钱至上而不惜损人利己的“司机”看来,“我”重情重义的行为是如此滑稽,还站在远处哈哈大笑。在疯狂获取、抢占物质利益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凶狠、残暴、无情让人触目惊心。当“我”仅仅只是抓住其中一个人的手阻止人群抢“苹果”时,身强力壮的大汉面对“我”这个刚成年的孩子毫不留情,“一只拳头朝我鼻子上狠狠地揍来了,我被打出几米远。爬起来用手一摸,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当“我”面对源源不断的抢劫人流再次奋不顾身扑上去阻止时,迎来了更加猛烈的暴打。“有无数拳脚前来迎接,我全身每个地方几乎同时挨了揍。我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时,几个孩子朝我击来苹果”“有一只脚狠狠地踢在我腰部。我想叫唤一声,可嘴巴一张却没有声音。我跌坐在地上,我再也爬不起来了”。这些生动形象、令人发指的细节描写,特别凸现出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冷漠、自私、残酷。
  “苹果”从因疯狂抢劫而摔破的箩筐中像“我”的鼻血一样流了出来,山上树叶随风摇动发出了使“我”万分恐惧、浑身发凉的声音。“苹果”除了代表着物质享受,还象征着大自然给予人类的物质馈赠。伴随着人们对物质的疯狂掠夺,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已不再和谐。遍体鳞伤的“我”爬进被劫去车窗玻璃和轮胎的汽车驾驶室,闻到了与“我”受伤流出的血液气味相仿的漏出来的汽油味,感到残缺不全的汽车的“心窝”和“我”的心窝一样也是“暖和的”。“汽车”是工业文明的象征,它虽促使了人性的异化,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为人类服务的,在价值观上它与“我”所接受的传统价值观一样是“利他”而不是“利己”。这意味深长的结尾让我们深思,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为什么人创造了工业文明,最终却沦落成了金钱和“机器”的奴隶。最后,受伤的“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父亲为“我”整理漂亮的红色背包时的美丽阳光和晴朗温和,暗示着传统价值观下温暖美好的人情以及天人合一的和谐都已经离我们而去,在现代社会中成为回忆。
  三、“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
  莫言在1991年发表的《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中,就将余华称为“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3}。这表明了余华在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道路上自觉追求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清醒”二字点出了余华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具有相当强烈的理性色彩;“说梦”是指余华的文学作品贴近人的灵魂深处,在夸张虚构的情节中充满了暗示和隐喻,具有鲜明的哲理化特征,需要读者去细读解析作者借虚幻表象所暗示的精神感悟。余华曾明确表明自己的创作观:“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的、鱼目混珠的事物。我觉得真实是对个人而言的”“所以我宁愿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生活给我提供的那些东西。所以在我的创作中,也许更接近个人精神上的一种真实。我觉得对个人精神来说,存在的都是真实的,是存在真实”{4}。
  要采用虚构世界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内心体验和精神感悟表达出来,作家还必须拥有丰富的想象。这种想象是一种文学的想象,在天马行空、自由无束的荒诞叙述背后包含着丰富的含义,蕴藏着作家对时代社会生活的见证和深入思考。“当我们考察想象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时,必须面对另外一种能力,就是洞察的能力。我的意思是说,只有想象力和洞察力完美结合时,文学中的想象才真正出现,否则就是瞎想、空想和胡思乱想。”{5}因此,余华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要表达的不是对现代社会现实的描摹和再现,而是深入心灵世界的对现代社会的深度观察和透彻了解,然后将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用形式上的夸张虚构去表现精神上的真实感悟。
  至于为何要选择用这种“虚伪的形式”来表达对现代社会的内心体验和精神感悟,我们可以从余华谈自己的创作原则中寻找答案。“当某一个题材让我充分激动起来,并且让我具有了持久写下去的欲望时,我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同时要努力忘掉自己过去写作中已经娴熟的叙述方式,因为它们会干扰我寻找最合适的叙述方式。我坚信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的叙述风格总会出现变化。”{6}由此可见,余华之所以在《十八岁出门远行》采取这种无拘无束的荒诞叙述,是因为它最能将现代社会人们膨胀的物欲和疯狂的行为集中凸显,并直接呈现出来,由此传递出作家对现代社会的内心感悟和反思。对此,余华说自己“在1986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7}。
  {1} 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2} 余华:《〈第七天〉之后》,载《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6页。
  {3} 莫言:《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
  {4} 余华:《飞翔和变形》,载《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5} 余华:《我的真实》,载吴义勤主编:《余华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6}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载《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7} 余华:《虚伪的作品》,《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作 者:郑轶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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