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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岁章出生在一个不愁吃不愁喝的大户人家，家里有好几百亩良田，拴着大车，开着粉房、豆腐房，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刘岁章的爹是靠着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才积攒起这些家业的，他希望儿子以后不要像他这样辛苦，能干成大事儿。从古至今都是这样，有钱人家供孩子念书，没钱人家让孩子放猪。别看刘岁章的爹大字不识几个，却知道念书的好处，刘岁章天生聪明，功课学得特别好，天天都能得到先生的表扬，刘岁章的爹乐得嘴巴咧得老大，暗暗地想，这小子将来一准能出息。
然而，在刘岁章十五岁那年夏天，家里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人生之路的事。那天傍晚，一伙胡子骑着高头大马把他家团团围住，胡子头目马大牙吹胡子瞪眼在外面叫喊：“刘大财主，你给我听清楚了，痛快地把银两全扔出来，若是按照我说的去做，保你全家老小平安，若是不给，那就别怪我马大牙不客气！”当时刘岁章因学校放暑假刚从城里回到家。刘岁章的爹和二叔、三叔、四叔一人拎着一杆老套筒各自把守着院墙一角的炮台，那时的大户人家院墙修建得都挺讲究，大院墙四个角落都建有炮台，防止胡子和外人进来抢劫。胡子头目马大牙索要的钱财实在是太多了，若是按照他说的数目给他，家里就所剩无几，又得过穷日子了。若是不给，惹恼了胡子，那可了不得，就凭家里这几个人和几支老套筒根本抵挡不住近百号胡子的围攻。就在刘岁章的爹犹豫不定之时，刘岁章二叔的那把老套筒突然响了起来，刘岁章的二叔并不是有意开枪，是过于紧张所致。胡子听到枪声之后潮水般地涌了过来，破门而入，将大人和孩子全都捆绑在一个屋子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抢了个精光，然后押着刘岁章的二叔大摇大摆地往迎面山上走去。一家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没过几天胡子就派线人传信来了，索要两千大洋，并声称若拿不出钱，他们就把刘岁章的二叔杀了。刘岁章的父亲仔细盘算着，家里的田地、粉房、豆腐房以及住的房子加在一块顶多值两千大洋，如果都给了胡子，他们家就彻底沦为穷苦人家了。可是不给的话，老二肯定没命不说，胡子还会天天惦记着他家。更可怕的是线人三天两头给他家送些物件，不是送一根手指头，就是送来一只耳朵，吓得一家人都不安生。
刘岁章的爹只好一咬牙一跺脚答应了胡子提出的条件。线人让刘岁章拿着装有大洋的袋子跟他走，走到迎面山根底的时候，线人将刘岁章交给前来接应的两个胡子，胡子将刘岁章的双眼用一块黑布蒙上，牵着他的手往山林子里走。刘岁章暗暗地在心里记路：从山根底往正前方走九千一百步，然后往东走一万八千五百五十步，再往正前方走五万六千一百一十步，接着往西南走两万三千二百二十一步，才转到马大牙的胡子窝。刘岁章在一个地窝棚里见到了二叔，发现二叔不缺胳膊不缺腿好好的，不禁松了一口气。二叔听刘岁章说为了赎自己，大哥把所有的家当和田地都卖了，不禁仰天长叹道：“我的老天爷呀，我大哥咋这么糊涂，没了地没了车没了买卖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刘岁章安慰道：“二叔，别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人在，这些东西都能挣来。”
马大牙还算讲信用，收下大洋后便让两个胡子把刘岁章和他二叔的眼睛蒙上送他们下山。刘岁章又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回去的行程，跟上山时的路径完全一致。他想，有朝一日若是有剿匪的队伍来了，就把进山路线画出来提供给他们。回到家后，刘岁章急忙拿出一个本子，又跟二叔仔细回忆，把上山的线路详细记了下来。那是刘岁章人生中记下的第一笔账。记完这笔账之后，刘岁章还萌发了一些人生感悟：若是自己家不这么显山露水的话，也不可能招来胡子的惦记，也就不可能发生这一切。
第二年秋天，来了一支穿戴朴素的队伍，这支队伍跟别的队伍不一样，态度和蔼，不欺压百姓，专干百姓喜欢的事情。这支队伍就是东北民主联军，刚来不久他们就要去迎面山剿匪。刘岁章听说后高兴得不得了，报仇的机会总算到了，可是跟马大牙那伙胡子有关联的人全都跑得无影无踪。刘岁章拿着小本子主动去找联军，说：“我知道马大牙那伙胡子藏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部队领导很是兴奋，他们正愁着没人带路呢。刘岁章带着部队的人沿着他所记下的线路找到了胡子窝，东北联军大获全胜，马大牙一伙被一锅端。刘岁章立下了大功。
本来刘岁章想参军跟部队走，可是爹妈死活不同意，自从家里遭遇胡子抢劫，一家人死里逃生，他们就深知动枪动炮的危险。刘岁章有文化且有头脑，被土改工作队看中了，成为土改工作队的队员，主要工作是登记地主老财家的浮财，再交由土改工作队研究分给那些穷苦人家。
刘岁章除了把土地、房屋、牛马之类的大宗项目记录得完完整整之外，还把那些坛坛罐罐、字画细软之类的东西也一一记录下来。刘岁章开始记起了流水账。他在公家的账目上每记下一笔，就在自己的小本子上也记上一笔，生怕忘了或是弄丢了。工作队的队长对此很满意，只是有一点，那就是刘岁章记得太细了，什么都记，便说：“岁章，那些小物件就不要記了。”刘岁章认真地说：“那哪行啊，那些金银首饰，还有字画和古董，比田地和牲口都值钱。”土改工作队的队长笑笑说：“你小子真是的，那些老百姓知道个啥呀？再说了，咱们忙活了一溜十三招，也不能白忙活了。”刘岁章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望了望工作队长，他不太理解，队长是个老革命，怎么能存有这么大的私心？刘岁章本想劝劝队长不能那样做，万一上面知道了，一准会追查下来。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爹妈早就叮嘱过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是不能说比领导高明的话，不能办让领导不高兴的事儿。
土改工作即将结束时，工作队长特意拿出一副银镯子对刘岁章说：“岁章，你表现得不错，这对镯子就送给你吧，权当给你的奖励，还有那些字画什么的，你相中哪幅拿哪幅。”刘岁章摇摇头拒绝了。队长挺不高兴，喃喃道：“你小子真是道南兔子——隔路种，实话对你说吧，咱们工作队的人全都拿了，只有你不拿。”刘岁章仍没有说什么。后来，这事弄鼓包了，上面追查下来，所有分得赃物的土改工作队员都退了赃，开除的开除，处分的处分，只有刘岁章啥事没有。刘岁章心想，多亏自己留了个心眼，没有拿那对镯子，否则一准没好。打那以后，刘岁章就天天记流水账，而且记得更认真细致了。 土改结束后，刘岁章调到乡里当秘书，仍天天记流水账，书记和乡长表扬他工作认真负责，还说，共产党就讲认真二字。刘岁章听得心里热乎乎的。有的时候没什么可记的，他就写写心得体会和人生感悟。同事们问他写什么，他就笑笑说：“我这个人脑袋不太好使，领导交办的事太多，怕忘了，就记在本子上。”同事们说：“岁章，若是你脑袋瓜子不好使，咱们乡里就没有好使的脑袋瓜子了。”
刘岁章年轻、正直、认真，肚里的墨水也多，没过几年就被提拔到乡政府办公室当主任了，分管的工作多且杂，虽然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却干得井井有条。
有一年夏季一连两个多月没下一滴雨，好多地块颗粒不收。上面拨下来一些救济粮，明文规定先救济军人家属、烈士家属和孤寡老人。可是到了乡里却变了味，有些不该救济的人家也救济了，皆因这些人家跟乡里领导沾亲带故。刘岁章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欠妥，侧面地给乡里领导提醒，可是乡里领导却说：“这事儿与你无关，把你分管的那些事儿干好就行了。”
这批救济粮发放下去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儿，一位志愿军的母亲活活地饿死了，家属找到县里讨要说法，縣里对此事很重视，很快查明情况，乡长被撤了职，刘岁章主动要求上级给自己处分，说自己若是坚持党性原则，早点向县委反映的话，极有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县委领导对刘岁章的态度大为赞赏，特意找他谈话，说：“岁章，好样的，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实打实的好干部。”最后上级不但没给他处分，还提拔他任副乡长。刘岁章在流水账上这样写道：“提拔我当副乡长实在有愧，我做得还不够，可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让领导失望，更不能让老百姓伤心。”
当上副乡长的刘岁章还坚持记流水账，大事小情都记得一清二楚。
那时合作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上面下发一个紧急文件，要求大办农业合作社。为了防止消息传出去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偷偷地将牲口卖了，变相地瓦解合作社的经济实力，这个文件只传达到乡镇一级领导干部，为此乡里专门开会，让乡镇一级的领导干部表态，坚决同上级保持一致，不传不说。刘岁章第一个表态说：“我刘岁章用人格担保，不但自己家的牲口不卖，也不允许亲属们卖，若是从我嘴里跑风露气，我甘愿坐牢。”在场的人都表了态，一个比一个态度坚决。恰在这时刘岁章患了急性阑尾炎，被送到县医院做手术。等出院后回到乡里，刘岁章发现，除了自己之外，乡里的大小官员全都把自己家的牲口卖了。这还了得？事情闹大了，县里专门派出一个调查组来乡里调查，凡是在此期间卖牲口的领导，全都受到了处分，唯独刘岁章没有犯事儿。县委打算让刘岁章担任乡长一职，刘岁章却直摇头，说：“我的能力还不够，根本挑不起这个大梁。”县委领导一看刘岁章的态度这么坚决，只好作罢。
刘岁章在自己的流水账上，这样写道：“凭心而论，我的能力和水平，当乡长肯定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乡里的这些人太难摆弄了，你若是一身正气，就会得罪好多人，你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住良心，更对不住百姓。莫不如在副职的位置上继续干，把分管的工作干好。”
然而，事情并没有刘岁章想象的那么简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岁章被造反派拉去批斗，还把他家过去是大户人家的老底子翻了出来，甚至对将他家定为下中农产生质疑，要求重新给他家定成分，至少也得定个小地主。刘岁章争辩道：“我家过去日子过得不错是不假，但自从被胡子抢劫之后，日子过得比穷苦人家的还苦。再说了，当年剿匪的时候，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带领部队把马大牙那伙胡子剿了的。”那些造反派却说：“你主动配合部队剿匪是为了报私仇，革命目的不纯。”可是，跟那帮造反派能说出理吗？刘岁章被发配到林场劳动改造了好几年。
后来政策宽松了，刘岁章被安排到乡中学打零杂：敲钟，烧水，打扫卫生。刘岁章仍然坚持记他的流水账，只是在他的流水账里大都写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和心得。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刘岁章才得以平反，县里准备让他当公社书记，可刘岁章说什么也不肯，说是这几年在学校打零杂干顺手了，就在学校干下去吧。县委根据他的意见，就让他在公社中学当校长。刘岁章很开心，跟那些上学的孩子们打交道可比跟那些成年人打交道舒心得多。刘岁章在学校担任校长的头几年里，干得顺风顺水，没有遇到大的波折，可是进入80年代中期的时候却遇到了一宗很头疼的事。他所在的中学是中心学校，管着下面十五个村子的小学，那些村屯小学教师大都是民办教师，好不容易盼到了民办转公办的机会，谁能不动心呀？可是僧多粥少，那些日子把刘岁章弄得焦头烂额，求情的，送礼的，请客的，比比皆是。刘岁章的亲侄女也在其中，当时侄女正跟乡里的宣传干事小吉谈朋友，侄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刘岁章面前哭诉道：“大爷，我要是转不了正，小吉就得把我甩了，你就破破例把我转上吧。”刘岁章气愤地说：“侄女，不是大爷嘴黑，若是小吉真这样想的，趁早跟他黄，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爱，若是真爱你的话，哪怕你只是个家庭妇女他也会拿你当个宝。”
刘岁章一点不走板地，按照文化考试、民主测评、工作业绩几个部分严格打分，够条件的转，不够条件的，天王老子的亲戚也不好使。尽管这样做得罪了一些人，但令人佩服，全县十八个乡镇的学校，在那次民办转公办的时候大部分都出了事，好多领导栽在这档子事上，而刘岁章所在的中学不但什么事也没出，而且没一个为此上访的。
上了年纪的刘岁章仍在记着自己的流水账，这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刘岁章把自己的流水账拿给儿女们看，刚开始的时候，儿女们都不太理解，费那个劲儿记这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有啥用？刘岁章便耐心地给他们讲自己的过去。
刘岁章的儿女都挺有出息，儿子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县委当秘书，后来在镇里挂职当副书记，干得挺出色，留任当镇长，没过两年就当上了镇党委书记。儿子所在的那个镇，紧靠县城，儿子刚当镇党委书记就赶上了大搞小城镇建设的热潮，那个镇就成了县里的热点开发区，好多开发商找上门，领导也三番五次地给他打电话，让他开开绿灯，只要他点头，把规划出来的建设用地给那些开发商，就会得到一大笔回扣。当时刘岁章的儿子也动了心，可是突然想到了父亲记的那些流水账，脑袋一下子清醒了许多，立刻打消了错误的念头，按章办事，按程序招标，一分好处也没收。那些年因为小城镇建设出事的乡镇干部实在是太多了，可是刘岁章的儿子所在的镇没有一个干部出事。刘岁章的儿子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没过几年就被提拔为副县长，他深有感触地说：“老爸呀，你的那些流水账千万别弄丢了，我得经常看看，太有益处了。”
刘岁章的女儿从财经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国营电厂当会计，企业转轨换型时，她已当上了财务科长，国营变民营，得进行国有资产评估。准备买下电厂的那位私营业主偷偷找到刘岁章的女儿说：“只要你在评估时少算一些，我就给你百分之十的干股，不用上班，每年就能拿到十几万元的红利。”这时女儿也想到了父亲在流水账中记录下来的那些事，就有了定力，评估时一是一二是二，坚决不做一点手脚。
刘岁章的流水账一直写到临终前，整整留下了两大箱子，儿子和女儿认真地将那些账本登记造册，整整二百八十七本。这些流水账记录着刘岁章的人生轨迹，也是他最独特的人生记录。儿子和女儿泪流满面地说，这些是父亲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袁小玲〕
然而，在刘岁章十五岁那年夏天，家里发生了一件改变他人生之路的事。那天傍晚，一伙胡子骑着高头大马把他家团团围住，胡子头目马大牙吹胡子瞪眼在外面叫喊：“刘大财主，你给我听清楚了，痛快地把银两全扔出来，若是按照我说的去做，保你全家老小平安，若是不给，那就别怪我马大牙不客气！”当时刘岁章因学校放暑假刚从城里回到家。刘岁章的爹和二叔、三叔、四叔一人拎着一杆老套筒各自把守着院墙一角的炮台，那时的大户人家院墙修建得都挺讲究，大院墙四个角落都建有炮台，防止胡子和外人进来抢劫。胡子头目马大牙索要的钱财实在是太多了，若是按照他说的数目给他，家里就所剩无几，又得过穷日子了。若是不给，惹恼了胡子，那可了不得，就凭家里这几个人和几支老套筒根本抵挡不住近百号胡子的围攻。就在刘岁章的爹犹豫不定之时，刘岁章二叔的那把老套筒突然响了起来，刘岁章的二叔并不是有意开枪，是过于紧张所致。胡子听到枪声之后潮水般地涌了过来，破门而入，将大人和孩子全都捆绑在一个屋子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抢了个精光，然后押着刘岁章的二叔大摇大摆地往迎面山上走去。一家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没过几天胡子就派线人传信来了，索要两千大洋，并声称若拿不出钱，他们就把刘岁章的二叔杀了。刘岁章的父亲仔细盘算着，家里的田地、粉房、豆腐房以及住的房子加在一块顶多值两千大洋，如果都给了胡子，他们家就彻底沦为穷苦人家了。可是不给的话，老二肯定没命不说，胡子还会天天惦记着他家。更可怕的是线人三天两头给他家送些物件，不是送一根手指头，就是送来一只耳朵，吓得一家人都不安生。
刘岁章的爹只好一咬牙一跺脚答应了胡子提出的条件。线人让刘岁章拿着装有大洋的袋子跟他走，走到迎面山根底的时候，线人将刘岁章交给前来接应的两个胡子，胡子将刘岁章的双眼用一块黑布蒙上，牵着他的手往山林子里走。刘岁章暗暗地在心里记路：从山根底往正前方走九千一百步，然后往东走一万八千五百五十步，再往正前方走五万六千一百一十步，接着往西南走两万三千二百二十一步，才转到马大牙的胡子窝。刘岁章在一个地窝棚里见到了二叔，发现二叔不缺胳膊不缺腿好好的，不禁松了一口气。二叔听刘岁章说为了赎自己，大哥把所有的家当和田地都卖了，不禁仰天长叹道：“我的老天爷呀，我大哥咋这么糊涂，没了地没了车没了买卖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刘岁章安慰道：“二叔，别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人在，这些东西都能挣来。”
马大牙还算讲信用，收下大洋后便让两个胡子把刘岁章和他二叔的眼睛蒙上送他们下山。刘岁章又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回去的行程，跟上山时的路径完全一致。他想，有朝一日若是有剿匪的队伍来了，就把进山路线画出来提供给他们。回到家后，刘岁章急忙拿出一个本子，又跟二叔仔细回忆，把上山的线路详细记了下来。那是刘岁章人生中记下的第一笔账。记完这笔账之后，刘岁章还萌发了一些人生感悟：若是自己家不这么显山露水的话，也不可能招来胡子的惦记，也就不可能发生这一切。
第二年秋天，来了一支穿戴朴素的队伍，这支队伍跟别的队伍不一样，态度和蔼，不欺压百姓，专干百姓喜欢的事情。这支队伍就是东北民主联军，刚来不久他们就要去迎面山剿匪。刘岁章听说后高兴得不得了，报仇的机会总算到了，可是跟马大牙那伙胡子有关联的人全都跑得无影无踪。刘岁章拿着小本子主动去找联军，说：“我知道马大牙那伙胡子藏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部队领导很是兴奋，他们正愁着没人带路呢。刘岁章带着部队的人沿着他所记下的线路找到了胡子窝，东北联军大获全胜，马大牙一伙被一锅端。刘岁章立下了大功。
本来刘岁章想参军跟部队走，可是爹妈死活不同意，自从家里遭遇胡子抢劫，一家人死里逃生，他们就深知动枪动炮的危险。刘岁章有文化且有头脑，被土改工作队看中了，成为土改工作队的队员，主要工作是登记地主老财家的浮财，再交由土改工作队研究分给那些穷苦人家。
刘岁章除了把土地、房屋、牛马之类的大宗项目记录得完完整整之外，还把那些坛坛罐罐、字画细软之类的东西也一一记录下来。刘岁章开始记起了流水账。他在公家的账目上每记下一笔，就在自己的小本子上也记上一笔，生怕忘了或是弄丢了。工作队的队长对此很满意，只是有一点，那就是刘岁章记得太细了，什么都记，便说：“岁章，那些小物件就不要記了。”刘岁章认真地说：“那哪行啊，那些金银首饰，还有字画和古董，比田地和牲口都值钱。”土改工作队的队长笑笑说：“你小子真是的，那些老百姓知道个啥呀？再说了，咱们忙活了一溜十三招，也不能白忙活了。”刘岁章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望了望工作队长，他不太理解，队长是个老革命，怎么能存有这么大的私心？刘岁章本想劝劝队长不能那样做，万一上面知道了，一准会追查下来。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爹妈早就叮嘱过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是不能说比领导高明的话，不能办让领导不高兴的事儿。
土改工作即将结束时，工作队长特意拿出一副银镯子对刘岁章说：“岁章，你表现得不错，这对镯子就送给你吧，权当给你的奖励，还有那些字画什么的，你相中哪幅拿哪幅。”刘岁章摇摇头拒绝了。队长挺不高兴，喃喃道：“你小子真是道南兔子——隔路种，实话对你说吧，咱们工作队的人全都拿了，只有你不拿。”刘岁章仍没有说什么。后来，这事弄鼓包了，上面追查下来，所有分得赃物的土改工作队员都退了赃，开除的开除，处分的处分，只有刘岁章啥事没有。刘岁章心想，多亏自己留了个心眼，没有拿那对镯子，否则一准没好。打那以后，刘岁章就天天记流水账，而且记得更认真细致了。 土改结束后，刘岁章调到乡里当秘书，仍天天记流水账，书记和乡长表扬他工作认真负责，还说，共产党就讲认真二字。刘岁章听得心里热乎乎的。有的时候没什么可记的，他就写写心得体会和人生感悟。同事们问他写什么，他就笑笑说：“我这个人脑袋不太好使，领导交办的事太多，怕忘了，就记在本子上。”同事们说：“岁章，若是你脑袋瓜子不好使，咱们乡里就没有好使的脑袋瓜子了。”
刘岁章年轻、正直、认真，肚里的墨水也多，没过几年就被提拔到乡政府办公室当主任了，分管的工作多且杂，虽然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却干得井井有条。
有一年夏季一连两个多月没下一滴雨，好多地块颗粒不收。上面拨下来一些救济粮，明文规定先救济军人家属、烈士家属和孤寡老人。可是到了乡里却变了味，有些不该救济的人家也救济了，皆因这些人家跟乡里领导沾亲带故。刘岁章觉得这种做法实在欠妥，侧面地给乡里领导提醒，可是乡里领导却说：“这事儿与你无关，把你分管的那些事儿干好就行了。”
这批救济粮发放下去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儿，一位志愿军的母亲活活地饿死了，家属找到县里讨要说法，縣里对此事很重视，很快查明情况，乡长被撤了职，刘岁章主动要求上级给自己处分，说自己若是坚持党性原则，早点向县委反映的话，极有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县委领导对刘岁章的态度大为赞赏，特意找他谈话，说：“岁章，好样的，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实打实的好干部。”最后上级不但没给他处分，还提拔他任副乡长。刘岁章在流水账上这样写道：“提拔我当副乡长实在有愧，我做得还不够，可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让领导失望，更不能让老百姓伤心。”
当上副乡长的刘岁章还坚持记流水账，大事小情都记得一清二楚。
那时合作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上面下发一个紧急文件，要求大办农业合作社。为了防止消息传出去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偷偷地将牲口卖了，变相地瓦解合作社的经济实力，这个文件只传达到乡镇一级领导干部，为此乡里专门开会，让乡镇一级的领导干部表态，坚决同上级保持一致，不传不说。刘岁章第一个表态说：“我刘岁章用人格担保，不但自己家的牲口不卖，也不允许亲属们卖，若是从我嘴里跑风露气，我甘愿坐牢。”在场的人都表了态，一个比一个态度坚决。恰在这时刘岁章患了急性阑尾炎，被送到县医院做手术。等出院后回到乡里，刘岁章发现，除了自己之外，乡里的大小官员全都把自己家的牲口卖了。这还了得？事情闹大了，县里专门派出一个调查组来乡里调查，凡是在此期间卖牲口的领导，全都受到了处分，唯独刘岁章没有犯事儿。县委打算让刘岁章担任乡长一职，刘岁章却直摇头，说：“我的能力还不够，根本挑不起这个大梁。”县委领导一看刘岁章的态度这么坚决，只好作罢。
刘岁章在自己的流水账上，这样写道：“凭心而论，我的能力和水平，当乡长肯定一点问题也没有，但乡里的这些人太难摆弄了，你若是一身正气，就会得罪好多人，你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住良心，更对不住百姓。莫不如在副职的位置上继续干，把分管的工作干好。”
然而，事情并没有刘岁章想象的那么简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岁章被造反派拉去批斗，还把他家过去是大户人家的老底子翻了出来，甚至对将他家定为下中农产生质疑，要求重新给他家定成分，至少也得定个小地主。刘岁章争辩道：“我家过去日子过得不错是不假，但自从被胡子抢劫之后，日子过得比穷苦人家的还苦。再说了，当年剿匪的时候，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带领部队把马大牙那伙胡子剿了的。”那些造反派却说：“你主动配合部队剿匪是为了报私仇，革命目的不纯。”可是，跟那帮造反派能说出理吗？刘岁章被发配到林场劳动改造了好几年。
后来政策宽松了，刘岁章被安排到乡中学打零杂：敲钟，烧水，打扫卫生。刘岁章仍然坚持记他的流水账，只是在他的流水账里大都写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和心得。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刘岁章才得以平反，县里准备让他当公社书记，可刘岁章说什么也不肯，说是这几年在学校打零杂干顺手了，就在学校干下去吧。县委根据他的意见，就让他在公社中学当校长。刘岁章很开心，跟那些上学的孩子们打交道可比跟那些成年人打交道舒心得多。刘岁章在学校担任校长的头几年里，干得顺风顺水，没有遇到大的波折，可是进入80年代中期的时候却遇到了一宗很头疼的事。他所在的中学是中心学校，管着下面十五个村子的小学，那些村屯小学教师大都是民办教师，好不容易盼到了民办转公办的机会，谁能不动心呀？可是僧多粥少，那些日子把刘岁章弄得焦头烂额，求情的，送礼的，请客的，比比皆是。刘岁章的亲侄女也在其中，当时侄女正跟乡里的宣传干事小吉谈朋友，侄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刘岁章面前哭诉道：“大爷，我要是转不了正，小吉就得把我甩了，你就破破例把我转上吧。”刘岁章气愤地说：“侄女，不是大爷嘴黑，若是小吉真这样想的，趁早跟他黄，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爱，若是真爱你的话，哪怕你只是个家庭妇女他也会拿你当个宝。”
刘岁章一点不走板地，按照文化考试、民主测评、工作业绩几个部分严格打分，够条件的转，不够条件的，天王老子的亲戚也不好使。尽管这样做得罪了一些人，但令人佩服，全县十八个乡镇的学校，在那次民办转公办的时候大部分都出了事，好多领导栽在这档子事上，而刘岁章所在的中学不但什么事也没出，而且没一个为此上访的。
上了年纪的刘岁章仍在记着自己的流水账，这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刘岁章把自己的流水账拿给儿女们看，刚开始的时候，儿女们都不太理解，费那个劲儿记这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有啥用？刘岁章便耐心地给他们讲自己的过去。
刘岁章的儿女都挺有出息，儿子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县委当秘书，后来在镇里挂职当副书记，干得挺出色，留任当镇长，没过两年就当上了镇党委书记。儿子所在的那个镇，紧靠县城，儿子刚当镇党委书记就赶上了大搞小城镇建设的热潮，那个镇就成了县里的热点开发区，好多开发商找上门，领导也三番五次地给他打电话，让他开开绿灯，只要他点头，把规划出来的建设用地给那些开发商，就会得到一大笔回扣。当时刘岁章的儿子也动了心，可是突然想到了父亲记的那些流水账，脑袋一下子清醒了许多，立刻打消了错误的念头，按章办事，按程序招标，一分好处也没收。那些年因为小城镇建设出事的乡镇干部实在是太多了，可是刘岁章的儿子所在的镇没有一个干部出事。刘岁章的儿子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没过几年就被提拔为副县长，他深有感触地说：“老爸呀，你的那些流水账千万别弄丢了，我得经常看看，太有益处了。”
刘岁章的女儿从财经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国营电厂当会计，企业转轨换型时，她已当上了财务科长，国营变民营，得进行国有资产评估。准备买下电厂的那位私营业主偷偷找到刘岁章的女儿说：“只要你在评估时少算一些，我就给你百分之十的干股，不用上班，每年就能拿到十几万元的红利。”这时女儿也想到了父亲在流水账中记录下来的那些事，就有了定力，评估时一是一二是二，坚决不做一点手脚。
刘岁章的流水账一直写到临终前，整整留下了两大箱子，儿子和女儿认真地将那些账本登记造册，整整二百八十七本。这些流水账记录着刘岁章的人生轨迹，也是他最独特的人生记录。儿子和女儿泪流满面地说，这些是父亲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袁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