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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尽管一国GDP排名世界第二并不等于就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更不等于世界老二,但是中国的一些学者与官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模糊了这些差别,愈发有模有样地依照老二的角色说话与行事,并且还在津津乐道分析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老大。愚以为,这不是个好兆头。历史上,老大打压老二不遗余力,老二“出师未捷身先死”、“半路夭折”似乎成为一个魔咒。中国应当心“老二的魔咒”!
美国打压老二从不手软
国际关系史上,老大与老二近乎水火不容,老大总是将老二作为天然的挑戰者,因此给予无情的、不遗余力的遏制与打压。近现代史上,西方列强内卫冕的老大与挑战的老二一直打得不可开交。美国经济在1872年左右就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经由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功崛起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老大。
美国成为世界老大后,首先打压的就是已经退居老二的前宗主国——英国。美国利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英国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吸干了英国的黄金,令英国经济萎靡不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宣布英镑霸权终结。尔后,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输出美元,逐步取代英镑的地位。“第三点计划”出台后逐渐将英国势力赶出了中东,实现“石油美元”对“英镑美元”的关键替代。美国利用对英国的债权强势,持续将英国置于向美国典当、“变卖”各种帝国资产的窘迫境地,迫使英国开放所有殖民地市场,以及享有英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所有特权。1956年,英国借口纳赛尔总统背信弃义,联手法国出兵埃及,试图夺回苏伊士运河,这被认为是英国在维持帝国荣耀、彰显帝国余威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美国毫不犹豫、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以索取债权、切断资金供给甚至是抛售英镑相威胁,逼迫英国撤军,使本已是“落水狗”的英国丧尽颜面。英国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蜕变成为美国忠实的“哈巴狗”。
西德在1965～1968年曾短暂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老二。但是,战后德国被分割为东、西两个国家,西德处于冷战的最前沿,处于美国的政治、军事直接管控之下,当然无法对美国老大地位构成挑战。
至于对付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老二的日本,美国几乎是一招制敌。日本的制造业强大,但金融业落后,而且看重眼前利益,关注实体经济。美国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一边大张旗鼓在汽车和钢铁等行业发动贸易战,一边在日元汇率、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向日本施压,以换取美国在贸易领域的让步。最终,日本尽管在制造业与贸易上胜出了美国,但是因为接受了《广场协议》(1985年)、《卢浮宫协议》(1987年)与《巴塞尔协议》(1988年)而遭遇金融败战,繁荣的经济随后遭遇泡沫危机,一蹶不振。
苏联诞生后,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与发展。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分析,到二战前的1938年,苏联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挑战,美国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
在经济上,从1948年开始对苏联实行战略物资禁运,臭名昭著的“对共产党集团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就是经济与科技遏制的见证。另外就是,令苏联陷入军备竞赛与民族冲突。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提出:“我们应该把军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以使莫斯科努力追赶我们,同时,停止供应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我们在这十年内就会看到苏联体制如何垮台。”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杂志,1984年苏联防御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由此给苏联施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挤占了国民经济的研发与投资。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紧张的民族关系易受攻击,中亚是其柔软的下腹部。为此,通过一些渠道向苏联偷运宣传品以煽动少数民族的不满。
利用大众媒体对苏联长期进行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于1945年明确提出瓦解苏联的政策建议:“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培育发展“第五纵队”。美国利用美苏人才交流合作等途径,逐渐在苏联高层周围布置“特洛伊木马”,有的甚至进入核心领导群体。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对国家体制所进行的“根本改革”,均深受雅科夫列夫的影响,而雅科夫列夫后来被党内众多人士怀疑:其在担任驻加拿大大使期间(1972～1983年)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是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而戈尔巴乔夫重用雅科夫列夫,直至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等要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如此总结:“苏联所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如此,才有“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语)。
中国尚无老二之实,但要承担老二之名
中国GDP超过日本早就在世人预料之中。一贯用中国人爱听的言辞来忽悠中国的高盛集团,先后在2001年与2003年发表了《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以及《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经济报告,预计中国可能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此后不断进行乐观修正,认为中国经济产出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不过,还有比高盛更为“乐观”的报告。
然而,中国这个世界老二是严重名不副实的。中国如今的人均GDP约3600美元,依旧不到日本的1/10,只有美国的1/15。就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中国实际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05位,依照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多达1.5亿;依照中国政府规定的贫困线,贫困人口还有4000万。而且中国经济尚面临着一系列困局——不断拉大的地区发展差距、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持续恶化的环境和资源约束、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久治不愈的腐败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极大的努力去解决。
其他重要的实力指标,中国依旧非常落后。在明显的“肌肉力量”上,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还仰赖他国的技术与装备。2008年,美国国防支出6070亿美元——几乎占全球国防总支出的一半。排名在美国之后的九个国家的国防总支出才4760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国防预算还不到美国的1/7。近年来,美国在中国周边打打杀杀,耀武扬威,投棋布子。
在关键的“智慧力量”上,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更大。2008年美国发明家得到9.2万项美国专利,是韩国和日本总数的两倍,而中国还远远落后于韩国和日本。中国据称每年有60万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毕业,而美国每年只有7万。但是,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只有10%的中国工程专业毕业生有使用价值,而美国的比例高达81%。人口数量比美国多四倍、国民经济规模却比美国小四倍的中国,在过去25年里的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2%～2.5%,而美国为6%。
中国尽管实力与老大相去甚远,但是名义似乎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如此不但要承担系列“大国责任”,而且还要遭受来自老大无穷无尽的打压与遏制。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研究机构曾经草拟了一份21世纪“彻底摧毁社会主义”的报告,中国成为美国推行“超越遏制战略”的主要对象。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是美国独一无二的真正挑战,因为中国与美国其他竞争对手不同,中国是“一支多头力量”。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是挑战,然而还不是对美国的威胁,因为苏联虽然军事强大,但是经济很差;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的经济对手,但不是军事对手。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在迅速发展,且在地缘战略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利益。
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至少有四方面挑战:经济挑战,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增加对能源与资源的需求;军事安全挑战,中国是唯一没有解决领土完整问题的大国,其实力的增强以及民族情绪的高涨将可能导致军事解决台海、南海等领土主权问题;“中国模式”对西方长期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理念产生冲击;中国的崛起在心理上对长期处于老大的美国形成挑战。因此,不论中国人是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中国理所当然地要遭受美国的打压与遏制,这是不随中国人的善良愿望与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立体、联合围剿中国
近年来,美国频繁用所谓民主人权、贸易摩擦等大棒,以及“最惠国待遇”与“加入WTO”等诱饵,不断向中国索取、榨取了极大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为遏制与延缓中国崛起,美国将会也正在使出各种手段。
在全球多边领域,尽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与金融危机中相继失去民主与自由的大旗,硬软实力均遭受重创,但是,多年的“黑老大”生涯,使美国拥有一大批形形色色、尽心竭力的打手,一呼依旧能有百应。金融危机中,中国国际地位更加凸显,于是美国纠集各类同伙,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经济议题,到海上军演、钓鱼岛事件与南海航道等地缘政治,再到诺贝尔和平奖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形成立体、联合围剿。
在区域领域,美国的幽灵在中国四面八方忽隐忽现。美国以各种方式来破坏与冲击中国的“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合作上处处从中作梗,挑拨中国与近邻的友好关系,制造地缘事端,激化地缘政治动荡。《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曾提醒美国鹰派:教唆日本重整军备,挑动日本与中国为敌。甚至持续不断地构筑、强化反华同盟,鼓励印度加入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结成的所谓“民主国家”战略联盟。2007年和印度签署核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向印度进行核技术和核燃料转让。
美国打压中国,除了在多边与区域上百变神通外,关键是在双边上与中国短兵相接,集中体现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历史上,美国就是通过类似對话,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竞争对手送入其早已编织好的罗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战略对话,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前由凯恩斯与怀特两国特使间的对话,为美英之间的战略对话画上了句号,英国拱手让出霸主宝座。
上世纪80年代,为抑制日本崛起,美国借口日元币值低估、贸易顺差持续增加,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将日本拉到“战略对话”上。1983年美日两国财政部组建一个“日元/美元联合工作组”(后更名为“美日金融市场联合工作组”)。1984年至1988年间,美国通过此机构不断向日本大藏省施加压力,强迫其拟定详细的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计划,日本相继接受了“广场”等协议,奠定了日本金融败仗的深厚基础。
在戈尔巴乔夫接任苏联最高职务后,美国策划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经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牵线,确定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最终实现美苏战略对话。从1986年雷克雅未克对话到1989年马耳他对话,逐渐完成了“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语)。1993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后两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公开承认,雷克雅未克对话,“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给美国听任处置”。
美国自然会将历史上遏制老二的经验“发扬光大”地运用到中国身上。
2010年1月28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大迷思》的报告,针对中国可能在不远将来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表述,报告断言:中国很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美国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长期以来一直用自由经济理论与政策来引导后进国家走向“富强”道路。传统基金会敢于断言“中国很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这不仅是基于对未来的简单乐观,恐怕更有对过去经验的十足自信。
美国打压老二从不手软
国际关系史上,老大与老二近乎水火不容,老大总是将老二作为天然的挑戰者,因此给予无情的、不遗余力的遏制与打压。近现代史上,西方列强内卫冕的老大与挑战的老二一直打得不可开交。美国经济在1872年左右就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经由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成功崛起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老大。
美国成为世界老大后,首先打压的就是已经退居老二的前宗主国——英国。美国利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英国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吸干了英国的黄金,令英国经济萎靡不振。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宣布英镑霸权终结。尔后,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输出美元,逐步取代英镑的地位。“第三点计划”出台后逐渐将英国势力赶出了中东,实现“石油美元”对“英镑美元”的关键替代。美国利用对英国的债权强势,持续将英国置于向美国典当、“变卖”各种帝国资产的窘迫境地,迫使英国开放所有殖民地市场,以及享有英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所有特权。1956年,英国借口纳赛尔总统背信弃义,联手法国出兵埃及,试图夺回苏伊士运河,这被认为是英国在维持帝国荣耀、彰显帝国余威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美国毫不犹豫、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以索取债权、切断资金供给甚至是抛售英镑相威胁,逼迫英国撤军,使本已是“落水狗”的英国丧尽颜面。英国从此一蹶不振,最终蜕变成为美国忠实的“哈巴狗”。
西德在1965～1968年曾短暂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老二。但是,战后德国被分割为东、西两个国家,西德处于冷战的最前沿,处于美国的政治、军事直接管控之下,当然无法对美国老大地位构成挑战。
至于对付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老二的日本,美国几乎是一招制敌。日本的制造业强大,但金融业落后,而且看重眼前利益,关注实体经济。美国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一边大张旗鼓在汽车和钢铁等行业发动贸易战,一边在日元汇率、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向日本施压,以换取美国在贸易领域的让步。最终,日本尽管在制造业与贸易上胜出了美国,但是因为接受了《广场协议》(1985年)、《卢浮宫协议》(1987年)与《巴塞尔协议》(1988年)而遭遇金融败战,繁荣的经济随后遭遇泡沫危机,一蹶不振。
苏联诞生后,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与发展。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分析,到二战前的1938年,苏联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挑战,美国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
在经济上,从1948年开始对苏联实行战略物资禁运,臭名昭著的“对共产党集团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就是经济与科技遏制的见证。另外就是,令苏联陷入军备竞赛与民族冲突。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提出:“我们应该把军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以使莫斯科努力追赶我们,同时,停止供应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我们在这十年内就会看到苏联体制如何垮台。”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杂志,1984年苏联防御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由此给苏联施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挤占了国民经济的研发与投资。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紧张的民族关系易受攻击,中亚是其柔软的下腹部。为此,通过一些渠道向苏联偷运宣传品以煽动少数民族的不满。
利用大众媒体对苏联长期进行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于1945年明确提出瓦解苏联的政策建议:“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培育发展“第五纵队”。美国利用美苏人才交流合作等途径,逐渐在苏联高层周围布置“特洛伊木马”,有的甚至进入核心领导群体。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对国家体制所进行的“根本改革”,均深受雅科夫列夫的影响,而雅科夫列夫后来被党内众多人士怀疑:其在担任驻加拿大大使期间(1972～1983年)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是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而戈尔巴乔夫重用雅科夫列夫,直至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等要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如此总结:“苏联所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如此,才有“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最大灾难”(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语)。
中国尚无老二之实,但要承担老二之名
中国GDP超过日本早就在世人预料之中。一贯用中国人爱听的言辞来忽悠中国的高盛集团,先后在2001年与2003年发表了《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以及《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经济报告,预计中国可能会在204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此后不断进行乐观修正,认为中国经济产出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不过,还有比高盛更为“乐观”的报告。
然而,中国这个世界老二是严重名不副实的。中国如今的人均GDP约3600美元,依旧不到日本的1/10,只有美国的1/15。就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中国实际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05位,依照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多达1.5亿;依照中国政府规定的贫困线,贫困人口还有4000万。而且中国经济尚面临着一系列困局——不断拉大的地区发展差距、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持续恶化的环境和资源约束、国内大规模人口迁移、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久治不愈的腐败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极大的努力去解决。
其他重要的实力指标,中国依旧非常落后。在明显的“肌肉力量”上,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还仰赖他国的技术与装备。2008年,美国国防支出6070亿美元——几乎占全球国防总支出的一半。排名在美国之后的九个国家的国防总支出才4760亿美元,其中中国的国防预算还不到美国的1/7。近年来,美国在中国周边打打杀杀,耀武扬威,投棋布子。
在关键的“智慧力量”上,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更大。2008年美国发明家得到9.2万项美国专利,是韩国和日本总数的两倍,而中国还远远落后于韩国和日本。中国据称每年有60万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毕业,而美国每年只有7万。但是,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只有10%的中国工程专业毕业生有使用价值,而美国的比例高达81%。人口数量比美国多四倍、国民经济规模却比美国小四倍的中国,在过去25年里的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2%～2.5%,而美国为6%。
中国尽管实力与老大相去甚远,但是名义似乎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如此不但要承担系列“大国责任”,而且还要遭受来自老大无穷无尽的打压与遏制。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研究机构曾经草拟了一份21世纪“彻底摧毁社会主义”的报告,中国成为美国推行“超越遏制战略”的主要对象。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是美国独一无二的真正挑战,因为中国与美国其他竞争对手不同,中国是“一支多头力量”。冷战期间苏联对美国是挑战,然而还不是对美国的威胁,因为苏联虽然军事强大,但是经济很差;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的经济对手,但不是军事对手。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在迅速发展,且在地缘战略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利益。
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至少有四方面挑战:经济挑战,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增加对能源与资源的需求;军事安全挑战,中国是唯一没有解决领土完整问题的大国,其实力的增强以及民族情绪的高涨将可能导致军事解决台海、南海等领土主权问题;“中国模式”对西方长期引以为傲的自由民主理念产生冲击;中国的崛起在心理上对长期处于老大的美国形成挑战。因此,不论中国人是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中国理所当然地要遭受美国的打压与遏制,这是不随中国人的善良愿望与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立体、联合围剿中国
近年来,美国频繁用所谓民主人权、贸易摩擦等大棒,以及“最惠国待遇”与“加入WTO”等诱饵,不断向中国索取、榨取了极大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为遏制与延缓中国崛起,美国将会也正在使出各种手段。
在全球多边领域,尽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与金融危机中相继失去民主与自由的大旗,硬软实力均遭受重创,但是,多年的“黑老大”生涯,使美国拥有一大批形形色色、尽心竭力的打手,一呼依旧能有百应。金融危机中,中国国际地位更加凸显,于是美国纠集各类同伙,从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经济议题,到海上军演、钓鱼岛事件与南海航道等地缘政治,再到诺贝尔和平奖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形成立体、联合围剿。
在区域领域,美国的幽灵在中国四面八方忽隐忽现。美国以各种方式来破坏与冲击中国的“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外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合作上处处从中作梗,挑拨中国与近邻的友好关系,制造地缘事端,激化地缘政治动荡。《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曾提醒美国鹰派:教唆日本重整军备,挑动日本与中国为敌。甚至持续不断地构筑、强化反华同盟,鼓励印度加入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结成的所谓“民主国家”战略联盟。2007年和印度签署核合作协议,允许美国向印度进行核技术和核燃料转让。
美国打压中国,除了在多边与区域上百变神通外,关键是在双边上与中国短兵相接,集中体现就是“战略与经济对话”。历史上,美国就是通过类似對话,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竞争对手送入其早已编织好的罗网。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战略对话,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前由凯恩斯与怀特两国特使间的对话,为美英之间的战略对话画上了句号,英国拱手让出霸主宝座。
上世纪80年代,为抑制日本崛起,美国借口日元币值低估、贸易顺差持续增加,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将日本拉到“战略对话”上。1983年美日两国财政部组建一个“日元/美元联合工作组”(后更名为“美日金融市场联合工作组”)。1984年至1988年间,美国通过此机构不断向日本大藏省施加压力,强迫其拟定详细的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计划,日本相继接受了“广场”等协议,奠定了日本金融败仗的深厚基础。
在戈尔巴乔夫接任苏联最高职务后,美国策划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经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牵线,确定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最终实现美苏战略对话。从1986年雷克雅未克对话到1989年马耳他对话,逐渐完成了“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语)。1993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后两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公开承认,雷克雅未克对话,“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给美国听任处置”。
美国自然会将历史上遏制老二的经验“发扬光大”地运用到中国身上。
2010年1月28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大迷思》的报告,针对中国可能在不远将来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表述,报告断言:中国很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美国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长期以来一直用自由经济理论与政策来引导后进国家走向“富强”道路。传统基金会敢于断言“中国很可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这不仅是基于对未来的简单乐观,恐怕更有对过去经验的十足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