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说昆曲成了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那么很多剧种就还是流浪儿，东四十条清代皇家粮仓改造的餐厅里，昆曲俨然大有“皇家昆曲”的派头，但“每晚仅备60席”的噱头，又酷似“CBD帝王，仅备60席”之类的房地产广告。而川剧可能连郊区的限价房还混不上还无家可归呢。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风光令人眼红，但对川剧来说，可气的不是昆曲，而是川江号子——川江号子居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在川剧面临生存危机之际，没听说过川江的船夫因为成天吊起嗓子仰天长啸，就能在岸上买个房子什么的，也没听说政府有关部门每个月像发放方面卫生纸一样给川江船夫发一箱金嗓子喉宝。
　　在一些地方剧团纷纷缺粮断水乃至树倒猢狲散，在演出市场和唱片业(还有多少人会去买那些老川剧磁带呢?)急剧萎缩的情况下，似乎惟一能解决川剧市场化问题的是旅游业，所谓文化产业似乎成了旅游业裤兜里一个空空如也的钱包，就等着啥时能有几张钞票塞进来。幸好川剧还有变脸和喷火这两大法宝，但变脸和喷火也就渐渐脱离川剧，似乎自成一派奇技淫巧，川剧不幸被阉割甚至抛弃了，游客要看的显然是变脸和喷火而不是川剧。假如说昆曲提供了附庸风雅的殿堂，那么川剧已被游客变成看热闹的赶集，热闹总是看来而不是听来的，有几个人会透过变脸和喷火，去聆听川剧唱腔中的神韵?一旦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仙丹，千年僵尸似乎也能跳起迪斯科。川江号子申遗成功后，死人终于得到“抢救，保护，恢复”(这是“申遗”文化三大口号)，重庆据说每年给川江号子的财政拨款是10万，专家说这点钱太可怜，对一个濒死乃至成植物人的人来说，这点手术费显然不够。申遗对地方政府来说似乎还是为了振兴经济，为了以文化促旅游，以旅游带动经济，按专家语言来说，就是要“打造申遗产业链”。
　　于是，最近重庆花钱造了一艘大木船，因为有了大木船才会有船夫，有船夫才能有川江号子，也就是说，川江号子与造船业、河运业休戚与共，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可以想象，如果重新恢复三峡，长江的险滩更多更险，川江号子才会喊得更凶，两岸人声号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两岸游客会像看赛龙舟一样高呼“更高更快更强”，并争相向船夫抛掷绣球和美元——川江号子的“申遗产业链”大抵如是。在川江号子的千年号呼下，奇峡恶水终于一夜间荡平，炸药何尝不是吾泱泱中华文化遗产?原子时代的川江号子，E时代的“杭唷杭唷派”见证了“人定胜天”的灿烂和虚妄。
　　但在重庆嘉陵江畔的宋代古镇磁器口，江边没有木船，只有供游客品茶吟风弄月的游轮。而没有船夫哪来号子?只听见河滩上的庙会传来震耳欲聋的“We will we will rock you……”，似乎航空母舰上的美国大兵都改当川江船夫了。磁器口镇的人一半在卖旅游纪念品一半在搓麻，就等着麻将哪天也申遗成功了。
　　不管需不需要抢救和恢复，昆曲也好，川剧也好，京剧也好，终归凛然不失大美。“抢救”、“恢复”这种词儿总是先把艺术鉴定为死人，而有资格鉴定、诊治艺术的惟有艺术自身。不管是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还是胡恩威的小剧场版《临川四梦汤显祖》，都是昆曲在新时代的重生；而川剧武生出身的王磊也曾屡屡把川剧融入其电子音乐和Dub Reggae作品中，甚至曾经在“皇城老妈”川菜馆的天台，与川剧演员和乐手一起尝试了多媒体跨界演出；小河和宋雨喆的“两个大人”乐队则将京剧打击乐作为他们音乐的一个崭新的延伸空间……在音乐和艺术动辄被当作所谓“产业链”的链条时，是重新建立当代音乐艺术与民族传统之间的“音乐链”、“艺术链”的时候了。而硬性规定北京音乐老师都必须会唱京剧，规定学校要教样板戏，也只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链—政治链—道德链，归根到底，传统音乐艺术的传承发展，必须靠音乐家来解决。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文化物质遗产”?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