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南方人，到现在北京话也不能听个百分百，要是真正的老北京老胡同说起地道的老北京话来，我就接不上茬儿，至于说嘛，也只能用一用流行的词儿，发音有时还跑调。但我很喜欢北京话写成的小说，比如王朔吧，我对他最初的认同不是他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他的小说形式。王朔小说的价值观念固然有他的突破性，但王朔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在他之前的徐星、刘索拉以及陈建功、张辛欣等人的作品中已有表达；王朔的小说形式基本上是写实，有时还借鉴一点国外通俗小说的路子，说不上有什么惊世骇俗。王朔真正的价值在于他的语言，记得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王朔的文章，便是用“王朔的新京味小说”这个题目，据王朔自己说，这也是他第一次被官方的报纸评价。王朔的语言影响的不仅是文学，还有影视，还有媒体，更有网络。现在打开报纸和网络，一不小心就能看到一个王朔味十足的标题。
　　我对王朔语言的认同受到老舍的影响。很多人不知道我曾经是一个有点疯狂的老舍迷，我见老舍的书就买，买了就读，有一阵我读老舍的作品，就像有人读金庸的小说上了瘾一样，看了一本还想看第二本。我可能把老舍的小说全部看完了（至少 1985年前出版的小说），我知道这在同龄人中不多见。我起初看老舍的小说是因为《沙家浜》里沙奶奶有句台词，叫“那敢情好”，我们的语文老师认定这是错别字，应该是“感情好”，并写信反映到上级部门，后来上面解释说“敢情”是北京的方言。我当时就有些疑惑，《沙家浜》说的是我们江苏苏南的事，怎么用起北京方言呢？这该是样板戏的败笔吧？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语文老师，语文老师胆战心惊地警告我，不要乱说，不许怀疑样板戏。尽管如此，我对北京的方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敢情”仿佛外语似的，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粉碎“四人帮”之后，老舍是最先解禁的一批作家，他的《骆驼祥子》《龙须沟》《茶馆》很快“重见天日”，虽说是“重见”，对我们这些在“文革”中读完中小学的青年来说，确是“首见”，非常新鲜。坦率地说，我第一次看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的剧本并没有感到特别激动，只是感到琐碎，感到一些无聊的人在说一些无聊的话，与我心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期待相差甚远。那时候北京人艺上演的话剧是郭沫若的《蔡文姬》，没有电视，有广播放演出的录音，我们喜欢听郭沫若带诗味的话剧。但等我读《骆驼祥子》时，我被祥子的命运打动了。在我以前阅读的小说中，从未读过像《骆驼祥子》这样以所谓“中间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也从没读过这样零度感情呈现的生活状态、原生态的小说，我也不明白文学史为何说它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果这样的话，批判现实主义是不是比现实主义更有力量？或许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对现实主义的问题进行思考，之后才会有“新写实”之类的话题，其实“新写实”就是一种回归，回归到老舍式的现实主义上面来，当然融进了新的技巧和观念。
　　这是后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他小说的语言，在这之前，我常常听人说“学生腔”这个词，我并不是太明白，我甚至觉得那些学生腔还是一种文采呢 ！可我读了老舍的小说之后，明白了什么是学生腔，明白了什么是小说的语言，小说不是文采，小说是生活。记得《骆驼祥子》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地道的口语，地道的北京话，没有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子，也没有做出一副学问家的样子，像是聊天，又像是侃大山，完全是生活化的叙述。老舍小说发出的那种特殊语言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后来又买了《离婚》《二马》《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小说，一本一本地看，着了迷。更重要的是，我对北京话的表现力简直推崇备至，我在老舍小说中不仅找到了“敢情”一词，还发现“敢情”除了“那敢情好”的语义之外，还有另外的语法，比如《骆驼祥子》中：“怨不得你躲着我呢，敢情这儿有个小妖精似的小老妈儿。”这儿的“敢情”是指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情况，和“那敢情好”的“当然”之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