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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国家战略;生物安全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生物危机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基本生存与公共福祉。面对人类共同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中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①生物安全问题同样也困扰着世界各国，以美国为例：近些年来美国流感威胁严重，生物恐怖危机有增无减。并且生物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它的发展也带来了安全和伦理上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2018年9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该战略由美国国防部、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和农業部等多个部门起草并将在未来负责实施，是美国首个全面应对生物安全威胁的系统性战略。美国希望通过该战略的实施，改进以往生物防御中的不足和缺陷，推动生物科技发展和生物治理迈向新台阶。美国是最为重视生物安全的国家之一，在生物安全领域积累了许多经验。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对我国生物安全防控和生物安全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出台的背景
21世纪之前，美国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生物安全战略，对生物威胁的防控主要是禁止生物武器的研发和使用。2001年的炭疽攻击事件过后，美国政府为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逐步出台了多个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战略，并实施了各类生物安全防御计划，把生物安全与国防紧密结合起来进行顶层设计。21世纪以来，美国的生物安全战略经历了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两个时期。
小布什政府时期，炭疽攻击事件后，小布什在2002年签署了《生物反恐法案》，此法案规定了国家对生物恐怖袭击的应对措施，其目的在于提高美国预防与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能力。2004年，小布什签署了第33号总统国家安全指令——《21世纪生物国防计划》，该安全指令包括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施生物监督计划、增加战略储备、继续实施生物盾牌计划和开展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①小布什政府的生物安全战略重点是建立一个综合、全面的生物安全预警体系，从而应对来自恐怖分子或者其他蓄意造成的生物威胁。
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23日签署了《国家生物威胁应对战略》，该战略提出了应对生物威胁的七个目标，分别是：促进全球健康安全;提高安全和责任行为的标准;及时精确地洞察突发和紧急风险情况;采取合理的措施降低生物技术开发的风险;提高预防、归纳和认识生物风险的能力;加强所有参与方的沟通与合作;转变有关生物威胁问题的国际对话形式。该战略赋予了科学界在制定安全与行为准则和监督生物科技研发上极大的自由，政府更多的是在促进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编写教育与培训材料和建立沟通渠道等方面发挥支持和协调的作用。2010年奥巴马签署的《优化控制布萨特行动部署》是美国的第二部生物国防法。在该计划里，首次明确提出了“布萨特”（BEAT）的概念，其含义是能够严重威胁生物安全的特定生物制剂和毒素。“布萨特”一方面是美国在生物战略中的防御目标，另一方面，“布萨特”又是美国进行生物防御所必须研发和使用的基础性角色。因此，在奥巴马的生物防御战略中可以看出其战略目标和平性与敌对性的双重性质。②
尽管21 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实施和部署了各类生物防御计划，但特朗普上台后，仍面临着许多生物安全上的挑战。首先是美国的传染性疾病威胁不断，美疾控中心数据指出，2010年以来，美国每年的流感病例在900万至4500万之间，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在1.2万至6.1万之间。③其次，生物技术的进步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美国面临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增加。尽管在1975年世界各国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该公约存在明显的机制缺陷，并未能有效阻止少数国家秘密研发生物武器甚至是新型基因武器。在国际上美国一直表现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加挤压了一些小国的生存空间。生物武器一直以来被称作“穷人的核武器”，其具有制造简单、杀伤力巨大和隐蔽性强等特点，这也增加了一些国家和恐怖主义分子研发生物武器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生物安全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上台后，其生物防御战略和往届政府有连续性也有不同。特朗普同样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生物防御战略上也体现出了特朗普与其政府的鲜明个性。经过精心地酝酿筹划，终于在2018年9月18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这是特朗普政府首份针对生物安全的国家级战略，也是美国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地应对各类生物安全威胁的战略性文件，代表了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生物安全战略的新方向。
二、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的文本价值及其检视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共包括前言、愿景、宗旨、威胁和后果、生物风险管理、假设、治理、目的和目标以及结论九个组成部分。①其宗旨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保护美国人民免受生物威胁。笔者对该战略的内容进行概括，从全球合作与生物技术创新、明确生物风险防范原则、制度创新与机构改革和构建分层生物防御体系等方面，对美国生物防御战略的改革和调整进行归纳分析，从而总结出美国生物安全战略的经验，并指出美国生物安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通过全球合作与生物技术创新，加强生物风险管理
在生物风险管理中，该战略主要强调了全球合作与生物技术创新两个重要内容。全球合作方面，战略指出了当今的生物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有可能来自国外。因此，美国希望能够增强生物威胁的国际共识，并且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生物防御机构，从而在预防、探测和应对生物威胁上发挥作用。美国计划将与多边组织、伙伴国家和民间组织加强合作，并突出强调了保护美国和其合作伙伴的利益。在生物技术创新方面，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导者角色，通过生物技术创新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生物风险格局。生物技术创新包括技术与系统、新的想法与工具产品、寻求新的方法和合作伙伴等方面。不难发现，该战略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方针，不管是全球合作还是生物技术创新，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通过与伙伴国家的合作，美国希望加强甚至主导在未来全球生物安全领域的话语权。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充分体现了“美国优先”的战略理念，表明了美国在国际合作上缺乏国际责任意识。在文本中，美国一再强调管理生物事件风险是美国的核心重大利益，要确保美国国土及海外利益，照顾其他的合作伙伴利益。同时还说明，这项工作还需要国际共识，美国不能单独承担这一重任。但事实上，有多少生物恐怖行为是源于霸权主义的推行？难道美国不该为他的世界霸权多承担责任吗？还有，二战后日本生化部队“731”的试验数据及标本被美国接收;当下，美国还掌控着大多数的、实际在运行的最高级别的生化实验室（P4）。上述事实表明，美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然而，文本全篇是“美国优先”的战略利益体现，缺乏基本的责任意识和世界共同体的基本精神。并且，生物威胁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但在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中，只强调与伙伴国家的合作，忽视了对生物技术不发达国家的帮助和支持。因此，“美国优先”的理念在指导全球性的生物安全合作时并不适用，美国不应忽视对生物技术落后国家的关注，也不应在全球合作方面把对中国和俄罗斯一贯的敌对思维延续到生物安全领域。生物技术创新方面，美国一直以来在生物安全领域采用的双重标准遭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美国禁止别国开发生物武器，但却没有做到自身在生物技术研发中的信息透明。因此，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追求绝对领导权的同时，也对其他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明确生物风险防范原则，指导生物防御建设
面对不断变化的生物威胁形势，美国出台的生物战略报告中提出了六点原则，用以指导生物防御建设。它们分别是：（1）生物威胁是持久的;（2）生物威胁有多种来源;（2）传染病没有边界;（4）多部门合作对预防和应对至关重要;（5）多学科方法将有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6）科学和技术将在全球推进。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7月30日，英国同样公布了首部《生物安全战略》，旨在从多样的生物风险中保护英国的国家安全及其利益。同一年出台的美国和英国的生物安全战略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分享了对正在进化的并且越发复杂的生物威胁的判断。两部战略性文件都强调了生物威胁的持续性而非零星单一，是全球性的而非局部的，具有多个来源而不是一个来源，并且需要多部门合作和多学科方法。在这个高度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科学技术并没有停止其前进的脚步。从2018年美英发布的两份生物安全战略中，可以看出两国对于生物风险防范原则的共识。并且，两部战略也对国际生物安全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公共卫生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生物安全领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提出的六点原则体现了美国对于生物威胁多样性的理解，但在生物安全问题的证据标准上界定得并不明确。所谓构成生物安全问题的证据标准，指的是针对生物威胁，首先要判断什么样的生物现象构成安全问题，证据标准必须要明确。这是及时、准确而有效启动生物安全防范行动的前提。美国生物安全战略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意识到，在生物安全领域事先预防比事后去救济更有价值。例如，美国每年有大量的人因患流感死亡，不少美国民众都表示出对流感的担忧，但美国政府和相关负责机构始终对流感问题“轻描淡写”。这显然与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提出的原则理念相悖，说明了该战略在生物安全问题的证据标准上没有明确的界定，使其理念原则流于表面。
（三）进行生物领域制度创新和机构改革
《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指示成立一个叫作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该机构被授予很高的权力，可以直接与非联邦和非政府的利益攸关方接触。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的主席由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担任，与生物防御相关的机构负责人也应加入生物防御指導委员会中。此外，这一治理机制产生的建议和反馈将与年度预算周期同步反馈给各部门和机构。事实上，面对美国存在的日益严重的生物威胁，之前在联邦政府中未有个人或实体机构负责生物安全。由于生物威胁的来源多样，涉及生物防御的政府部门至少包括15 个。这些政府部门往往各自为政，缺乏集中和快速的应对计划。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建立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和协调各部门对生物威胁问题的处理，从而保障生物防御战略的顺利进行。
该战略希望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实现对生物安全的集中领导和权力协调，但并未对生物安全的责任主体进行规定。以生物科技研发为例，生物科技研发是一个个性化很强的工作，同时生物科技的影响又是全局性的。因此，生物科技研发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复合性的。首先是个人主体，其次是单位主体，甚至还要有部门责任主体。基于生物科技的敏感性，一些敏感性科研需要主管部门批准和报备，所以又产生了一个部门责任主体。只有在责任主体明确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地划分责任，从而促进生物安全制度的有效落实。但在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中并没有对安全责任进行划分，也未规定任何的惩罚措施。因此，美国仍然很难改变各生物安全部门相互推脱责任的现象，并且在落实生物安全措施的效果上也将受到影响。“十几年来美国实施生物国防的实践表明，大量的经费预算被用于与生物防御无关或间接的方面，政府各部门和民间机构基于部门利益等因素使得美国生物国防的效果大打折扣。”②美国的前车之鉴为我国生物安全建设提供了深刻的警示。在我国生物安全立法过程中，要加强科技伦理建设，通过法律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和法律后果，规范生物技术研发和应用，避免技术滥用对生物安全造成威胁。
（四）构建发现、预防、准备、应对和恢复的分层生物防御体系
在目的和目标中，战略给出了5个目标和实施的具体路径。第一，强化风险意识，以便在生物防御单位中宣传决策。第二，确保生物防御单位能力，以防范生物事件。第三，确保生物防御单位为较少生物事件做好准备。第四，迅速响应，以限制生物事件的影响。第五，促进恢复，以消除生物事故发生后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不利影响。近年来，美国实验室的诸多生物安全漏洞问题浮出水面。2010年以来，人员感染、样本丢失和泄露、样本处理不当等美国生物实验事故频发。例如，2014年在美国疾控中心下属的位于亚特兰大的实验室中发生了炭疽泄漏，该事故导致数十名员工接触到高致死率的炭疽菌。①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对生物防御政策的重大调整，构建起发现、预防、准备、应对和恢复的分层生物防御体系，从而积极推动在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控制、对使用生物武器国家和武装组织进行情报监测、人类和动物疾病监测等方面的调整。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生物危机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基本生存与公共福祉。面对人类共同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中指出：“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①生物安全问题同样也困扰着世界各国，以美国为例：近些年来美国流感威胁严重，生物恐怖危机有增无减。并且生物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它的发展也带来了安全和伦理上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2018年9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该战略由美国国防部、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和农業部等多个部门起草并将在未来负责实施，是美国首个全面应对生物安全威胁的系统性战略。美国希望通过该战略的实施，改进以往生物防御中的不足和缺陷，推动生物科技发展和生物治理迈向新台阶。美国是最为重视生物安全的国家之一，在生物安全领域积累了许多经验。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对我国生物安全防控和生物安全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出台的背景
21世纪之前，美国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生物安全战略，对生物威胁的防控主要是禁止生物武器的研发和使用。2001年的炭疽攻击事件过后，美国政府为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逐步出台了多个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战略，并实施了各类生物安全防御计划，把生物安全与国防紧密结合起来进行顶层设计。21世纪以来，美国的生物安全战略经历了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两个时期。
小布什政府时期，炭疽攻击事件后，小布什在2002年签署了《生物反恐法案》，此法案规定了国家对生物恐怖袭击的应对措施，其目的在于提高美国预防与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能力。2004年，小布什签署了第33号总统国家安全指令——《21世纪生物国防计划》，该安全指令包括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施生物监督计划、增加战略储备、继续实施生物盾牌计划和开展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①小布什政府的生物安全战略重点是建立一个综合、全面的生物安全预警体系，从而应对来自恐怖分子或者其他蓄意造成的生物威胁。
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23日签署了《国家生物威胁应对战略》，该战略提出了应对生物威胁的七个目标，分别是：促进全球健康安全;提高安全和责任行为的标准;及时精确地洞察突发和紧急风险情况;采取合理的措施降低生物技术开发的风险;提高预防、归纳和认识生物风险的能力;加强所有参与方的沟通与合作;转变有关生物威胁问题的国际对话形式。该战略赋予了科学界在制定安全与行为准则和监督生物科技研发上极大的自由，政府更多的是在促进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对话、编写教育与培训材料和建立沟通渠道等方面发挥支持和协调的作用。2010年奥巴马签署的《优化控制布萨特行动部署》是美国的第二部生物国防法。在该计划里，首次明确提出了“布萨特”（BEAT）的概念，其含义是能够严重威胁生物安全的特定生物制剂和毒素。“布萨特”一方面是美国在生物战略中的防御目标，另一方面，“布萨特”又是美国进行生物防御所必须研发和使用的基础性角色。因此，在奥巴马的生物防御战略中可以看出其战略目标和平性与敌对性的双重性质。②
尽管21 世纪以来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实施和部署了各类生物防御计划，但特朗普上台后，仍面临着许多生物安全上的挑战。首先是美国的传染性疾病威胁不断，美疾控中心数据指出，2010年以来，美国每年的流感病例在900万至4500万之间，与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在1.2万至6.1万之间。③其次，生物技术的进步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美国面临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增加。尽管在1975年世界各国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该公约存在明显的机制缺陷，并未能有效阻止少数国家秘密研发生物武器甚至是新型基因武器。在国际上美国一直表现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加挤压了一些小国的生存空间。生物武器一直以来被称作“穷人的核武器”，其具有制造简单、杀伤力巨大和隐蔽性强等特点，这也增加了一些国家和恐怖主义分子研发生物武器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生物安全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上台后，其生物防御战略和往届政府有连续性也有不同。特朗普同样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生物防御战略上也体现出了特朗普与其政府的鲜明个性。经过精心地酝酿筹划，终于在2018年9月18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这是特朗普政府首份针对生物安全的国家级战略，也是美国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地应对各类生物安全威胁的战略性文件，代表了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生物安全战略的新方向。
二、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的文本价值及其检视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共包括前言、愿景、宗旨、威胁和后果、生物风险管理、假设、治理、目的和目标以及结论九个组成部分。①其宗旨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保护美国人民免受生物威胁。笔者对该战略的内容进行概括，从全球合作与生物技术创新、明确生物风险防范原则、制度创新与机构改革和构建分层生物防御体系等方面，对美国生物防御战略的改革和调整进行归纳分析，从而总结出美国生物安全战略的经验，并指出美国生物安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通过全球合作与生物技术创新，加强生物风险管理
在生物风险管理中，该战略主要强调了全球合作与生物技术创新两个重要内容。全球合作方面，战略指出了当今的生物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有可能来自国外。因此，美国希望能够增强生物威胁的国际共识，并且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生物防御机构，从而在预防、探测和应对生物威胁上发挥作用。美国计划将与多边组织、伙伴国家和民间组织加强合作，并突出强调了保护美国和其合作伙伴的利益。在生物技术创新方面，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在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导者角色，通过生物技术创新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生物风险格局。生物技术创新包括技术与系统、新的想法与工具产品、寻求新的方法和合作伙伴等方面。不难发现，该战略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方针，不管是全球合作还是生物技术创新，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通过与伙伴国家的合作，美国希望加强甚至主导在未来全球生物安全领域的话语权。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充分体现了“美国优先”的战略理念，表明了美国在国际合作上缺乏国际责任意识。在文本中，美国一再强调管理生物事件风险是美国的核心重大利益，要确保美国国土及海外利益，照顾其他的合作伙伴利益。同时还说明，这项工作还需要国际共识，美国不能单独承担这一重任。但事实上，有多少生物恐怖行为是源于霸权主义的推行？难道美国不该为他的世界霸权多承担责任吗？还有，二战后日本生化部队“731”的试验数据及标本被美国接收;当下，美国还掌控着大多数的、实际在运行的最高级别的生化实验室（P4）。上述事实表明，美国应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然而，文本全篇是“美国优先”的战略利益体现，缺乏基本的责任意识和世界共同体的基本精神。并且，生物威胁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但在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中，只强调与伙伴国家的合作，忽视了对生物技术不发达国家的帮助和支持。因此，“美国优先”的理念在指导全球性的生物安全合作时并不适用，美国不应忽视对生物技术落后国家的关注，也不应在全球合作方面把对中国和俄罗斯一贯的敌对思维延续到生物安全领域。生物技术创新方面，美国一直以来在生物安全领域采用的双重标准遭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美国禁止别国开发生物武器，但却没有做到自身在生物技术研发中的信息透明。因此，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追求绝对领导权的同时，也对其他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明确生物风险防范原则，指导生物防御建设
面对不断变化的生物威胁形势，美国出台的生物战略报告中提出了六点原则，用以指导生物防御建设。它们分别是：（1）生物威胁是持久的;（2）生物威胁有多种来源;（2）传染病没有边界;（4）多部门合作对预防和应对至关重要;（5）多学科方法将有助于预防疾病的发生;（6）科学和技术将在全球推进。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7月30日，英国同样公布了首部《生物安全战略》，旨在从多样的生物风险中保护英国的国家安全及其利益。同一年出台的美国和英国的生物安全战略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分享了对正在进化的并且越发复杂的生物威胁的判断。两部战略性文件都强调了生物威胁的持续性而非零星单一，是全球性的而非局部的，具有多个来源而不是一个来源，并且需要多部门合作和多学科方法。在这个高度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科学技术并没有停止其前进的脚步。从2018年美英发布的两份生物安全战略中，可以看出两国对于生物风险防范原则的共识。并且，两部战略也对国际生物安全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公共卫生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生物安全领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提出的六点原则体现了美国对于生物威胁多样性的理解，但在生物安全问题的证据标准上界定得并不明确。所谓构成生物安全问题的证据标准，指的是针对生物威胁，首先要判断什么样的生物现象构成安全问题，证据标准必须要明确。这是及时、准确而有效启动生物安全防范行动的前提。美国生物安全战略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意识到，在生物安全领域事先预防比事后去救济更有价值。例如，美国每年有大量的人因患流感死亡，不少美国民众都表示出对流感的担忧，但美国政府和相关负责机构始终对流感问题“轻描淡写”。这显然与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提出的原则理念相悖，说明了该战略在生物安全问题的证据标准上没有明确的界定，使其理念原则流于表面。
（三）进行生物领域制度创新和机构改革
《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指示成立一个叫作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该机构被授予很高的权力，可以直接与非联邦和非政府的利益攸关方接触。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的主席由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担任，与生物防御相关的机构负责人也应加入生物防御指導委员会中。此外，这一治理机制产生的建议和反馈将与年度预算周期同步反馈给各部门和机构。事实上，面对美国存在的日益严重的生物威胁，之前在联邦政府中未有个人或实体机构负责生物安全。由于生物威胁的来源多样，涉及生物防御的政府部门至少包括15 个。这些政府部门往往各自为政，缺乏集中和快速的应对计划。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建立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和协调各部门对生物威胁问题的处理，从而保障生物防御战略的顺利进行。
该战略希望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实现对生物安全的集中领导和权力协调，但并未对生物安全的责任主体进行规定。以生物科技研发为例，生物科技研发是一个个性化很强的工作，同时生物科技的影响又是全局性的。因此，生物科技研发的责任主体应当是复合性的。首先是个人主体，其次是单位主体，甚至还要有部门责任主体。基于生物科技的敏感性，一些敏感性科研需要主管部门批准和报备，所以又产生了一个部门责任主体。只有在责任主体明确的情况下，才能更有效地划分责任，从而促进生物安全制度的有效落实。但在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中并没有对安全责任进行划分，也未规定任何的惩罚措施。因此，美国仍然很难改变各生物安全部门相互推脱责任的现象，并且在落实生物安全措施的效果上也将受到影响。“十几年来美国实施生物国防的实践表明，大量的经费预算被用于与生物防御无关或间接的方面，政府各部门和民间机构基于部门利益等因素使得美国生物国防的效果大打折扣。”②美国的前车之鉴为我国生物安全建设提供了深刻的警示。在我国生物安全立法过程中，要加强科技伦理建设，通过法律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和法律后果，规范生物技术研发和应用，避免技术滥用对生物安全造成威胁。
（四）构建发现、预防、准备、应对和恢复的分层生物防御体系
在目的和目标中，战略给出了5个目标和实施的具体路径。第一，强化风险意识，以便在生物防御单位中宣传决策。第二，确保生物防御单位能力，以防范生物事件。第三，确保生物防御单位为较少生物事件做好准备。第四，迅速响应，以限制生物事件的影响。第五，促进恢复，以消除生物事故发生后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不利影响。近年来，美国实验室的诸多生物安全漏洞问题浮出水面。2010年以来，人员感染、样本丢失和泄露、样本处理不当等美国生物实验事故频发。例如，2014年在美国疾控中心下属的位于亚特兰大的实验室中发生了炭疽泄漏，该事故导致数十名员工接触到高致死率的炭疽菌。①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对生物防御政策的重大调整，构建起发现、预防、准备、应对和恢复的分层生物防御体系，从而积极推动在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控制、对使用生物武器国家和武装组织进行情报监测、人类和动物疾病监测等方面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