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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一生斥佛而又与佛教徒相交往的两面态度,曾引起古今不少人的争议。朱熹从儒家士人的立场出发,对韩愈的矛盾行为做了细致的分析,最终认定韩愈虽与佛教徒交往,但仍然是儒学的坚决维护者,并未信佛。以朱熹的观点为承接,结合韩愈的辟佛之举,我们可以明确韩愈维护儒学的坚决立场。
对待佛老异教,韩愈持深恶痛绝的态度,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其排斥佛教的行为也极其激烈,曾因上书《谏迎佛骨表》而被贬潮州。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结交了很多佛道教徒作为朋友,并做了大量的赠送诗文。其在潮州,曾与佛教大颠过从甚密,当时盛传他已皈依佛门。对于此事,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为自己辩解:“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以为难得,因与往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尽管如此,他这种排斥佛教的同时又与佛教徒交往的态度,古今都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议。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韩愈偏离儒学、倾向于佛教的表现,从而对其大加批评。如元初李冶《敬斋古今黈》卷七云:“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学为学,故著《原道》等篇,抵排异端。至以谏迎佛骨,虽获戾,一斥几万里而不毁,斯以足以为大醇矣。奈何恶其为人而日与之亲,又作为歌诗言语,以光大其徒,且示己所以相爱慕之深。有时心,则有是言;言既如是,则与平生所素蓄者,岂不大相反耶?……又有送文畅、高闲等序,招大颠三书,皆情分绸缪,叮咛反复,密于昆弟。又其《与孟简书》,则若与人讼于有司,别白是非,过自缘饰,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荀、扬已乎?”。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韩愈并非偏向佛教,只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于佛僧交往的。如清代藩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八云:“……夫退之之心,所憎者佛也,非僧也。佛,立教者也,故可憎。僧,或无生理而为之,或无知识而为之,可悯而不可憎也。观退之《送恵师》云:‘惠师浮屠者,乃是不羁人。’言其虽为浮屠,而人则不为被教所束,故用‘乃’字见意。……退之既许大颠识道理,殆亦简师之流耳,乌得转以为退之改操哉?其《与孟尚书书》,正论迭出,磊落光明,乃退之文章大节处。……”
现在看来,这究竟是“弃其教不废其人”的态度,还是韩愈虽主张辟佛,但实际上并未与佛教完全扯清关系(其思想上仍然受佛教影响),我们姑且两存其说。实际上,分析韩愈之所以于佛教态度问题上给后人留下可争议的空间,他与僧徒多诗文相赠,以及他称赞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②是一个关键点。朱熹也是针对这个焦点,从儒家士人的卫道立场出发,颇为复杂地对其做了评论。
朱熹从韩愈《送文畅序》一文中得到这样一个事实,“唐僧多从士大夫之有名者讨诗文以自华”。③韩愈也不例外,他与佛教徒交往的确是事实,但是他排佛也是毋庸质疑的,“韩文公亦多与僧交涉,又不曾见好僧,都破落户。然各家亦被韩文公说得也狼狈。”④仔细分析朱熹对待此事的评论,我们可以一窥朱熹的心态。
首先,态度方面朱熹确认韩愈有崇信大颠之意,“尧卿问曰:‘观其与孟简书,是当时已有议论,而与之分解,不审有崇信之意否?’曰:‘真个是有崇信之意。他是贬从那潮州去,无聊后,被他说转了。’”⑤并承认他的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感染,“韩退之著书立言,抵排佛老不遗余力。然读其《谢潮州表》《答孟简书》及张籍侑奠之词,则其所以处于祸福死生之际,有愧于异学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于《易》以没其身,平居未尝深斥异教,而间独深为上言:‘天地变化、万物终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尽备于《易》,不当求之无父无君之言,以伤俗化。’其言虽约而功实倍于韩子。至其平生大节,则不惟进退险夷一无可憾,而超然于生死之际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谓欤?⑥但朱熹确信其并没有侫佛,落入佛家套路。“及唐中宗时有六祖禅学,专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见性。士大夫才有向里者,无不归他去。韩公当初若早有向里底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⑦也即是说唐中宗时六祖禅学兴盛,士大夫无不被它吸引,但韩愈终究还是落在其外。
其次,虽然朱熹确认韩愈崇信大颠一事,但是他对此事持不可理解之态度。“如云‘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颠与他说个什么,得恁地倾心信向。”⑧韩愈会与大颠交往本是“失其常度”之举,在与李伯谏探讨韩愈真正排佛与否一事时,朱熹也是坚定地站在肯定的一面。李伯谏“来书云:‘韩退之排佛而敬大颠,则亦未能排真佛也。’”⑨朱熹回应“退之称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而已,其与《原道》所称‘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天下国家,则无所处而不当’者,果如何耶?”⑩则在朱熹的观念中,韩愈仅仅只是称赞大颠而已,这种称赞与其《原道》诸篇的言论相比较,足可以表明韩愈儒学的立场。甚至在朱熹内心深处,是不愿意相信韩愈与大颠有交往的,对于《大颠问答》,他初疑是伪作,直至后来才相信。“《大颠问答》,初疑只是其徒伪作,后细思之,想亦有些仿佛。”
再者,韩愈为什么崇信大颠、称赞大颠呢?朱熹做了以下分析界定。韩愈所听大颠之语,是其前所未闻,而大颠之语切中了韩愈的所病及不足之处,因此,韩愈才闻其语而乐。其称大颠语“又是韩公所未尝闻,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闻其语,而不觉遂悦之也。”因为韩愈平时所见僧人都是破落户,及见僧人中懂得较高深阔大道理者,自然为其所服,“他所引者,又却都是那破赖底僧,如灵师惠师之徒。及晚年见大颠于海上,说得来阔大胜妙,自然不得不服。”因为乍听初闻,所以实际上韩愈与大颠两人都没有真正知晓对方,皆未明对方之所以然,韩愈称赞大颠也只是从表面工夫上去,见其说得好,便心动。“韩公所说底,大颠未必晓得;大颠所说底,韩公亦见不破。但是它说得恁地好后,便被它说动了。”同时,韩愈并没有真正抓住大颠话语中的罅隙与漏洞,“人多说道被大颠说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不曾理会他病痛,彼他才说得高,便道是好了,所以有‘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之语。”所以很容易对大颠进行称赞。此后,由现象入本质,朱熹发现,韩愈事实上于本体工夫很欠缺,未格物致知,将行与道一分为二。“只从粗处去,不见得原头来处。如一港水,他只见得是水,却不见那原头来处是如何。把那道别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于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一句话,在朱熹的意识中,韩愈体道未精是产生上述状况的根源。“然亦只此便见得韩公本体功夫有欠阙处。如其不然,岂其自无主宰,只被朝廷一贬、异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他“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而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耳”,只求外王之道,而忽略了内圣之道,只关注天下外界事物而忽略了自身修养方面的内省。毫无疑问,在朱熹看来,佛、道教即是邪说:“洪水之害害于人身,邪说之害害于人心。身之害为易见,尚可避者;心之害为难知,溺其说者形存而生亡矣。”因为身心持究工夫不够,所以容易跌入邪说一路。
不仅如此,在朱熹的思维中,韩愈有此举动也有其迫不得已之处,文人落寞之时弥补内心空虚之举是一个重要原因。“退之晚来觉没顿身己处,如招聚许多人博塞去声。为戏,所与交如灵师惠师之徒,皆饮酒无赖。及至海上见大颠壁立万仞,自是心服。‘其言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此是退之死款。” “平日只以做文吟诗,饮酒博戏为事。及贬潮州,寂寥,无人共吟诗,无人共饮酒,又无人共博戏,见一个僧说道理,便为之动。”即是因为被贬潮州之后,内心孤寂,所以很容易跌入佛教一路去,对其做出回应,但其心中未必真正理解佛教。朱熹一生也可谓仕途多坎坷,所以,以同样的经历相比附,朱熹能体察到士人仕途不顺、晚年落寞的心理,并将其作为韩愈与大颠交往的原因。
朱熹一生也致力于排佛,他认为佛教乃夷狄之教,废三纲五常,坏人伦,害道最深,因而对其多所抨击,为维护儒家的地位不遗余力。他骨子里还是以韩愈为儒学的忠实拥护者,且不认同韩愈有信佛之举,所以对韩愈与大颠交往的事实存在很多不肯定之处。
不管历史事实如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朱熹的心目中,韩愈是儒家道统的维护者,其行为仅限于与佛教徒交往,他虽然辟佛不纯,但其辟佛行为则是肯定的。“韩退之著书立言,抵排佛老不遗余力。”韩愈是未以“诚心正意”为修养的根本出发点,所以,才会产生如此“失其常度”之举。
实际上,韩愈的辟佛之举还是很坚定的,部分佛僧有可取之处,但是韩愈因为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及观念,只好与他们分手,如《送恵师》诗末称:“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在与僧徒交往时,韩愈摆出的是儒学宣传家的姿态,其《送浮屠文畅师序》一文,即满腔热忱地期望文畅有所觉悟。
鉴于事实,上承朱熹的思维观点,我们姑且用郭绍林在《唐代士大夫与佛教》一文中的话对此事做一个了断,“唐代士大夫中信佛的那一部分人,是把佛教当作理论与哲学学习的,他们重视的是佛教中的义理部分。”那么韩愈就是将佛教当作理论与哲学学习的这一部分人之一,他称赞大颠、与僧人交往也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的儒家立场是无可置疑的。
注释:
①韩愈:《原道》。
②韩愈《与孟尚书书》云:“潮州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
③《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④《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⑤《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⑥《文集》卷八十二《跋李寿翁遗墨》。
⑦《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⑧《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⑨《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甲申)》。
⑩《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甲申)》。
《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
《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
《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
《文集》卷七十三《杂著•读余隐之尊孟辨•李公常语上(太伯)》。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朱熹与门人对话时曰:“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埽灭无余。以此言之,禅最为害之深者。”又曰“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夷狄之教入于中国,非特人为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文集》卷八十二 《跋李寿翁遗墨》。
《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称大颠语“又是韩公所未尝闻,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闻其语,而不觉遂悦之也。 然亦只此便见得韩公本体功夫有欠阙处。如其不然,岂其自无主宰,只被朝廷一贬、异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M].三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参考文献:
[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86.
[2](宋)朱熹撰.朱子文集[M].中华书局,1985.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8历史级历史文献学)
对待佛老异教,韩愈持深恶痛绝的态度,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其排斥佛教的行为也极其激烈,曾因上书《谏迎佛骨表》而被贬潮州。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结交了很多佛道教徒作为朋友,并做了大量的赠送诗文。其在潮州,曾与佛教大颠过从甚密,当时盛传他已皈依佛门。对于此事,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为自己辩解:“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以为难得,因与往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尽管如此,他这种排斥佛教的同时又与佛教徒交往的态度,古今都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议。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韩愈偏离儒学、倾向于佛教的表现,从而对其大加批评。如元初李冶《敬斋古今黈》卷七云:“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学为学,故著《原道》等篇,抵排异端。至以谏迎佛骨,虽获戾,一斥几万里而不毁,斯以足以为大醇矣。奈何恶其为人而日与之亲,又作为歌诗言语,以光大其徒,且示己所以相爱慕之深。有时心,则有是言;言既如是,则与平生所素蓄者,岂不大相反耶?……又有送文畅、高闲等序,招大颠三书,皆情分绸缪,叮咛反复,密于昆弟。又其《与孟简书》,则若与人讼于有司,别白是非,过自缘饰,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荀、扬已乎?”。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韩愈并非偏向佛教,只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于佛僧交往的。如清代藩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八云:“……夫退之之心,所憎者佛也,非僧也。佛,立教者也,故可憎。僧,或无生理而为之,或无知识而为之,可悯而不可憎也。观退之《送恵师》云:‘惠师浮屠者,乃是不羁人。’言其虽为浮屠,而人则不为被教所束,故用‘乃’字见意。……退之既许大颠识道理,殆亦简师之流耳,乌得转以为退之改操哉?其《与孟尚书书》,正论迭出,磊落光明,乃退之文章大节处。……”
现在看来,这究竟是“弃其教不废其人”的态度,还是韩愈虽主张辟佛,但实际上并未与佛教完全扯清关系(其思想上仍然受佛教影响),我们姑且两存其说。实际上,分析韩愈之所以于佛教态度问题上给后人留下可争议的空间,他与僧徒多诗文相赠,以及他称赞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②是一个关键点。朱熹也是针对这个焦点,从儒家士人的卫道立场出发,颇为复杂地对其做了评论。
朱熹从韩愈《送文畅序》一文中得到这样一个事实,“唐僧多从士大夫之有名者讨诗文以自华”。③韩愈也不例外,他与佛教徒交往的确是事实,但是他排佛也是毋庸质疑的,“韩文公亦多与僧交涉,又不曾见好僧,都破落户。然各家亦被韩文公说得也狼狈。”④仔细分析朱熹对待此事的评论,我们可以一窥朱熹的心态。
首先,态度方面朱熹确认韩愈有崇信大颠之意,“尧卿问曰:‘观其与孟简书,是当时已有议论,而与之分解,不审有崇信之意否?’曰:‘真个是有崇信之意。他是贬从那潮州去,无聊后,被他说转了。’”⑤并承认他的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的感染,“韩退之著书立言,抵排佛老不遗余力。然读其《谢潮州表》《答孟简书》及张籍侑奠之词,则其所以处于祸福死生之际,有愧于异学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于《易》以没其身,平居未尝深斥异教,而间独深为上言:‘天地变化、万物终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尽备于《易》,不当求之无父无君之言,以伤俗化。’其言虽约而功实倍于韩子。至其平生大节,则不惟进退险夷一无可憾,而超然于生死之际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谓欤?⑥但朱熹确信其并没有侫佛,落入佛家套路。“及唐中宗时有六祖禅学,专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见性。士大夫才有向里者,无不归他去。韩公当初若早有向里底工夫,亦早落在中去了。”⑦也即是说唐中宗时六祖禅学兴盛,士大夫无不被它吸引,但韩愈终究还是落在其外。
其次,虽然朱熹确认韩愈崇信大颠一事,但是他对此事持不可理解之态度。“如云‘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颠与他说个什么,得恁地倾心信向。”⑧韩愈会与大颠交往本是“失其常度”之举,在与李伯谏探讨韩愈真正排佛与否一事时,朱熹也是坚定地站在肯定的一面。李伯谏“来书云:‘韩退之排佛而敬大颠,则亦未能排真佛也。’”⑨朱熹回应“退之称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而已,其与《原道》所称‘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天下国家,则无所处而不当’者,果如何耶?”⑩则在朱熹的观念中,韩愈仅仅只是称赞大颠而已,这种称赞与其《原道》诸篇的言论相比较,足可以表明韩愈儒学的立场。甚至在朱熹内心深处,是不愿意相信韩愈与大颠有交往的,对于《大颠问答》,他初疑是伪作,直至后来才相信。“《大颠问答》,初疑只是其徒伪作,后细思之,想亦有些仿佛。”
再者,韩愈为什么崇信大颠、称赞大颠呢?朱熹做了以下分析界定。韩愈所听大颠之语,是其前所未闻,而大颠之语切中了韩愈的所病及不足之处,因此,韩愈才闻其语而乐。其称大颠语“又是韩公所未尝闻,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闻其语,而不觉遂悦之也。”因为韩愈平时所见僧人都是破落户,及见僧人中懂得较高深阔大道理者,自然为其所服,“他所引者,又却都是那破赖底僧,如灵师惠师之徒。及晚年见大颠于海上,说得来阔大胜妙,自然不得不服。”因为乍听初闻,所以实际上韩愈与大颠两人都没有真正知晓对方,皆未明对方之所以然,韩愈称赞大颠也只是从表面工夫上去,见其说得好,便心动。“韩公所说底,大颠未必晓得;大颠所说底,韩公亦见不破。但是它说得恁地好后,便被它说动了。”同时,韩愈并没有真正抓住大颠话语中的罅隙与漏洞,“人多说道被大颠说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不曾理会他病痛,彼他才说得高,便道是好了,所以有‘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之语。”所以很容易对大颠进行称赞。此后,由现象入本质,朱熹发现,韩愈事实上于本体工夫很欠缺,未格物致知,将行与道一分为二。“只从粗处去,不见得原头来处。如一港水,他只见得是水,却不见那原头来处是如何。把那道别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于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一句话,在朱熹的意识中,韩愈体道未精是产生上述状况的根源。“然亦只此便见得韩公本体功夫有欠阙处。如其不然,岂其自无主宰,只被朝廷一贬、异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他“只于治国平天下处用功而未尝就其身心上讲究持守耳”,只求外王之道,而忽略了内圣之道,只关注天下外界事物而忽略了自身修养方面的内省。毫无疑问,在朱熹看来,佛、道教即是邪说:“洪水之害害于人身,邪说之害害于人心。身之害为易见,尚可避者;心之害为难知,溺其说者形存而生亡矣。”因为身心持究工夫不够,所以容易跌入邪说一路。
不仅如此,在朱熹的思维中,韩愈有此举动也有其迫不得已之处,文人落寞之时弥补内心空虚之举是一个重要原因。“退之晚来觉没顿身己处,如招聚许多人博塞去声。为戏,所与交如灵师惠师之徒,皆饮酒无赖。及至海上见大颠壁立万仞,自是心服。‘其言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此是退之死款。” “平日只以做文吟诗,饮酒博戏为事。及贬潮州,寂寥,无人共吟诗,无人共饮酒,又无人共博戏,见一个僧说道理,便为之动。”即是因为被贬潮州之后,内心孤寂,所以很容易跌入佛教一路去,对其做出回应,但其心中未必真正理解佛教。朱熹一生也可谓仕途多坎坷,所以,以同样的经历相比附,朱熹能体察到士人仕途不顺、晚年落寞的心理,并将其作为韩愈与大颠交往的原因。
朱熹一生也致力于排佛,他认为佛教乃夷狄之教,废三纲五常,坏人伦,害道最深,因而对其多所抨击,为维护儒家的地位不遗余力。他骨子里还是以韩愈为儒学的忠实拥护者,且不认同韩愈有信佛之举,所以对韩愈与大颠交往的事实存在很多不肯定之处。
不管历史事实如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朱熹的心目中,韩愈是儒家道统的维护者,其行为仅限于与佛教徒交往,他虽然辟佛不纯,但其辟佛行为则是肯定的。“韩退之著书立言,抵排佛老不遗余力。”韩愈是未以“诚心正意”为修养的根本出发点,所以,才会产生如此“失其常度”之举。
实际上,韩愈的辟佛之举还是很坚定的,部分佛僧有可取之处,但是韩愈因为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及观念,只好与他们分手,如《送恵师》诗末称:“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在与僧徒交往时,韩愈摆出的是儒学宣传家的姿态,其《送浮屠文畅师序》一文,即满腔热忱地期望文畅有所觉悟。
鉴于事实,上承朱熹的思维观点,我们姑且用郭绍林在《唐代士大夫与佛教》一文中的话对此事做一个了断,“唐代士大夫中信佛的那一部分人,是把佛教当作理论与哲学学习的,他们重视的是佛教中的义理部分。”那么韩愈就是将佛教当作理论与哲学学习的这一部分人之一,他称赞大颠、与僧人交往也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的儒家立场是无可置疑的。
注释:
①韩愈:《原道》。
②韩愈《与孟尚书书》云:“潮州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
③《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④《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⑤《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⑥《文集》卷八十二《跋李寿翁遗墨》。
⑦《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⑧《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⑨《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甲申)》。
⑩《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甲申)》。
《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
《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
《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
《文集》卷七十三《杂著•读余隐之尊孟辨•李公常语上(太伯)》。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朱熹与门人对话时曰:“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伦已坏。至禅,则又从头将许多义理埽灭无余。以此言之,禅最为害之深者。”又曰“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夷狄之教入于中国,非特人为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文集》卷八十二 《跋李寿翁遗墨》。
《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称大颠语“又是韩公所未尝闻,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闻其语,而不觉遂悦之也。 然亦只此便见得韩公本体功夫有欠阙处。如其不然,岂其自无主宰,只被朝廷一贬、异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M].三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参考文献:
[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中华书局,1986.
[2](宋)朱熹撰.朱子文集[M].中华书局,1985.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8历史级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