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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礼部侍郎取代考功员外郎而掌贡举。对于科举史上这一重大改革的原因，史书及当今学界多以知贡举官的品阶论之。但是，通过对礼官接任知贡举的政治文化背景的考察和第一任礼官姚奕上任之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分析，可以发现礼官接任知贡举的深层原因以及知贡举权转任所代表的初盛唐之际取士导向的变化，即由以文辞取士转向重儒学经史、致用务实。
关键词：唐代 礼官 科举 取士导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唐代礼官的职责在玄宗朝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即知贡举权由原来的吏部考功员外郎转移至礼部侍郎。关于此次变革的原因，古文献及当今学者多就知贡举官的品阶而论，认为“省郎位经，不足以临多士”，“考功郎所职，位轻务重”等等，大意皆言吏部考功员外郎一职品阶较低，“权轻”“位卑”，不能服众。事实上，考功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而礼部侍郎正四品下，知贡举官的官阶品秩确有提升。但是，倘若原因仅是如此，那么，尚书省下设六部，知贡举权于其它五部中为何独选中礼部呢？相形之下，礼官本身素养及其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是否有所不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礼官选士对当时的文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礼官接任知贡举的政治文化背景的考察和对第一任礼官姚奕上任之后贡举改革措施及其选士观的分析，探讨了开元二十四年礼官接任知贡举的深层原因并以此观察盛唐之际取士导向的变化，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 礼官接任知贡举的政治文化背景
礼官接任知贡举是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件大事，史书多记之。其中对这次知贡举权改革的起因，《唐摭言》卷一《进士归礼部》的记载最详尽全面：
“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
结果导致考功员外郎李昂与进士李权冲突，李权抓住封建官员惧怕十恶不赦的“大不敬”的致命弱点加以攻击，使这位考功员外郎由“怒而嘻笑”直至“惶骇蹶起，不知所酬……由是庭议以省郎位经，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这段文字说明，当时贡举试“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故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考功员外郎李昂想要革除弊端。但是，由于积弊难返，李昂的改革非但没有奏效，反而身受考生李权诬辱，继而失去改革意志，接受请托。于是，“帝以员外郎望轻”，将知贡举权从吏部职能中分离出来，改属礼部。开元二十五年，礼部侍郎姚奕即成为第一任知贡举礼官。对于移职礼部的原因，史书多以知贡举官的品阶论之。《唐国史补》云：“李昂为士子所轻诋，天子以郎署权轻，移职礼部。”指出原因在于考功员外郎“权轻”。《大唐新语》与《唐摭言》所记最详，亦都将此事归结为：“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事，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仍然只是从官阶品级的表层原因上予以解释，对于朝廷选择礼官知贡举的文化背景的深层原因并没有做出回答。事实上，礼官接任知贡举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取士的状况，以及礼官本身的素质职掌都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从取士风气及状况来看，争取科举功名并希望由此而显达是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中下层文士追求的目标。其时“政教渐衰，薄于儒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这样各种各样的人拥挤于科举小道，加剧了竞争，以致科场请托之风盛行，“饰名求称”、“谈毁失实”也随之加剧。之后，中宗、睿宗时期，此风愈盛，考功举人请托大行，所以取士颇滥，每年数百人之多。如神龙元年（705年）仅进士便取73人，景龙四年（711年）进士也有52人，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又取进士77人，这还不算人数大大超过进士的明经及第者。开元二年（714年）王丘主贡举，对于几十年来的恶劣风气予以重重打击。他“一切核其实材”，当年“登科者仅满百人”，其中进士仅录取17人。“议者以为自则天以后几数十年，无如丘者”。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王丘的门生席豫“典举得士，为时所称”。王丘另一门生孙逖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选贡士二年，多得俊才”，史称“精核进士，虽权要不能逼。”同为王丘门生的李昂在紧接着席豫、孙逖之后担任知贡举。他决心继承座主王丘的传统，以同年席豫、孙逖为榜样，对“饰名求称”、“谈毁失实”之风决心予以彻底革除。但是结果却遭到以李权为代表的举子的激烈反对。此事件的发生就像一把导火索终于将自太宗以来就已潜在，到开元之时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科举内部矛盾不仅激化了而且使之公开化了，朝廷被迫公开出面干预，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科举制度改革。就知贡举的选择，从整顿社会风气、严肃贡举制度等多方面而言，朝廷以礼官为接任知贡举的最佳人选。
与考功员外郎相比较，礼部侍郎首先不仅“位高”，而且更重要的是“望重”，朝廷意在“选任素重之望以镇之”。因为，唐代礼官的选任标准严格，要求“儒流贯穿，词韵清丽”，多为德行文才兼备者任之，高品级礼官如礼部尚书、礼部侍郎一般更是由朝中耆德大儒担任。如太宗朝担任礼官的房玄龄、温大雅、陈叔达、王、令狐德等皆为当时的儒宗文师、词学之英。礼官的道德素养与其行政职责的特殊性直接相关。礼部“掌天下礼仪、祠祭、燕飨、贡举之政令”，作为主五礼之官，礼官参议朝政，掌礼典乐，自身首先当礼绝群僚，为表率楷模。并且，礼部还一直负责唐代国家教育的管理与改革，礼官之论思献纳，又是广大文士之所观望而视效者也，更须以自己的道德品质领袖士流，引导士风。因此，高尚的道德是礼官儒者的立身之本，选择礼部侍郎接任知贡举，正是因为其“望重寄深，文昌政本”，在朝廷中独具的道德影响力。其次，就掌选贤能一职而言，选贤者必须具备鉴别人才的器识能力。而担任礼官者一般不仅是由于他们杰出的文学才华，常常更在于他们具有丰富的经史知识和较高的政治见识，所谓“道合时中，识通政本”。再从当时接任知贡举的具体人选来看，接任知贡举的礼官姚奕是前宰相姚崇之子。姚崇初以文华著名，但却不以此见重。他之所以为武则天所赏识超擢，是因为吏道敏捷。他同样希望其子姚奕精通吏务，“欲使不越官次而习知吏道”。受如此家风培养成长起来的姚奕，自然知时务、识大体，其所重者亦在筹略、在德义，而不仅在文学。
综上所述，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取士状况，考功员外郎李昂的坚决做法缺乏经学资源的文化精神支持，只能激化矛盾；而转交举贤之任与德行纯粹、器识宏深的礼官，才能有望通过兴儒学重实才从根本上对不良士风予以整顿革除。所有这些，我们从礼部侍郎姚奕上台后所作出的改革措施即可察其一端。
二 礼官的贡举改革措施及其选士观
礼官接任贡举权在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决议后不久，礼部侍郎姚奕走马上任，随后便着手贡举的改革，上奏请求对科举考试实行改革。《唐会要》卷七十六载：“礼部侍郎姚奕走请进士帖《左氏传》、《周礼》、《仪礼》，通五与及第。”次年即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朝廷采纳了姚奕的建议，对贡举考试的内容及录取标准进行了改革。姚奕对贡举试的改革，其侧重点大致有两个方面：
其一，重儒学经史，在贡举试中具体表现为通过帖经加强了对经典的考察。对于明经，仍然实行帖经的考试方法。与明经科重视经典、保留帖经相一致，改革后进士科的要求也明显强化了儒家经典。进士“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其目的自然在于强化经学教化意义，注重心性陶养，并希望借此以影响整个社会风尚。
其二，文学务实的取向。这是针对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端而设的。科举制度对士人思维影响的最大弊端是，只重记诵不知领会精神要义、不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不重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为了改变明经科举子们的死记硬背、缺乏学识和政治才能的不足，改革措施加强了对时务的考察和认识，不再试经策十条，而代以“令答时务策三道”。不仅明经科改革了以往考试轻实用的状况，而且进士录取标准也从“文须洞识文律”改为“文取华实兼举”。在文律词采的基础上，突出了文章内容质实的要求，而此处的“实”，不仅指内容言之有物，也包涵了联系现实于政治有所补益的深层内容，从而将内容与辞华并重，以达到改变士风、文风之目的。
姚奕这位“颇振纲纪”的礼部侍郎上马接任科举后，即给以文见长、自命不凡的进士科举子来一个下马威。当然，礼侍姚奕“振纲纪”所依凭的还是与前相比不同的选士观，即贡举试反华崇朴，在注重儒经修习的同时加入了现实的意义，体现了儒家“明经致用”的思想。
三 礼官知贡举对当时文学家的影响
姚奕对贡举试所作的一系列改革，目的就是选拔学识水平与政治才干相结合的贤能。这种理想化取士标准的提出必对期以贡举试晋身的文学家的仕途命运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呈阶段性的。
礼官知贡举之前，文学才华是取士的主要标准。这种风气可以上溯至高宗武后时期。随着文学之士进入政治机构，官僚系统的知识结构改变了，提高了统治集团整体的文化素质。但是，如此选士也带出了问题。以文章取士，应进士举者“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对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不进行学习，历史知识贫乏，对时事也没有真切的了解，对政事更是缺少经验。沿着文学之路上升的高级官吏普遍也较缺乏经史知识和实际政治才能，自然更无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去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正如李华在《杨骑曹集序》中所说：“海内和平，君子得从容于学，于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倚道者寡矣。”礼官重儒学经史、致用务实的改革措施，正是在否定前一阶段偏重文词取士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面对开元前期大多数应举者志大空疏的现象，礼官知贡举后的几年间着意为之，大大减少了文辞显著而乏政务能力的文学家进入仕途的比例。牛希济《贡士论》云：“以郎官权轻，移之於礼部。……初以词赋，谓之杂文；复对所通经义；终以时务为策。目虽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艺矣。”对于礼官接任后的选士情况，吴宗国先生《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谈到：“此后四、五年间，文学之士登科者大为减少，登科者之中，以诗文知名而可考者几乎没有一人。”据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的相关考证，礼官始知贡举后的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末之间贡举及第者即使是进士科出身也多不是特以文学见称于史的：邵轸重儒学；柳芳是杰出的史学家；李揆其所重亦在经史；吕是以吏能见称。以上数位，从历史记载来看，不是重于吏能就是长于经史。但是，历史的发展并非是直线前进的，天宝元年，礼官取士的标准再次发生改变。知贡举韦陟开纳省卷之先，诗赋再次受到重视，这无疑是对开元二十五年姚奕改变以文取士标准的又一次否定。
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尽管开元二十五年礼官贡举改革的举措期许良远，但是理想期许与现实政治仍有一定距离。并且，策略往往只能救一时之偏，而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开元、天宝时期取士标准曲折回环的变化，表明了礼官在探索举人标准上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取士制度改革与政治、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非一通敕令所能一蹴而就的。实际上，这段时期取士标准还处在于诗赋、经学及政能这几个主要因素之间动荡游离的阶段。并且文人的素质转变也不像制度层面的改革如此简单，因为它不仅与政治制度相关，更与文人成长的具体社会环境密切联系。开元、天宝时期礼官贡举改革的意义在于它为唐代科举改革提供了具体丰富的历史实践经验，但真正将文章才学与政治才干结合起来——礼官的这种理想的选士标准，到安史之乱后社会政治积极求治图强的切实需求下，才能形成共识并被鲜明地提出来。
注：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唐代礼官制度与文学研究；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度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11JK0243。
参考文献：
[1] 刘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董诰等：《全唐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
[4]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于俊利，女，1978—，陕西宝鸡人，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唐代文学、文化，工作单位：西安体育学院。
关键词：唐代 礼官 科举 取士导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唐代礼官的职责在玄宗朝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即知贡举权由原来的吏部考功员外郎转移至礼部侍郎。关于此次变革的原因，古文献及当今学者多就知贡举官的品阶而论，认为“省郎位经，不足以临多士”，“考功郎所职，位轻务重”等等，大意皆言吏部考功员外郎一职品阶较低，“权轻”“位卑”，不能服众。事实上，考功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而礼部侍郎正四品下，知贡举官的官阶品秩确有提升。但是，倘若原因仅是如此，那么，尚书省下设六部，知贡举权于其它五部中为何独选中礼部呢？相形之下，礼官本身素养及其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是否有所不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礼官选士对当时的文人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礼官接任知贡举的政治文化背景的考察和对第一任礼官姚奕上任之后贡举改革措施及其选士观的分析，探讨了开元二十四年礼官接任知贡举的深层原因并以此观察盛唐之际取士导向的变化，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一 礼官接任知贡举的政治文化背景
礼官接任知贡举是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件大事，史书多记之。其中对这次知贡举权改革的起因，《唐摭言》卷一《进士归礼部》的记载最详尽全面：
“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
结果导致考功员外郎李昂与进士李权冲突，李权抓住封建官员惧怕十恶不赦的“大不敬”的致命弱点加以攻击，使这位考功员外郎由“怒而嘻笑”直至“惶骇蹶起，不知所酬……由是庭议以省郎位经，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这段文字说明，当时贡举试“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故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考功员外郎李昂想要革除弊端。但是，由于积弊难返，李昂的改革非但没有奏效，反而身受考生李权诬辱，继而失去改革意志，接受请托。于是，“帝以员外郎望轻”，将知贡举权从吏部职能中分离出来，改属礼部。开元二十五年，礼部侍郎姚奕即成为第一任知贡举礼官。对于移职礼部的原因，史书多以知贡举官的品阶论之。《唐国史补》云：“李昂为士子所轻诋，天子以郎署权轻，移职礼部。”指出原因在于考功员外郎“权轻”。《大唐新语》与《唐摭言》所记最详，亦都将此事归结为：“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事，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仍然只是从官阶品级的表层原因上予以解释，对于朝廷选择礼官知贡举的文化背景的深层原因并没有做出回答。事实上，礼官接任知贡举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取士的状况，以及礼官本身的素质职掌都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从取士风气及状况来看，争取科举功名并希望由此而显达是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中下层文士追求的目标。其时“政教渐衰，薄于儒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这样各种各样的人拥挤于科举小道，加剧了竞争，以致科场请托之风盛行，“饰名求称”、“谈毁失实”也随之加剧。之后，中宗、睿宗时期，此风愈盛，考功举人请托大行，所以取士颇滥，每年数百人之多。如神龙元年（705年）仅进士便取73人，景龙四年（711年）进士也有52人，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又取进士77人，这还不算人数大大超过进士的明经及第者。开元二年（714年）王丘主贡举，对于几十年来的恶劣风气予以重重打击。他“一切核其实材”，当年“登科者仅满百人”，其中进士仅录取17人。“议者以为自则天以后几数十年，无如丘者”。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王丘的门生席豫“典举得士，为时所称”。王丘另一门生孙逖开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选贡士二年，多得俊才”，史称“精核进士，虽权要不能逼。”同为王丘门生的李昂在紧接着席豫、孙逖之后担任知贡举。他决心继承座主王丘的传统，以同年席豫、孙逖为榜样，对“饰名求称”、“谈毁失实”之风决心予以彻底革除。但是结果却遭到以李权为代表的举子的激烈反对。此事件的发生就像一把导火索终于将自太宗以来就已潜在，到开元之时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科举内部矛盾不仅激化了而且使之公开化了，朝廷被迫公开出面干预，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科举制度改革。就知贡举的选择，从整顿社会风气、严肃贡举制度等多方面而言，朝廷以礼官为接任知贡举的最佳人选。
与考功员外郎相比较，礼部侍郎首先不仅“位高”，而且更重要的是“望重”，朝廷意在“选任素重之望以镇之”。因为，唐代礼官的选任标准严格，要求“儒流贯穿，词韵清丽”，多为德行文才兼备者任之，高品级礼官如礼部尚书、礼部侍郎一般更是由朝中耆德大儒担任。如太宗朝担任礼官的房玄龄、温大雅、陈叔达、王、令狐德等皆为当时的儒宗文师、词学之英。礼官的道德素养与其行政职责的特殊性直接相关。礼部“掌天下礼仪、祠祭、燕飨、贡举之政令”，作为主五礼之官，礼官参议朝政，掌礼典乐，自身首先当礼绝群僚，为表率楷模。并且，礼部还一直负责唐代国家教育的管理与改革，礼官之论思献纳，又是广大文士之所观望而视效者也，更须以自己的道德品质领袖士流，引导士风。因此，高尚的道德是礼官儒者的立身之本，选择礼部侍郎接任知贡举，正是因为其“望重寄深，文昌政本”，在朝廷中独具的道德影响力。其次，就掌选贤能一职而言，选贤者必须具备鉴别人才的器识能力。而担任礼官者一般不仅是由于他们杰出的文学才华，常常更在于他们具有丰富的经史知识和较高的政治见识，所谓“道合时中，识通政本”。再从当时接任知贡举的具体人选来看，接任知贡举的礼官姚奕是前宰相姚崇之子。姚崇初以文华著名，但却不以此见重。他之所以为武则天所赏识超擢，是因为吏道敏捷。他同样希望其子姚奕精通吏务，“欲使不越官次而习知吏道”。受如此家风培养成长起来的姚奕，自然知时务、识大体，其所重者亦在筹略、在德义，而不仅在文学。
综上所述，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取士状况，考功员外郎李昂的坚决做法缺乏经学资源的文化精神支持，只能激化矛盾；而转交举贤之任与德行纯粹、器识宏深的礼官，才能有望通过兴儒学重实才从根本上对不良士风予以整顿革除。所有这些，我们从礼部侍郎姚奕上台后所作出的改革措施即可察其一端。
二 礼官的贡举改革措施及其选士观
礼官接任贡举权在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决议后不久，礼部侍郎姚奕走马上任，随后便着手贡举的改革，上奏请求对科举考试实行改革。《唐会要》卷七十六载：“礼部侍郎姚奕走请进士帖《左氏传》、《周礼》、《仪礼》，通五与及第。”次年即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朝廷采纳了姚奕的建议，对贡举考试的内容及录取标准进行了改革。姚奕对贡举试的改革，其侧重点大致有两个方面：
其一，重儒学经史，在贡举试中具体表现为通过帖经加强了对经典的考察。对于明经，仍然实行帖经的考试方法。与明经科重视经典、保留帖经相一致，改革后进士科的要求也明显强化了儒家经典。进士“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其目的自然在于强化经学教化意义，注重心性陶养，并希望借此以影响整个社会风尚。
其二，文学务实的取向。这是针对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端而设的。科举制度对士人思维影响的最大弊端是，只重记诵不知领会精神要义、不注重实际能力的培养、不重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为了改变明经科举子们的死记硬背、缺乏学识和政治才能的不足，改革措施加强了对时务的考察和认识，不再试经策十条，而代以“令答时务策三道”。不仅明经科改革了以往考试轻实用的状况，而且进士录取标准也从“文须洞识文律”改为“文取华实兼举”。在文律词采的基础上，突出了文章内容质实的要求，而此处的“实”，不仅指内容言之有物，也包涵了联系现实于政治有所补益的深层内容，从而将内容与辞华并重，以达到改变士风、文风之目的。
姚奕这位“颇振纲纪”的礼部侍郎上马接任科举后，即给以文见长、自命不凡的进士科举子来一个下马威。当然，礼侍姚奕“振纲纪”所依凭的还是与前相比不同的选士观，即贡举试反华崇朴，在注重儒经修习的同时加入了现实的意义，体现了儒家“明经致用”的思想。
三 礼官知贡举对当时文学家的影响
姚奕对贡举试所作的一系列改革，目的就是选拔学识水平与政治才干相结合的贤能。这种理想化取士标准的提出必对期以贡举试晋身的文学家的仕途命运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呈阶段性的。
礼官知贡举之前，文学才华是取士的主要标准。这种风气可以上溯至高宗武后时期。随着文学之士进入政治机构，官僚系统的知识结构改变了，提高了统治集团整体的文化素质。但是，如此选士也带出了问题。以文章取士，应进士举者“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对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不进行学习，历史知识贫乏，对时事也没有真切的了解，对政事更是缺少经验。沿着文学之路上升的高级官吏普遍也较缺乏经史知识和实际政治才能，自然更无能力根据实际情况去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正如李华在《杨骑曹集序》中所说：“海内和平，君子得从容于学，于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倚道者寡矣。”礼官重儒学经史、致用务实的改革措施，正是在否定前一阶段偏重文词取士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面对开元前期大多数应举者志大空疏的现象，礼官知贡举后的几年间着意为之，大大减少了文辞显著而乏政务能力的文学家进入仕途的比例。牛希济《贡士论》云：“以郎官权轻，移之於礼部。……初以词赋，谓之杂文；复对所通经义；终以时务为策。目虽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艺矣。”对于礼官接任后的选士情况，吴宗国先生《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谈到：“此后四、五年间，文学之士登科者大为减少，登科者之中，以诗文知名而可考者几乎没有一人。”据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的相关考证，礼官始知贡举后的开元二十五年至开元末之间贡举及第者即使是进士科出身也多不是特以文学见称于史的：邵轸重儒学；柳芳是杰出的史学家；李揆其所重亦在经史；吕是以吏能见称。以上数位，从历史记载来看，不是重于吏能就是长于经史。但是，历史的发展并非是直线前进的，天宝元年，礼官取士的标准再次发生改变。知贡举韦陟开纳省卷之先，诗赋再次受到重视，这无疑是对开元二十五年姚奕改变以文取士标准的又一次否定。
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尽管开元二十五年礼官贡举改革的举措期许良远，但是理想期许与现实政治仍有一定距离。并且，策略往往只能救一时之偏，而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开元、天宝时期取士标准曲折回环的变化，表明了礼官在探索举人标准上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取士制度改革与政治、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非一通敕令所能一蹴而就的。实际上，这段时期取士标准还处在于诗赋、经学及政能这几个主要因素之间动荡游离的阶段。并且文人的素质转变也不像制度层面的改革如此简单，因为它不仅与政治制度相关，更与文人成长的具体社会环境密切联系。开元、天宝时期礼官贡举改革的意义在于它为唐代科举改革提供了具体丰富的历史实践经验，但真正将文章才学与政治才干结合起来——礼官的这种理想的选士标准，到安史之乱后社会政治积极求治图强的切实需求下，才能形成共识并被鲜明地提出来。
注：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唐代礼官制度与文学研究；陕西省教育厅2011年度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11JK0243。
参考文献：
[1] 刘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董诰等：《全唐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 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9年版。
[4]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于俊利，女，1978—，陕西宝鸡人，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唐代文学、文化，工作单位：西安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