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妻子于若木共育有5名子女，《环球人物》记者与他们的二女儿陈伟华有过多次交流。她今年68岁，仍满头黑发，步伐矫健。今年各种关于陈云的纪念活动中，总能看到她的身影。在她的点滴回忆之中，陈云的另一面呈现出来——作为父亲，他是如何严于治家的。
　　婚礼只花一块钱
　　1938年初，父亲和母亲于若木结婚了。婚礼在中央组织部的一间平房里举行，而婚礼的所有花费只有一块钱。父亲用这一块钱买了花生、瓜子和糖果。事后，消息传开，有些同志见到他，就说你得请客啊，父亲当时手上虽然有点钱，但是他不愿意摆场面，所以就没有请。
　　后来父亲一直是粗茶淡饭，中午两菜一汤，菜谱每周一轮，都是一些家常菜，晚饭常年是青菜豆腐，甚至过春节时也是如此。他每餐必吃光喝净，不剩一粒米一口汤。有一次他去外地，接待的宾馆不知道他的规矩，第一顿饭为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就不高兴，无论如何不肯入座。人家没办法，只好重新做了两菜一汤。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已经是党中央的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不能把他在待遇上、宣传上和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并列。苏联政府赠送汽车，给五大书记一人一辆，父亲坚持把自己的那辆退回。实行工资制，五大书记都被定为一级，他主动把自己改成二级。
　　上世纪50年代末，他参加郑州会议后，当地负责接待的人员给他那节车厢上装了几只鸡。等火车到下一站停下来加煤加水，他就让人把这几只鸡拿下去，让省里领导收回。为了这件事，他整整发了一个星期的脾气，觉得这是腐败作风。
　　无论大事小情，父亲都不自恃。父亲读小学时，学校对面有两家书场。做完功课，忙完小酒馆的活儿，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去那里听评弹。这个爱好陪伴了他一辈子。有一年，上海评弹团在进京演出前，通过父亲秘书请示他可不可以到我们家里演出一次。他说：“见见他们可以，但不必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指设专场）上，还是要严肃一些。”
　　父亲八十大寿时，有人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和他在一起吃顿便饭，庆祝一下。他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于是母亲和我们同他协商，决定全家人照张合影，就用这种方式为他过了80岁的生日。
　　“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
　　父亲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他也是这样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
　　解放初期，父亲担任中财委主任，母亲也在中财委机关工作。两个人虽然都在同一个单位，但母亲总是自己骑车上班，从没有搭过父亲的专车。后来，母亲调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地点在香山。平时住单位，周六晚上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车才能到家。有记者就这件事采访过她，她说：“我们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的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1959年，父亲去杭州、苏州休息。母亲陪了他一年多。他就跟母亲说，你陪我休息期间不能拿工资。所以母亲就没有领工资。不过母亲的单位还是帮她把工资存了起来。她回到单位后，领到了2200多元工资。但母亲按照父亲的要求，把这笔钱全部退给了单位。
　　到了1962年或1963年的时候，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在市场上销售一些高级点心、高级糖和其他高价商品。那年夏天母亲买了一床毛巾被，就是高价商品，买完后还挺高兴。结果第二天，就看到报纸上说，因为我国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可以取消高价商品了，从那天起，所有商品都变为平价。母亲就有点抱怨父亲，事先怎么不透露一声。父亲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上海刚解放时，父亲就给家乡一位老战友的孩子写信，叮嘱他“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为。”“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们通信，就写了这一大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有责任告诫你们。”
　　父亲的一名警卫员，跟了他很多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才离开。离开前，父亲叮嘱他说，无论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记住这一条，你就不会犯错误。
　　还有一次，一个老干部的孩子出了问题，卷入一些案件，那个老干部就转着弯找到父亲，想说情。父亲说，老干部的功劳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错的事情要自己负责。他没为这个事讲任何一句话。

　　子女都不是“特殊人物”
　　对于自己的子女，父亲更是严格要求，决不让我们5个兄弟姐妹因为他“沾光”。
　　大姐伟力上小学前，父亲很严肃地把她叫到办公室，把她当成大人一样跟她谈话。他说，你马上就要上学了，学校跟家里不一样，那是个集体，有很多同学，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
　　大哥陈元的婚礼则像是父亲婚礼的翻版。那是1972年春节，当时父亲正在江西“蹲点”，大哥带着新娘去探望父亲并举行婚礼。父亲就从住所腾出一间房做新房，还借了几床军用被子、褥子，新房唯一的装饰就是墙上贴的红双喜字。结婚那天，由于事前没有声张，大家一点都不知道。参加婚礼的客人只有6位，其中多数还是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是婚礼，其实就是一次简单的聚会。父亲说：“今天，我儿子结婚，他们新事新办，没有酒席，我只是买点烟，水果糖，大家一起玩玩。大家不会有意见吧？来，一起吃糖、抽烟、喝茶。” 　　妹妹伟兰1968年被分配到西藏，当时她只有18岁。有人给她出主意，说你可以让你父亲跟领导同志讲一讲，留在成都，别去西藏了。她回家就跟父亲说了。父亲说，我不能给你讲这个情，别人能去，你也应该能去。等到她离开时，父亲站在门口，让家里人都去送她。父亲心里非常难过，但还是对伟兰说，再大的困难你也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
　　对于小弟陈方，父亲也是谆谆教诲。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父亲正在洗手准备吃饭，看到小弟下班回来，就把他叫进办公室，对他说，现在社会上经济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参与了，影响很不好。这方面你得注意，绝对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自己管好自己。记住了没有？小弟说记住了，父亲才让他回去。

　　我1966年从北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文革”中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怀柔当小学教师，我们分配的地方有靠近县城的，也有在半山区、深山区的。我跟父亲说了，他就说你要准备到最艰苦的地区去。后来，我被分配到了长城脚下的一个公社。
　　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非常想家。有一次工作日，我也没有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看到我，并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在知道我没有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我安心教好书，育好人。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学校。后来，我又被调到公社的中学任教。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80年代中期，父亲从报纸上了解到师范学校招生难，就让秘书朱佳木同志转告有关领导，应该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在那次谈话中，他还提到了我，说我过去当教师，后来上了师范大学，但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对此他是不赞成的，今后应当“归队”。朱佳木同志向我转达了父亲的意思，而我也正有此意，父亲的话让我下定决心。不久，我就回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直到退休。
　　父亲曾说：“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回顾父亲的一生，他可以说是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