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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伦特来说，政治写作绝非学院体制里的知识生产，它是作者与自我的心灵对话，更是与“遗忘的艺术”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斗争。二战之后，面对1933年到1945年的纳粹德国留下的累累血痕与人性惨剧，战后的德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采取鸵鸟式的回避态度。《极权主义的起源》正是阿伦特苦心孤诣地直面和省思这段历史经验的“成果”。
作为一位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裔思想家，阿伦特对于纳粹德国以及与之相似的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暴政，有着一份特殊的创深痛巨的体验。可以说，《极权主义的起源》整本书都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即是：作为一种前所未有而惨绝人寰的极权主义运动是如何在历史里出现并展开的?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是建立在对于人性中的恐惧与自私等幽暗面的操弄之上。
极权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架构，这种政治架构消弭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线，将政治的元素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导致人人在弥漫而亢奋的集体情绪里癫狂，而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恐怖政治又是反政治和空洞无物的，是一种建立在种族血统论和。阶级出身论基础上的“心灵宰制术”。依照阿伦特的解释，政治本来应该是具有公民美德与自主人格的个体在公共空间里的政治实践，而极权主义政治恰恰是反对这一切的。
极权主义既漠视公民的自主性，也摧毁公共空间。就前者而言，通过政治暴力、社会区隔与意识形态等方式，极权主义展现的是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丛林战争状态。就后者而言，在政治恐怖之下，人基于血缘、地缘、友谊、学缘等所建立的私人生活空间完全被粉碎，政治原则成为指导一切的根本，它以崇高的名义唤醒并鼓励人性深处最邪恶的冲动，并将这种冲动组织化成对他人的公开羞辱与暴行。
正是在压制与毁灭公民的内在自我，以及对日常空间的全面占领之基础上，现代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产生了，这就是阿伦特反复寻思的“群众”。依照她的解释，产生于社会阶级崩溃之后的群众，失去了社群的归属感，与生活世界日益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之世界，漂泊无根，正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唯有攀住这股力量，这些漂浮于厄运浪潮前泅水者，才能感觉安全稳当。纳粹党员与布尔什维克党利用和操纵群众的这种“漂泊无依”和“多余无用”的群体心理，建构出二套包罗万象全知全能的意识形态来迎合群众“反抗平庸”的内在渴望。
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用这套意识形态来教导人民的思想，使人民的思想脱离了经验与实相；它往往试图在每一种公众的、可目睹的事件里插入“秘密的意义”，也常常怀疑每一种公众的政治行为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意图”。这套意识形态与政治暴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摧毁了个人所有的自由，也蔑视着任何的人格独立，最后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寂寞”。在阿轮特看来，寂寞与孤独并非一回事，后者意味着人与自我的相处，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前提，而寂寞却是在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暴致之下的人的精神状态，其核心即是人心中生成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这也是人最绝望的体验)。
“寂寞”成为极权主义政府及其意识形态或逻辑思辩的本质，成为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每一个人日常的心理经验。这种“寂寞”感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极权主义的统治抹煞了人与人之间彼此对话的空间，迫使人彼此敌视、斗争，甚至也摧毁了人在“隔绝、孤立”时所具有的创造潜能；而这种“寂寞”之所以让人难以承受，就在于它使人丧失了自我。而人一旦丧失自我，他就不再信赖自己，也就是说：丧失他思想的同伴，丧失了在这个世界上体认一切事物所必需的、根本的自信心，置身于如是的处境当中，自我跟世界，思想与体认的能力一起丧失殆尽。
由此可见，阿伦特在对于极权主义现象的反思中，最为着力处即在于一个有内在自我和自主人格的自由公民如何能从极权主义暴政的废墟上生长出来，而这关切到人之所以为人应该禀赋的尊严与博大。在阿伦特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前提是对于极权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犬儒主义)必需严肃地对待与关切，而进行深度的历史反思与人性反省，只有在实现这个前提之后，我们才能谈人性的重建与道德的复苏，才能讨论公民在公共空间里的政治实践如何可能的问题。
对此，阿伦特无疑既忧心忡忡，又有着审慎的期待，忧虑是因为“现今这个时代，由于世界各地的人口与无家可归之‘难民’的人数日益增加，如果我们还以功利主义的概念来思考置身的世界，他们就成为多余无用的东西。各处各地所发生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事件，显然，跟极权主义把人制造成‘多余无用之物’的措施，两者之间，有默契的阴谋串通在。”而期待是因为阿伦特相信“历史的每一终结之处必然包含着一崭新的开端；这个开端即是一项承诺，也是每一个终点唯一能产生的‘信息’。在一个新的开端成为历史事件之前，创造这个新开端乃是人最优越、高超的能力，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说是人的自由。”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反思极权主义的第一本著作。有趣的是，刚刚出版的这本经典的中文版版权页上居然还印着4个久违的小字：“内部发行”。
作为一位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裔思想家，阿伦特对于纳粹德国以及与之相似的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暴政，有着一份特殊的创深痛巨的体验。可以说，《极权主义的起源》整本书都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即是：作为一种前所未有而惨绝人寰的极权主义运动是如何在历史里出现并展开的?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是建立在对于人性中的恐惧与自私等幽暗面的操弄之上。
极权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架构，这种政治架构消弭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线，将政治的元素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导致人人在弥漫而亢奋的集体情绪里癫狂，而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恐怖政治又是反政治和空洞无物的，是一种建立在种族血统论和。阶级出身论基础上的“心灵宰制术”。依照阿伦特的解释，政治本来应该是具有公民美德与自主人格的个体在公共空间里的政治实践，而极权主义政治恰恰是反对这一切的。
极权主义既漠视公民的自主性，也摧毁公共空间。就前者而言，通过政治暴力、社会区隔与意识形态等方式，极权主义展现的是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丛林战争状态。就后者而言，在政治恐怖之下，人基于血缘、地缘、友谊、学缘等所建立的私人生活空间完全被粉碎，政治原则成为指导一切的根本，它以崇高的名义唤醒并鼓励人性深处最邪恶的冲动，并将这种冲动组织化成对他人的公开羞辱与暴行。
正是在压制与毁灭公民的内在自我，以及对日常空间的全面占领之基础上，现代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产生了，这就是阿伦特反复寻思的“群众”。依照她的解释，产生于社会阶级崩溃之后的群众，失去了社群的归属感，与生活世界日益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之世界，漂泊无根，正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唯有攀住这股力量，这些漂浮于厄运浪潮前泅水者，才能感觉安全稳当。纳粹党员与布尔什维克党利用和操纵群众的这种“漂泊无依”和“多余无用”的群体心理，建构出二套包罗万象全知全能的意识形态来迎合群众“反抗平庸”的内在渴望。
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用这套意识形态来教导人民的思想，使人民的思想脱离了经验与实相；它往往试图在每一种公众的、可目睹的事件里插入“秘密的意义”，也常常怀疑每一种公众的政治行为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不为人知的意图”。这套意识形态与政治暴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摧毁了个人所有的自由，也蔑视着任何的人格独立，最后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寂寞”。在阿轮特看来，寂寞与孤独并非一回事，后者意味着人与自我的相处，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前提，而寂寞却是在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暴致之下的人的精神状态，其核心即是人心中生成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这也是人最绝望的体验)。
“寂寞”成为极权主义政府及其意识形态或逻辑思辩的本质，成为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每一个人日常的心理经验。这种“寂寞”感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极权主义的统治抹煞了人与人之间彼此对话的空间，迫使人彼此敌视、斗争，甚至也摧毁了人在“隔绝、孤立”时所具有的创造潜能；而这种“寂寞”之所以让人难以承受，就在于它使人丧失了自我。而人一旦丧失自我，他就不再信赖自己，也就是说：丧失他思想的同伴，丧失了在这个世界上体认一切事物所必需的、根本的自信心，置身于如是的处境当中，自我跟世界，思想与体认的能力一起丧失殆尽。
由此可见，阿伦特在对于极权主义现象的反思中，最为着力处即在于一个有内在自我和自主人格的自由公民如何能从极权主义暴政的废墟上生长出来，而这关切到人之所以为人应该禀赋的尊严与博大。在阿伦特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前提是对于极权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犬儒主义)必需严肃地对待与关切，而进行深度的历史反思与人性反省，只有在实现这个前提之后，我们才能谈人性的重建与道德的复苏，才能讨论公民在公共空间里的政治实践如何可能的问题。
对此，阿伦特无疑既忧心忡忡，又有着审慎的期待，忧虑是因为“现今这个时代，由于世界各地的人口与无家可归之‘难民’的人数日益增加，如果我们还以功利主义的概念来思考置身的世界，他们就成为多余无用的东西。各处各地所发生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事件，显然，跟极权主义把人制造成‘多余无用之物’的措施，两者之间，有默契的阴谋串通在。”而期待是因为阿伦特相信“历史的每一终结之处必然包含着一崭新的开端；这个开端即是一项承诺，也是每一个终点唯一能产生的‘信息’。在一个新的开端成为历史事件之前，创造这个新开端乃是人最优越、高超的能力，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说是人的自由。”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反思极权主义的第一本著作。有趣的是，刚刚出版的这本经典的中文版版权页上居然还印着4个久违的小字：“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