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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和宝荣教授作为我国第一批档案学本科班学生开始了他的档案人生。和教授一生著作丰富，桃李满天下，并作为有特殊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今年2月10日，我有幸采访了和宝荣教授。和教授是黑龙江穆棱人。自1955年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档案行业。
坚定的选择
1955年国家号召青年报考高校，进行深造。当时担任省委宣传部干事的和宝荣闻此消息，非常兴奋，并积极地开始备考。同时，参加高考的这一决定得到了省委宣传部领导的支持。但是当宣传部长看到他的报考表后，就疑惑地问到，“小和，你为什么不报理论系而报档案系啊，人民大学的理论系可是最好的。档案呢，是个冷门学科，没多少人知道，你将来毕业了，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到档案科或者档案馆工作，你一个年轻人不觉得枯燥吗?”他听后不假思索地说到，“没有关系。学什么就干什么!”部长从这一回答中感受到了他的决心，“那行，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去了以后可不能读了一段觉得不好，就跑回来啊。”和宝荣应道，“部长，您放心，我保证一心一意学习，一定学好。”但是当理论教育处处长得知这一事情后，还是为他的选择感到担忧，“这可是个冷门，你可要再三考虑啊。”为此，他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处长，冷门没关系。哲学已经研究得那么多了，从中国的古代哲学到外国的黑格尔，以及现在我国的艾思奇。我看我读哲学不可能超越艾思奇，可能什么也研究不出来。档案专业在我国是第一次建立，而且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冷门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呢。”就是这样，虽然对档案学一无所知，但这一坚定的选择为和老后来的“顶天立地”奠定了基础。
若干年后，当时的考生变成了教授，理论教育处处长也成为了教育厅长。和宝荣回黑龙江省讲学，其中一位听众就是教育厅的档案员，此人回到单位还向教育厅长说起了他。老处长感慨到，“当时还担心影响他的前途，没想到现在成了专家啦。”
学术研究就要“顶天立地”
和宝荣说，搞学术研究应该“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以哲学和有关方法论为指导，“立地”则是要扎根于实际。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和宝荣长时间担任档案系实验室主任，坚持随学生上实验课，而且每年都奔赴各地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经常询问基层档案员类似“卷是怎样立的，多长时间立一个卷，检索工具哪个用的最多”等实践问题。正是这些调研成就了他“顶天立地”的文风。
和老在《中国档案》上发表的《论档案分类与档号编制的原则》一文就是典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文章。某部门的一位档案科长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专门给《中国档案》杂志社写信，赞誉“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高品位的文章”。其中档号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只是这一篇文章让他们感到“不解渴”，希望和老能够继续写作。一个小小的档号，却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这与和老的“顶天立地”是分不开的。
和老在担任中国档案学会第一届理事、副秘书长，第二届学术研究协调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理事，档案学基础理论、历史与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档案局标准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期间，积极参加实地调研，通过对实际工作的调查不断升华档案理论，并编写了多部教材。他主编的《档案工作基础知识》紧贴文革后档案工作恢复时期的实际情况，简单明了，被档案工作者誉为“不可多得的好书”。此书自1982年出版后，销量不断攀升，多次出现供不应求，出版社先后再版7次，发行40余万册。1986年此书还荣获了中国档案学会1980-1985档案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和老与陈兆禊教授合编的《档案管理学基础》在1991年荣获中国档案学会1986-1990年档案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参与主编的《档案学概论》荣获了1992年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些著作和所取得的荣誉正是对其理论学习“顶天立地”的最直接证明。
和老不仅对自身要求严格，他也把这种优秀的经验传授给了学生。他曾对门下的学生提出：“研究具体业务问题要能够抽象到理论高度，研究理论问题则必须针对实际。”当时冯惠玲老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刚刚毕业留校任教。本想担任《档案学概论》的讲师，但是和老却建议她先从《档案管理学》教起。馮老师悟性很高，很快就领会了和老的用意。从熟悉档案工作实际需要出发，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思维，这也是现在冯惠玲老师的优势所在。
面对质疑，不卑不亢
和老出去讲学，经常被人问道，“您是哪个单位的”。每每在“档案学院”的回答后总会引来对方的反问，“档案还需要设立专业?还要成立专门的学院啊?”
面对这些质疑，和老总是和颜悦色地解释着，“每个国家都设有档案教育，有的可能是培训班，有的是档案专业学习。这是与我国历史悠久、档案资料丰富相关的。我国的档案典籍之多，不懂历史、没有相当的文化素质是无法深入研究的。虽然具体的档案工作并不难，但是从宏观的档案事业发展来说，没有一定的档案专业文化素质是不可能胜任的，而且档案教育不只是学专业，而是对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培养。”
中国计算机报总编张永捷是和老的研究生。和老曾经问他，“你看你现在跟档案一点也不搭界，你有没有后悔过读档案学的研究生，有没有觉得很浪费啊。”这位同学却跟和老说：“没有啊，虽然现在没有用到档案学的知识，但是研究生的学习提高了我的整体素质，还是很有用的。”
不求为官，锐意学术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文法学院(前身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成立前期，市委组织部决定让和老担任院长，并下发了任命文件。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找和老谈话，但是和老对于院长之职并没有动心，“我就是愿意研究档案学，愿意教书，和学生们在一起。担任领导的事，我没有想过。”党委书记劝他，“你热爱这个专业、热爱学生是好事，你可以研究和行政一肩挑嘛。”和老态度还是很坚决，“我就是想一心一意搞档案学研究，您还是让我教书吧。”
十年磨一剑，终获肯定
和老教书三十余载，经历丰富，但在退休之前，让他引以为快、难以忘怀的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分册》的成功发行，这也是和老等众多档案学者多年辛苦的结晶。
《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分册》有421个条目，50余万字，是目前中国档案界最权威的工具书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一部大百科全书档案专卷。和老担任档案管理学分册的主编。这本分册从1980年开始准备，几乎参考了当时出版的所有教材和大量中外档案学著作，从体系的确定、条目的选择到每一个条目的内容都经过了一次次的研究和修订。经过了十几年的精心研究，1993年该书得以出版，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1997年3月，当时的国际档案理事会秘书长凯斯克梅蒂先生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在国际档案界对档案史的研究方面，中国档案学者的贡献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分册》和许多手册等。”
和老已经退休多年，虽没有什么显赫的头衔，但他感到很知足，他用一句话概括了目前的心境，“喜看桃李满天下，胜似堂前自种花”。是啊，和老在档案教育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余年，学生不计其数，而且现在很多学生都已经成为档案事业的骨干力量。虽然他已经不再教学，但其理论研究上的“顶天立地”精神正通过他的学生们在档案事业中开枝散叶，开花结果。衷心祝愿和老健康长寿。
今年2月10日，我有幸采访了和宝荣教授。和教授是黑龙江穆棱人。自1955年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档案行业。
坚定的选择
1955年国家号召青年报考高校，进行深造。当时担任省委宣传部干事的和宝荣闻此消息，非常兴奋，并积极地开始备考。同时，参加高考的这一决定得到了省委宣传部领导的支持。但是当宣传部长看到他的报考表后，就疑惑地问到，“小和，你为什么不报理论系而报档案系啊，人民大学的理论系可是最好的。档案呢，是个冷门学科，没多少人知道，你将来毕业了，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到档案科或者档案馆工作，你一个年轻人不觉得枯燥吗?”他听后不假思索地说到，“没有关系。学什么就干什么!”部长从这一回答中感受到了他的决心，“那行，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去了以后可不能读了一段觉得不好，就跑回来啊。”和宝荣应道，“部长，您放心，我保证一心一意学习，一定学好。”但是当理论教育处处长得知这一事情后，还是为他的选择感到担忧，“这可是个冷门，你可要再三考虑啊。”为此，他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处长，冷门没关系。哲学已经研究得那么多了，从中国的古代哲学到外国的黑格尔，以及现在我国的艾思奇。我看我读哲学不可能超越艾思奇，可能什么也研究不出来。档案专业在我国是第一次建立，而且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冷门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呢。”就是这样，虽然对档案学一无所知，但这一坚定的选择为和老后来的“顶天立地”奠定了基础。
若干年后，当时的考生变成了教授，理论教育处处长也成为了教育厅长。和宝荣回黑龙江省讲学，其中一位听众就是教育厅的档案员，此人回到单位还向教育厅长说起了他。老处长感慨到，“当时还担心影响他的前途，没想到现在成了专家啦。”
学术研究就要“顶天立地”
和宝荣说，搞学术研究应该“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以哲学和有关方法论为指导，“立地”则是要扎根于实际。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和宝荣长时间担任档案系实验室主任，坚持随学生上实验课，而且每年都奔赴各地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经常询问基层档案员类似“卷是怎样立的，多长时间立一个卷，检索工具哪个用的最多”等实践问题。正是这些调研成就了他“顶天立地”的文风。
和老在《中国档案》上发表的《论档案分类与档号编制的原则》一文就是典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文章。某部门的一位档案科长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专门给《中国档案》杂志社写信，赞誉“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高品位的文章”。其中档号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只是这一篇文章让他们感到“不解渴”，希望和老能够继续写作。一个小小的档号，却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兴趣，这与和老的“顶天立地”是分不开的。
和老在担任中国档案学会第一届理事、副秘书长，第二届学术研究协调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理事，档案学基础理论、历史与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档案局标准化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期间，积极参加实地调研，通过对实际工作的调查不断升华档案理论，并编写了多部教材。他主编的《档案工作基础知识》紧贴文革后档案工作恢复时期的实际情况，简单明了，被档案工作者誉为“不可多得的好书”。此书自1982年出版后，销量不断攀升，多次出现供不应求，出版社先后再版7次，发行40余万册。1986年此书还荣获了中国档案学会1980-1985档案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和老与陈兆禊教授合编的《档案管理学基础》在1991年荣获中国档案学会1986-1990年档案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参与主编的《档案学概论》荣获了1992年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这些著作和所取得的荣誉正是对其理论学习“顶天立地”的最直接证明。
和老不仅对自身要求严格，他也把这种优秀的经验传授给了学生。他曾对门下的学生提出：“研究具体业务问题要能够抽象到理论高度，研究理论问题则必须针对实际。”当时冯惠玲老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刚刚毕业留校任教。本想担任《档案学概论》的讲师，但是和老却建议她先从《档案管理学》教起。馮老师悟性很高，很快就领会了和老的用意。从熟悉档案工作实际需要出发，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思维，这也是现在冯惠玲老师的优势所在。
面对质疑，不卑不亢
和老出去讲学，经常被人问道，“您是哪个单位的”。每每在“档案学院”的回答后总会引来对方的反问，“档案还需要设立专业?还要成立专门的学院啊?”
面对这些质疑，和老总是和颜悦色地解释着，“每个国家都设有档案教育，有的可能是培训班，有的是档案专业学习。这是与我国历史悠久、档案资料丰富相关的。我国的档案典籍之多，不懂历史、没有相当的文化素质是无法深入研究的。虽然具体的档案工作并不难，但是从宏观的档案事业发展来说，没有一定的档案专业文化素质是不可能胜任的，而且档案教育不只是学专业，而是对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培养。”
中国计算机报总编张永捷是和老的研究生。和老曾经问他，“你看你现在跟档案一点也不搭界，你有没有后悔过读档案学的研究生，有没有觉得很浪费啊。”这位同学却跟和老说：“没有啊，虽然现在没有用到档案学的知识，但是研究生的学习提高了我的整体素质，还是很有用的。”
不求为官，锐意学术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文法学院(前身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成立前期，市委组织部决定让和老担任院长，并下发了任命文件。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找和老谈话，但是和老对于院长之职并没有动心，“我就是愿意研究档案学，愿意教书，和学生们在一起。担任领导的事，我没有想过。”党委书记劝他，“你热爱这个专业、热爱学生是好事，你可以研究和行政一肩挑嘛。”和老态度还是很坚决，“我就是想一心一意搞档案学研究，您还是让我教书吧。”
十年磨一剑，终获肯定
和老教书三十余载，经历丰富，但在退休之前，让他引以为快、难以忘怀的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分册》的成功发行，这也是和老等众多档案学者多年辛苦的结晶。
《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分册》有421个条目，50余万字，是目前中国档案界最权威的工具书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一部大百科全书档案专卷。和老担任档案管理学分册的主编。这本分册从1980年开始准备，几乎参考了当时出版的所有教材和大量中外档案学著作，从体系的确定、条目的选择到每一个条目的内容都经过了一次次的研究和修订。经过了十几年的精心研究，1993年该书得以出版，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1997年3月，当时的国际档案理事会秘书长凯斯克梅蒂先生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在国际档案界对档案史的研究方面，中国档案学者的贡献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分册》和许多手册等。”
和老已经退休多年，虽没有什么显赫的头衔，但他感到很知足，他用一句话概括了目前的心境，“喜看桃李满天下，胜似堂前自种花”。是啊，和老在档案教育岗位上工作了三十余年，学生不计其数，而且现在很多学生都已经成为档案事业的骨干力量。虽然他已经不再教学，但其理论研究上的“顶天立地”精神正通过他的学生们在档案事业中开枝散叶，开花结果。衷心祝愿和老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