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非遗的抢救性记录工作有两方面成果，一是知识体系的创新，关于如何用影音语言拍摄和记录非遗，该项目提出了可操作的方案和标准；二是探索出了一套由国家、专家团队、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非遗文献建设实践模式。”抢救性记录工作验收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鲍江说。

从传家到传世：多方合力的非遗保护实践

　　“薪尽火传，非遗传承人是薪，将他们身上的技艺传给下一代，其实是在找寻更多的薪。”纪录中国理事会副秘书长肖龙说。过去不少民间技艺都严格恪守“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宁可失传，不可轻传”等“祖训”，把传家作为唯一的传承方式。“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愿意潜心从师学艺和有艺术悟性的子弟越来越难得，于是打破传家模式的围墙，扩大社会影响，成为老一辈传承人的选择。”新近成为第五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杨佳年感慨道。
　　“我带的徒弟，出名的五六个，不出名的数不过来了，我每年都参加非遗进校园。”80岁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昌黎地秧歌传承人秦梦雨自豪地对记者说。不少参与本次抢救性记录工程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尽管年事已高，但仍积极配合抢救性记录拍摄，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我国著名非遗保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认为，在成为代表性传承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自觉认定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历史文化价值，主动承担起了这一文化事项“守护神”的责任。
　　“不仅要记录下来，还要用起来。”张庆善认为，抢救性记录工作既要立档、保存，也要为后续研究积累资料，并为弘扬和振兴非遗提供助力。
　　从项目成果来看，不仅有口述片和全面呈现非遗项目的实践片，还有适于参考学习的教学片和面向大众传播的综述片。“有些传承人的教学能力非常强且富有感染力，一集45分钟的教学片为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影像教科书’。”田苗说。
　　本次验收，贵州和河南被评为优秀的项目数最多，各有3项。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陆永昌向记者介绍，贵州省在对非遗抢救性记录成果的开发及推广方面已经开始了尝试。“在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的统筹部署下，我们准备与贵州省电视台商讨本次抢救性记录部分成果的推广事宜，还计划举办纪录片推介研讨会，邀请高校教师、媒体平台，来更好地推介非遗项目，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和热爱我们的非遗项目。”陆永昌说。
　　“年华易老，技艺永存。希望我们的抢救性记录工作，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感，共同把非遗保护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和扎实，不辜负时代使命，不愧对祖先和子孙万代。”张庆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