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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铜川建市50周年成就展上，一大块乌黑发亮的优质原煤披红挂彩，格外引人瞩目。
1958年，铜川撤县建市，因煤而兴，由一个山区小县迅速发展成为陕西第二个省辖市。但是，数十年的煤炭开发，使这座曾经以“煤城”自豪的资源型城市逐渐陷入一系列困境之中。
1992年，随着铜川新区的开建，铜川人打响了冲破“煤城”桎梏的“突围战”。
老区的“风景”
如今外地人要去铜川，大多会被司机反问：新区还是老区?找煤的到老区，找政府到新区。
铜川新区和老区相距25公里，在老区工作的很多人都在新区买了房子，但一些老铜川人还是喜欢住在老区，因为这里已给他们留下太多的记忆。
老区其实并不大，两条蜿蜒的川道，便是主要的街区。不过，50年前，这里可是新中国寄予厚望的煤海。当时，陕西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用铜川老百姓的话说，过去哪一任省长都能掂量出铜川的分量，因为省上70％多的财政收入来自铜川的煤。“一五”期间，国家156个奠基性的重点项目，就有4个项目落户在铜川。
在铜川，任何一位矿工都会如数家珍地道出铜川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计划经济时期，铜川累计为国家输出原煤4亿吨、水泥4000万吨，“一五”到“二五”期间，铜川煤炭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个百分点，煤炭产量占到陕西全省的70％以上……
但是，也许很多人不会想到，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铜川的煤炭大多是用很粗放的生产手段挖掘出来的。
1980年，24岁的刘都敏从富平老家被内招到陈家山煤矿。从农村进矿当工人，成为国家正式职工，刘都敏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是，下矿的第二天他就后悔了，“那哪是下煤窑，简直就是下地狱!”
刘都敏告诉记者，“那时还是竖井，嘎嘎嘎地把人送下去，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头盔上的一柱光鬼魅地在眼前晃来晃去，恐怖极了。我当时是掘井队成员，必须一镐头一镐头地挖煤道，几个和我一起来的新矿工，第二天吓得都不敢下井了……”
刘都敏当然坚持了下来，就像铜川成千上万的矿工一样。幸运的是，一年之后，因为爱好摄影，刘都敏在业内小报上发表了几幅照片，从此结束了井下生活，被抽调到矿区团委工作。
到铜川的最初几年，刘都敏和家人一直住在陈家山棚户区的房子里，“20平方米的房间里，挤着我们一家4口人，每晚我都睡在沙发上。”
棚户区和沉陷区是铜川老区的一大“风景”。资料显示，由于长期的煤炭开采，铜川的采空区和沉陷区竟有267平方公里，相当于铜川城区面积的10倍还要多。老区26万居民中，生活在棚户区和沉陷区的一度高达12万人，其中4万多人居住在严重沉陷区，急需搬迁。记者在铜川周边几个大面积的棚户区看到，不少房屋破败简陋，房屋之间的通道大多仅能容得下一个人通过，许多房屋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据说这些地方因为不属于沉陷区，居民搬迁新居还有待时日。即便如此，一些居民看到记者拍照，以为是官方调查人员，纷纷围拢上来询问这里何时拆迁。一位老大妈告诉记者，1956年她跟随丈夫从河南来到这里，一住就是50多年，老伴10年前故去，4个孩子都成家单过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住在这里。
据铜川市委宣传部王英选副部长介绍，近年来，铜川市委，市政府狠抓老市区基础设施改造，对8个棚户区内的16万多平方米的危旧房全面实施了拆迁，目前已经有3.6万多居住在沉陷区或危险地域的群众住上了新居。
三代人的命运
当姚筱舟老人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记者不敢相信体貌瘦弱矮小的他，就是那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相关报道本刊将另行刊发)。
今年已经75岁高龄的姚筱舟祖籍江西，但生活在铜川的时间已经超过50年。“这片土地曾夺去了我的政治生命，但同时也赋予了我很多很多。”姚筱舟说。
1955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姚筱舟转业来到铜川焦坪煤矿，当上了一名见习技术员，那年他刚满22岁。姚筱舟原想就此随遇而安地过日子，但两年后的一场事故改变了一切。
1957年元旦，几名矿工为了将冰封的井口溶化，在井下点火烤冰，谁知引燃了井中的立木，慌乱中有人将井口盖住，导致火势回烧，14名矿工惨死井下。作为技术员，姚筱舟受到牵连，被下放到井下挖煤。
可是，让姚筱舟没有想到的是，那场事故发生后不久，更大的打击再次向他袭来。由于他的叔父和一个哥哥都是国民党军官，他成了接受管制的内控人员。
那段时间，姚筱舟万念俱灰，一度曾有自杀的念头。“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怪不得任何人。”曾在井下挖了10多年煤的姚筱舟多次向记者重复着这句话。
姚筱舟膝下有三儿一女，大儿子姚岩于1976年继承父业，成为焦坪煤矿的一名矿工；二儿子韩英(随母姓)1975年先于哥哥也成为焦坪煤矿的矿工；女儿曾在父亲所在的煤矿大集体工作，后来与丈夫一起承包了一个小煤矿；三儿子姚虹1985年成为三里洞煤矿的一名掘井工，后离职开了一家煤炭销售公司。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害得孩子们跟着我下井受罪。”说起几个孩子，姚筱舟老人自责不已。让老人感到欣慰的是，如今苦尽甘来，几个孩子退休的退休，挣钱的挣钱，女儿甚至开上了120万元的宝马车。但是，更让老人骄傲的还是5个孙子，3个读了大学，1个当兵，最小的一个在西安交大附中准备高考。“由于历史和自己的原因，几个儿女没有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现在社会好了，希望孙子们都能做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人。”
姚筱舟老人慨叹，自己有“四个想不到”：想不到政策变化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多彩，眼下每天都有创作歌词的冲动；想不到现在自己的工资比一般离休干部的还要高，每年单位还组织到各地观光疗养；想不到现在和台湾的亲人可以随意通信，不久的将来还可以去台湾探望亲人；想不到孙子这一代可以填补父辈的遗憾。
在铜川生活了大半辈子，姚筱舟对这里的变化有极深的体会，“你们现在来铜川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了，可在5年前还很难见到。”
一城双心
在全国400多个矿业城市中，铜川是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当资源格局发生变化，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煤而兴的铜川，一度因煤而衰，陷入发展的困境。
建市以来，铜川的产业结构单一，过分依赖资源开发，而且大多涉煤企业为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企业，市场竞争力差，因此在经济转型初期，大量企业被迫停产关闭，全市约5.8万工人下岗失业，城镇就业压力剧增。
煤炭在给铜川带来无数荣耀的同时，也给这里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除了大面积的沉陷区，环境污染更是让铜川 成了一座“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走路打着伞，吃饭捂着碗”也成为铜川人生活的一个写照。据说，空气污染最严重时，白天能见度不足100米，市区每平方公里每月降尘35吨以上，流经市区的漆水河完全成了没有生物的黑水河。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极大环境和人口压力的铜川不得不做出一个新的选择。
1992年，铜川新区开始建设；第二年，新区被陕西省政府批准并享受省级经济开发区一切优惠政策；1997年，新区建设进入高潮。如今的铜川新区高楼林立，道路宽敞，虽然人气尚嫌不足，但一天一个样子的新变化，还是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崭新的铜川正在崛起。
铜川市委宣传部王英选副部长告诉记者，根据去年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铜川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到2020年，铜川城市人口将由现在的39万人增长到55万人，城市建设用地由现在的36.54平方公里增加到55平方公里，形成以新市区为城市主城区，老市区为商贸服务居住区的“一城双心”格局，其中新区将作为全市的行政，金融，信息、科技，文化的中心。
针对记者所提及的三里洞一带矿区已经采空，铜川的煤炭资源是否面临枯竭的问题，王英选打住话头回答说，外界时常报料铜川已是一座废城，煤炭资源即将枯竭，这是耸人听闻。“事实上，铜川地下的煤炭储量再采100年也开采不完。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随意开采和浪费，正好相反，近年来铜川在所有新建项目上都注重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节能减排降耗，遵循科学发展观，推进产业间的协作配套，努力打造以煤，电，铝、水泥联产联营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2004年，铜川引进建市以来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铜川华能电厂，这对铜川实现能源就地转换和铝，电，煤联动，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在开发建设新区的同时，铜川市也对老城区实施了全面改造，按照“下山出沟，控建增绿，综合改造，提高品位”的思路，建成了一批商贸设施，城市广场和绿地，使城区面貌有了显著改观。
1969年，张文师傅来到铜川成为一名矿工，在三里洞矿区附近的棚户区里一住就是近40年，直到退休也没熬到一套宽敞的住房，而且还得为子女的工作发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高兴地说：“再有一个月，我就要搬到新房子住了，在新桥以南，70多个平方米。这下好了，我可以在家里教孩子、办班了!”张师傅的书法在当地很有名气，退休后一直在铜川一中担任书法教师。看得出，张师傅的高兴是由衷的。
张师傅的新生活不就是“突围”后的新铜川的缩影吗?
1958年，铜川撤县建市，因煤而兴，由一个山区小县迅速发展成为陕西第二个省辖市。但是，数十年的煤炭开发，使这座曾经以“煤城”自豪的资源型城市逐渐陷入一系列困境之中。
1992年，随着铜川新区的开建，铜川人打响了冲破“煤城”桎梏的“突围战”。
老区的“风景”
如今外地人要去铜川，大多会被司机反问：新区还是老区?找煤的到老区，找政府到新区。
铜川新区和老区相距25公里，在老区工作的很多人都在新区买了房子，但一些老铜川人还是喜欢住在老区，因为这里已给他们留下太多的记忆。
老区其实并不大，两条蜿蜒的川道，便是主要的街区。不过，50年前，这里可是新中国寄予厚望的煤海。当时，陕西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用铜川老百姓的话说，过去哪一任省长都能掂量出铜川的分量，因为省上70％多的财政收入来自铜川的煤。“一五”期间，国家156个奠基性的重点项目，就有4个项目落户在铜川。
在铜川，任何一位矿工都会如数家珍地道出铜川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计划经济时期，铜川累计为国家输出原煤4亿吨、水泥4000万吨，“一五”到“二五”期间，铜川煤炭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个百分点，煤炭产量占到陕西全省的70％以上……
但是，也许很多人不会想到，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铜川的煤炭大多是用很粗放的生产手段挖掘出来的。
1980年，24岁的刘都敏从富平老家被内招到陈家山煤矿。从农村进矿当工人，成为国家正式职工，刘都敏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是，下矿的第二天他就后悔了，“那哪是下煤窑，简直就是下地狱!”
刘都敏告诉记者，“那时还是竖井，嘎嘎嘎地把人送下去，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头盔上的一柱光鬼魅地在眼前晃来晃去，恐怖极了。我当时是掘井队成员，必须一镐头一镐头地挖煤道，几个和我一起来的新矿工，第二天吓得都不敢下井了……”
刘都敏当然坚持了下来，就像铜川成千上万的矿工一样。幸运的是，一年之后，因为爱好摄影，刘都敏在业内小报上发表了几幅照片，从此结束了井下生活，被抽调到矿区团委工作。
到铜川的最初几年，刘都敏和家人一直住在陈家山棚户区的房子里，“20平方米的房间里，挤着我们一家4口人，每晚我都睡在沙发上。”
棚户区和沉陷区是铜川老区的一大“风景”。资料显示，由于长期的煤炭开采，铜川的采空区和沉陷区竟有267平方公里，相当于铜川城区面积的10倍还要多。老区26万居民中，生活在棚户区和沉陷区的一度高达12万人，其中4万多人居住在严重沉陷区，急需搬迁。记者在铜川周边几个大面积的棚户区看到，不少房屋破败简陋，房屋之间的通道大多仅能容得下一个人通过，许多房屋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据说这些地方因为不属于沉陷区，居民搬迁新居还有待时日。即便如此，一些居民看到记者拍照，以为是官方调查人员，纷纷围拢上来询问这里何时拆迁。一位老大妈告诉记者，1956年她跟随丈夫从河南来到这里，一住就是50多年，老伴10年前故去，4个孩子都成家单过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住在这里。
据铜川市委宣传部王英选副部长介绍，近年来，铜川市委，市政府狠抓老市区基础设施改造，对8个棚户区内的16万多平方米的危旧房全面实施了拆迁，目前已经有3.6万多居住在沉陷区或危险地域的群众住上了新居。
三代人的命运
当姚筱舟老人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记者不敢相信体貌瘦弱矮小的他，就是那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相关报道本刊将另行刊发)。
今年已经75岁高龄的姚筱舟祖籍江西，但生活在铜川的时间已经超过50年。“这片土地曾夺去了我的政治生命，但同时也赋予了我很多很多。”姚筱舟说。
1955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姚筱舟转业来到铜川焦坪煤矿，当上了一名见习技术员，那年他刚满22岁。姚筱舟原想就此随遇而安地过日子，但两年后的一场事故改变了一切。
1957年元旦，几名矿工为了将冰封的井口溶化，在井下点火烤冰，谁知引燃了井中的立木，慌乱中有人将井口盖住，导致火势回烧，14名矿工惨死井下。作为技术员，姚筱舟受到牵连，被下放到井下挖煤。
可是，让姚筱舟没有想到的是，那场事故发生后不久，更大的打击再次向他袭来。由于他的叔父和一个哥哥都是国民党军官，他成了接受管制的内控人员。
那段时间，姚筱舟万念俱灰，一度曾有自杀的念头。“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怪不得任何人。”曾在井下挖了10多年煤的姚筱舟多次向记者重复着这句话。
姚筱舟膝下有三儿一女，大儿子姚岩于1976年继承父业，成为焦坪煤矿的一名矿工；二儿子韩英(随母姓)1975年先于哥哥也成为焦坪煤矿的矿工；女儿曾在父亲所在的煤矿大集体工作，后来与丈夫一起承包了一个小煤矿；三儿子姚虹1985年成为三里洞煤矿的一名掘井工，后离职开了一家煤炭销售公司。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害得孩子们跟着我下井受罪。”说起几个孩子，姚筱舟老人自责不已。让老人感到欣慰的是，如今苦尽甘来，几个孩子退休的退休，挣钱的挣钱，女儿甚至开上了120万元的宝马车。但是，更让老人骄傲的还是5个孙子，3个读了大学，1个当兵，最小的一个在西安交大附中准备高考。“由于历史和自己的原因，几个儿女没有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现在社会好了，希望孙子们都能做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人。”
姚筱舟老人慨叹，自己有“四个想不到”：想不到政策变化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多彩，眼下每天都有创作歌词的冲动；想不到现在自己的工资比一般离休干部的还要高，每年单位还组织到各地观光疗养；想不到现在和台湾的亲人可以随意通信，不久的将来还可以去台湾探望亲人；想不到孙子这一代可以填补父辈的遗憾。
在铜川生活了大半辈子，姚筱舟对这里的变化有极深的体会，“你们现在来铜川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了，可在5年前还很难见到。”
一城双心
在全国400多个矿业城市中，铜川是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当资源格局发生变化，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煤而兴的铜川，一度因煤而衰，陷入发展的困境。
建市以来，铜川的产业结构单一，过分依赖资源开发，而且大多涉煤企业为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企业，市场竞争力差，因此在经济转型初期，大量企业被迫停产关闭，全市约5.8万工人下岗失业，城镇就业压力剧增。
煤炭在给铜川带来无数荣耀的同时，也给这里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除了大面积的沉陷区，环境污染更是让铜川 成了一座“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走路打着伞，吃饭捂着碗”也成为铜川人生活的一个写照。据说，空气污染最严重时，白天能见度不足100米，市区每平方公里每月降尘35吨以上，流经市区的漆水河完全成了没有生物的黑水河。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极大环境和人口压力的铜川不得不做出一个新的选择。
1992年，铜川新区开始建设；第二年，新区被陕西省政府批准并享受省级经济开发区一切优惠政策；1997年，新区建设进入高潮。如今的铜川新区高楼林立，道路宽敞，虽然人气尚嫌不足，但一天一个样子的新变化，还是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崭新的铜川正在崛起。
铜川市委宣传部王英选副部长告诉记者，根据去年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铜川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到2020年，铜川城市人口将由现在的39万人增长到55万人，城市建设用地由现在的36.54平方公里增加到55平方公里，形成以新市区为城市主城区，老市区为商贸服务居住区的“一城双心”格局，其中新区将作为全市的行政，金融，信息、科技，文化的中心。
针对记者所提及的三里洞一带矿区已经采空，铜川的煤炭资源是否面临枯竭的问题，王英选打住话头回答说，外界时常报料铜川已是一座废城，煤炭资源即将枯竭，这是耸人听闻。“事实上，铜川地下的煤炭储量再采100年也开采不完。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随意开采和浪费，正好相反，近年来铜川在所有新建项目上都注重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节能减排降耗，遵循科学发展观，推进产业间的协作配套，努力打造以煤，电，铝、水泥联产联营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2004年，铜川引进建市以来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铜川华能电厂，这对铜川实现能源就地转换和铝，电，煤联动，促进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在开发建设新区的同时，铜川市也对老城区实施了全面改造，按照“下山出沟，控建增绿，综合改造，提高品位”的思路，建成了一批商贸设施，城市广场和绿地，使城区面貌有了显著改观。
1969年，张文师傅来到铜川成为一名矿工，在三里洞矿区附近的棚户区里一住就是近40年，直到退休也没熬到一套宽敞的住房，而且还得为子女的工作发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高兴地说：“再有一个月，我就要搬到新房子住了，在新桥以南，70多个平方米。这下好了，我可以在家里教孩子、办班了!”张师傅的书法在当地很有名气，退休后一直在铜川一中担任书法教师。看得出，张师傅的高兴是由衷的。
张师傅的新生活不就是“突围”后的新铜川的缩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