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9年我国最早提出使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意识到法治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政治民主的重要途径。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确立依法治国为基本治国方略。1999年又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十八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中共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勾画了路线图、确定了时间表。破解包括如何树立宪法法律至上、坚持科学立法、确保法律有效实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全民法治观念、如何处理党和法的关系等难题。
一、破解制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难题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大势，也是基于中国国情。依法治国能不能实现，强调的是立法、执法、守法，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是通过依法执政来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是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中，依法治国就是按照宪法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去治国理政。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实际上是党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总结。
一是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基本价值理念，实现权力入笼。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宪法法律至上，形成法律权威，有法治才能实现权力入笼。
二是要坚持科学民主立法。立法是法治的基础，如何破解当下部门立法不科学，立法过于抽象无法有效实施，重大决策权力不规范，错误违法决策无人负责，决策程序不健全等难题，使人民意志通过程序转变为科学的立法，进而形成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是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点。
三是如何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的价值在于实施，权威也在于实施。四中全会在破解法律实施不良、执行不力，以及执法施之过宽、施之过松方面有重要应对措施。
四是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正，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律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定纷止争。司法机关是承担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主体。长期以来，由于司法救济渠道不畅，加之民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这种认知误区，还存在诸多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机制障碍，司法发挥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亟待加强。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使国家、社会层面的法律争议和矛盾都能在司法的轨道上有效解决，让民众能理性依法。
五是法治观念问题。长期以来，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领导干部，都存在法治观念不强的问题。增强法治观念，特别是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又一个重点问题。一方面要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要把普法重点放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身上。要创新普法方式方法，通过实践运用法律来训练法治思维。
六是要明确依法执政，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建设。依法执政是领导民众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是要把党的意志和主张依照程序变为国家的宪法法律，进而通过宪法法律来实现国家的治理。
二、科学发展深化改革要有法可依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改革与反腐两面大旗。如何处理法治与改革、反腐的关系备受瞩目。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先行立法附随的改革模式弊端渐显。而过去改革与法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虽亦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并导致改革就是要突破现有法律的认识误区，一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理直气壮地绕开法制、甚至冲击法治立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势必打破这种误区。法治与改革本不应冲突，法治是强调制定良好的法律，应得到全社会的遵循，有长期性、可预见性、权威性，法不能随意触碰，改革也是如此。如果改革要突破法律的框架和界限，只能先修改法律。因此，要通过立法转化顶层设计，以法治引领和保障改革，而不是以改革突破法治。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样，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也使得改革措施于法有据。
三、党纪与国法要有明确界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其中一条要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其核心就是要实现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十八大以后，反腐败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实施八项规定、形成高压反腐态势、查办大要案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但是，这还是一个治标的过程，既要保持这样高压的反腐败态势，也要加快推进治本之策，即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
加强权力监督机制，应加紧制定行政程序法和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这是规范行政行为、特别是重大决策行为的基础性制度。制定行政组织法、编制法，这是解决行政权力配制和行政权力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定政府绩效评价法、问责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奖励法、财产申报法等，从而使制度形成刚性法律，有利于从源头减少权力滥用的可能，也可以全过程对权力的运用加以制约和监督。
党纪是约束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内纪律，这个纪律目前来看，在发挥反腐倡廉，特别在防治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它是党内纪律，是党员，就要遵守党纪。而法律是适用于全体公民的，当然也包含党员、领导干部。触犯了党纪，可以从党纪的角度追究在党内责任；如果触犯了国家法律，就要追究法律责任。
从中纪委查办的案件来看，都是先党内处理，如果涉及触犯刑事法律的，则移交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按照程序进行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如此看来，二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外界以为党纪和国法之间没有什么太明确的界限，实际上界限很清晰，针对的是两类不同范围的主体。
四中全会也要讨论完善党内法规体系，针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从履行党内责任、权利义务，到违反党纪党规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相应的程序，可能都要加以完善，党内体系跟国法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清晰。
依法治国是国家科学发展的基本方略，还有很多法律制度需要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道路需要探索。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勾画了路线图、确定了时间表。破解包括如何树立宪法法律至上、坚持科学立法、确保法律有效实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全民法治观念、如何处理党和法的关系等难题。
一、破解制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难题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大势，也是基于中国国情。依法治国能不能实现，强调的是立法、执法、守法，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是通过依法执政来实现的，人民当家作主是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中，依法治国就是按照宪法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去治国理政。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实际上是党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总结。
一是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基本价值理念，实现权力入笼。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宪法法律至上，形成法律权威，有法治才能实现权力入笼。
二是要坚持科学民主立法。立法是法治的基础，如何破解当下部门立法不科学，立法过于抽象无法有效实施，重大决策权力不规范，错误违法决策无人负责，决策程序不健全等难题，使人民意志通过程序转变为科学的立法，进而形成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是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点。
三是如何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的价值在于实施，权威也在于实施。四中全会在破解法律实施不良、执行不力，以及执法施之过宽、施之过松方面有重要应对措施。
四是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正，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律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定纷止争。司法机关是承担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主体。长期以来，由于司法救济渠道不畅，加之民众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这种认知误区，还存在诸多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机制障碍，司法发挥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亟待加强。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使国家、社会层面的法律争议和矛盾都能在司法的轨道上有效解决，让民众能理性依法。
五是法治观念问题。长期以来，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领导干部，都存在法治观念不强的问题。增强法治观念，特别是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又一个重点问题。一方面要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要把普法重点放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身上。要创新普法方式方法，通过实践运用法律来训练法治思维。
六是要明确依法执政，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建设。依法执政是领导民众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是要把党的意志和主张依照程序变为国家的宪法法律，进而通过宪法法律来实现国家的治理。
二、科学发展深化改革要有法可依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改革与反腐两面大旗。如何处理法治与改革、反腐的关系备受瞩目。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先行立法附随的改革模式弊端渐显。而过去改革与法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虽亦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并导致改革就是要突破现有法律的认识误区，一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理直气壮地绕开法制、甚至冲击法治立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势必打破这种误区。法治与改革本不应冲突，法治是强调制定良好的法律，应得到全社会的遵循，有长期性、可预见性、权威性，法不能随意触碰，改革也是如此。如果改革要突破法律的框架和界限，只能先修改法律。因此，要通过立法转化顶层设计，以法治引领和保障改革，而不是以改革突破法治。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样，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也使得改革措施于法有据。
三、党纪与国法要有明确界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其中一条要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其核心就是要实现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十八大以后，反腐败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实施八项规定、形成高压反腐态势、查办大要案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但是，这还是一个治标的过程，既要保持这样高压的反腐败态势，也要加快推进治本之策，即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
加强权力监督机制，应加紧制定行政程序法和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这是规范行政行为、特别是重大决策行为的基础性制度。制定行政组织法、编制法，这是解决行政权力配制和行政权力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定政府绩效评价法、问责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奖励法、财产申报法等，从而使制度形成刚性法律，有利于从源头减少权力滥用的可能，也可以全过程对权力的运用加以制约和监督。
党纪是约束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内纪律，这个纪律目前来看，在发挥反腐倡廉，特别在防治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它是党内纪律，是党员，就要遵守党纪。而法律是适用于全体公民的，当然也包含党员、领导干部。触犯了党纪，可以从党纪的角度追究在党内责任；如果触犯了国家法律，就要追究法律责任。
从中纪委查办的案件来看，都是先党内处理，如果涉及触犯刑事法律的，则移交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依据法律、按照程序进行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如此看来，二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外界以为党纪和国法之间没有什么太明确的界限，实际上界限很清晰，针对的是两类不同范围的主体。
四中全会也要讨论完善党内法规体系，针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从履行党内责任、权利义务，到违反党纪党规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相应的程序，可能都要加以完善，党内体系跟国法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清晰。
依法治国是国家科学发展的基本方略，还有很多法律制度需要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道路需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