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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这样，稍微做出一点点东西，就会更感兴趣，就走上了科研的道路。”谈起十年前开始的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调查，龚斌磊说。
0.1年——10年
在浙大农经系黄祖辉、钱文荣、郭红东等老师的指导下，从生疏到熟练，他慢慢掌握了调查地点的规律，“车站、小餐馆和城乡结合部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多，白天饭点时到他们吃饭的地方，晚上就去他们的工棚”。首轮调研共调查了458名外来务工人员。
在此基础上，龚斌磊在大三前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影响在杭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研究”，并获得了浙大优秀毕业论文的称号。龚斌磊说：“第一次发现，专注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多么地愉快。”这在他的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决定今后要走科研的道路”。
成功在三年内完成了大学学业的龚斌磊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将这项调查一直坚持下去，并坚持十年。
虽然身在美国，龚斌磊仍对中国的“三农”问题非常感兴趣，2010年5月回国进行了第二轮调查，收集了841份调查问卷。同年，利用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他在国内排名第一的农经类学术杂志《中国农村经济》上发表了《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杭州市部分农民工的调查》一文。
“虽然这篇論文有一定的学术发现，但是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因此，之后的六年，无论是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农经系、美国莱斯大学经济系和统计系、美国布朗大学经济系、美国创新扶贫行动组织、威德福国际还是美国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每年夏天，他都会回到浙大，招募学生，延续相同的调查。
“一方面，是想切切实实地了解这个群体、研究这个群体、帮助这个群体，为今后的科研收集数据；另一方面，是重温自己当初打开学术殿堂之门的感觉，也借此机会，给自己的学弟学妹们一个接触社会、接触学术研究的机会。”
在此过程中，龚斌磊不但自己出资支付调研员们的薪水，还要求每一位参与调研的学生完成一份调研体验，记录调研中的点滴，并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虽然这些调研体验与自己的研究内容无关，但龚斌磊觉得可以让学弟学妹们反思调研过程经历从而得到更多收获。“因为很多时候在探索的过程中才能发现问题，然后才能发现感兴趣的东西。”
随着数据的积累，龚斌磊和团队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近年来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呈下降趋势。“虽然下降的程度不大，可能就0.1年，但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预期它应该是上升的。”为探寻问题的真相，他进行了严格的经济学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低于工作经验回报率是主要原因。“教育有成本，会让他们损失去工作所带来的收益以及积累的工作经验。教育能够增加收入，有回报率；工作经验的积累也可以增加收入，也有回报率。而杭州地区工作经验的回报率可能比教育的回报率更高。他们作为理性人，选择工作而不是教育就有了解释。”
然而，从长期来看，教育年限低，收入的天花板会比较低，工作年限也会比较短，还会影响子代的教育程度。而这些是外来务工人员可能没有考虑到的。“从整个生命周期来讲，应该考虑去获得更多的教育，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讲，应该追求这一辈子而不是那几年能赚多少钱。”对政府而言，则需要考虑接下来的供给侧改革，人才和产业升级是否配套？“工业制造要2.0了，我们的人才能不能跟上？如果政府觉得教育程度的下降和我们以后对人才的需求是不匹配的，那就应该去做一些政策扶持，比如说减免学费，增加奖学金，改革大学课程使其更加务实等，使新毕业的人到了就业市场以后，和那些有几年工作的同龄人相比，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杭州——全国
2016年，龚斌磊入选浙江大学“百人计划”，同年全职回到浙大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通常称为卡特中心）任教。2017年，浙大开始建立“中国家庭大数据库”（下文简称“数据库”），龚斌磊作为主要成员，全程参与了数据库建设的讨论、筹划和执行工作。
杭州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反映杭州一地的状况，而数据库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调查。2017年数据库的调查范围涉及中国29个省（市、区）、40011户家庭、127012人（其中农村样本共12732户、81945人），具有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并在城镇、农村研究层面具有代表意义。数据涉及中国农村家庭比较完整的信息，包括家庭的基本结构、就业、收支、财富、农业生产经营、土地利用与流转、人口迁移与市民化、金融行为、社会保障、教育等各个方面。此外，数据还涉及中国基层单位（村委会）的基本情况，以及可供对比研究的城镇家庭数据。
“我们浙大卡特中心旨在建立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基准线（base line），强调基础数据，即使近期看不到很多收益，从远期来说收益也是在慢慢累加。”龚斌磊说，“现在很热门的大数据，样本量很大，但是变量很少。我们强调的是厚数据，不但样本量要大，而且变量要多，这样才有可能识别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后全球想要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或要做咨询报告的政府部门，都能用到这个数据库，找到感兴趣的变量，进行合作交流。而且可以往前追溯，不仅看到当前阶段发展得怎样，还能看到它是怎样从过去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卡特中心——横坎头村
回顾浙大在农村地区家庭调查活动的悠久历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浙大西迁办学，在条件艰苦的湄潭时期， 农业经济系的师生们仍然遵循“实事求是”的校训， 进行暑期农村调查。1998年后，以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为主导，结合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等相关学科， 浙大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农村家庭相关调查，助力“三农”发展。2018年，卡特中心和宁波梁弄镇横坎头村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宁波建立“一中心一基地”。“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接下来，大家要做的是要潜下去看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碰到了哪些问题，有什么样的解决途径。横坎头村是当初习总书记主政浙江时调研过的村子。2018年年初，习总书记再次给该村回信，肯定了横坎头村这十五年的发展，并提出‘红色基因 绿色发展’的方针。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地研究乡村振兴的样板村。”龚斌磊说。卡特中心一方面进行典型的个案研究，派学生、老师到农村进行调研；另一方面采用经济学的范式与统计的方法，依托大的数据库对全国的情况进行研究。“这两条腿都要走。”
责任编辑：张蕾磊 陈晓丽
0.1年——10年
在浙大农经系黄祖辉、钱文荣、郭红东等老师的指导下，从生疏到熟练，他慢慢掌握了调查地点的规律，“车站、小餐馆和城乡结合部外来务工人员比较多，白天饭点时到他们吃饭的地方，晚上就去他们的工棚”。首轮调研共调查了458名外来务工人员。
在此基础上，龚斌磊在大三前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影响在杭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研究”，并获得了浙大优秀毕业论文的称号。龚斌磊说：“第一次发现，专注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多么地愉快。”这在他的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决定今后要走科研的道路”。
成功在三年内完成了大学学业的龚斌磊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以后会将这项调查一直坚持下去，并坚持十年。
虽然身在美国，龚斌磊仍对中国的“三农”问题非常感兴趣，2010年5月回国进行了第二轮调查，收集了841份调查问卷。同年，利用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他在国内排名第一的农经类学术杂志《中国农村经济》上发表了《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杭州市部分农民工的调查》一文。
“虽然这篇論文有一定的学术发现，但是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外来务工人员群体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因此，之后的六年，无论是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农经系、美国莱斯大学经济系和统计系、美国布朗大学经济系、美国创新扶贫行动组织、威德福国际还是美国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每年夏天，他都会回到浙大，招募学生，延续相同的调查。
“一方面，是想切切实实地了解这个群体、研究这个群体、帮助这个群体，为今后的科研收集数据；另一方面，是重温自己当初打开学术殿堂之门的感觉，也借此机会，给自己的学弟学妹们一个接触社会、接触学术研究的机会。”
在此过程中，龚斌磊不但自己出资支付调研员们的薪水，还要求每一位参与调研的学生完成一份调研体验，记录调研中的点滴，并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虽然这些调研体验与自己的研究内容无关，但龚斌磊觉得可以让学弟学妹们反思调研过程经历从而得到更多收获。“因为很多时候在探索的过程中才能发现问题，然后才能发现感兴趣的东西。”
随着数据的积累，龚斌磊和团队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近年来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呈下降趋势。“虽然下降的程度不大，可能就0.1年，但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预期它应该是上升的。”为探寻问题的真相，他进行了严格的经济学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低于工作经验回报率是主要原因。“教育有成本，会让他们损失去工作所带来的收益以及积累的工作经验。教育能够增加收入，有回报率；工作经验的积累也可以增加收入，也有回报率。而杭州地区工作经验的回报率可能比教育的回报率更高。他们作为理性人，选择工作而不是教育就有了解释。”
然而，从长期来看，教育年限低，收入的天花板会比较低，工作年限也会比较短，还会影响子代的教育程度。而这些是外来务工人员可能没有考虑到的。“从整个生命周期来讲，应该考虑去获得更多的教育，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讲，应该追求这一辈子而不是那几年能赚多少钱。”对政府而言，则需要考虑接下来的供给侧改革，人才和产业升级是否配套？“工业制造要2.0了，我们的人才能不能跟上？如果政府觉得教育程度的下降和我们以后对人才的需求是不匹配的，那就应该去做一些政策扶持，比如说减免学费，增加奖学金，改革大学课程使其更加务实等，使新毕业的人到了就业市场以后，和那些有几年工作的同龄人相比，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杭州——全国
2016年，龚斌磊入选浙江大学“百人计划”，同年全职回到浙大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通常称为卡特中心）任教。2017年，浙大开始建立“中国家庭大数据库”（下文简称“数据库”），龚斌磊作为主要成员，全程参与了数据库建设的讨论、筹划和执行工作。
杭州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反映杭州一地的状况，而数据库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调查。2017年数据库的调查范围涉及中国29个省（市、区）、40011户家庭、127012人（其中农村样本共12732户、81945人），具有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并在城镇、农村研究层面具有代表意义。数据涉及中国农村家庭比较完整的信息，包括家庭的基本结构、就业、收支、财富、农业生产经营、土地利用与流转、人口迁移与市民化、金融行为、社会保障、教育等各个方面。此外，数据还涉及中国基层单位（村委会）的基本情况，以及可供对比研究的城镇家庭数据。
“我们浙大卡特中心旨在建立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基准线（base line），强调基础数据，即使近期看不到很多收益，从远期来说收益也是在慢慢累加。”龚斌磊说，“现在很热门的大数据，样本量很大，但是变量很少。我们强调的是厚数据，不但样本量要大，而且变量要多，这样才有可能识别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后全球想要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或要做咨询报告的政府部门，都能用到这个数据库，找到感兴趣的变量，进行合作交流。而且可以往前追溯，不仅看到当前阶段发展得怎样，还能看到它是怎样从过去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卡特中心——横坎头村
回顾浙大在农村地区家庭调查活动的悠久历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浙大西迁办学，在条件艰苦的湄潭时期， 农业经济系的师生们仍然遵循“实事求是”的校训， 进行暑期农村调查。1998年后，以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为主导，结合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等相关学科， 浙大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农村家庭相关调查，助力“三农”发展。2018年，卡特中心和宁波梁弄镇横坎头村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在宁波建立“一中心一基地”。“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接下来，大家要做的是要潜下去看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碰到了哪些问题，有什么样的解决途径。横坎头村是当初习总书记主政浙江时调研过的村子。2018年年初，习总书记再次给该村回信，肯定了横坎头村这十五年的发展，并提出‘红色基因 绿色发展’的方针。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地研究乡村振兴的样板村。”龚斌磊说。卡特中心一方面进行典型的个案研究，派学生、老师到农村进行调研；另一方面采用经济学的范式与统计的方法，依托大的数据库对全国的情况进行研究。“这两条腿都要走。”
责任编辑：张蕾磊 陈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