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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现代社会中，风险无法预见、消除但风险发生概率可以被降低。作为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如何有效进行风险传播、判断风险发生概率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PX群体事件为例，从国内媒介的叙事方式、技术专家的言论、政府公关、受众的风险认知等多个维度的相互作用探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PX事件 风险传播 政府公关
一、现代社会的风险传播
2012年10月22日宁波镇海发生PX群体性事件，在此之前有厦门PX事件、大连PX事件、福建PX事件等。对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归因，我们不能笼统的将市民“散步”看做是一次由群体暗示与感染引发的群体极化运动，也不能片面地将市民“散步”当做由谣言引起的非理性行为。PX群体性事件属于“人造风险”。郭小平认为，“人造风险”是反思的现代性条件下风险类型，是由人与知识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风险结果常常无法预测。①现代社会风险是伴随现代科技进步出现的，为了将社会风险值降低至零而不去发展科技的做法是愚蠢的。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风险传播，进行风险评估与监测从而降低社会风险发生的概率。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和人为的不确定相联系的风险概念，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知识与不知的合成”。一方面是在经验知识基础上对风险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则是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或行动。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进行风险评估的主体——学科专家——因为风险评估路径或评估角度不同——风险事件的评估结果可能会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从厦门大学中科院院士的观点（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到中科院化学专家的言论（二甲苯就物质本身而言属于低毒，其危害性应该可以控制），加剧了“行动者”的不确定性。在这里，“行动者”可以是政府决策者、媒体从业人员、化工企业管理者以及受众等。
厦大中科院院士的观点被《中国经营报》报道后，颇具争议的风险议题很快被手机、微博、论坛等媒介迅速传播，“原子弹”、“畸形儿”、“白血病”成为PX的关键词，因为“风险传播在知识信息中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削减、隐匿，极易为知识政治所左右”。③之后就引发市民“散步”，导致政府与公众关系紧张。在风险社会中，不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并且力图从这一研究框架内寻找一些解决方案。
二、风险社会中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社会关系
在风险社会中，PX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同行为主体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复杂社会关系的背后必然存在制度性以及结构性压力。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PX群体事件中媒介、技术专家、政府以及受众的认知、态度、行为，并给出相关建议。
1、媒介的叙事方式
媒介在新闻价值的框架内进行风险传播时，往往会把最具戏剧性、冲突性的内容单独“拎出”以达到“吸睛”效果，这种做法不利于受众全面、深度了解风险事件。2007年《中国经营报》报道厦门大学中科院院士关于PX有剧毒的观点，单一的“权威”信源、单一的报道角度以及戏剧化的叙事内容（致癌物、致畸率）马上引起受众关注，在其他媒体的跟进报道下，受众对PX迅速定性致使PX遭到“污名化”。“污名化”过程包括三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通过媒体的风险传播，造成高风险的认知，使风险被无限放大；第二个向度是风险报道中涉及的人、技术、产品、地域等被媒体标记，并被划归为危险性物质；第三个向度是出于风险的媒介化放大和标记，改变了上述人、技术产品、地域的原有特性，使人们在遭遇他们时，产生了思想上的抵触和行为上的对抗。④
PX经过《中国经营报》的风险传播，造成受众对PX高风险的认知，小鱼论坛、《凤凰周刊》再将风险进行放大，使得受众对PX产生认知偏差——受众只知道PX有剧毒，但对于剧毒产生的环境条件、化工企业的控制方式以及政府的风险评估等一概不确定。在《中国经营报》报道中，PX被定性为“剧毒”，“白血病”、“畸形儿”、“原子弹”成为PX的关键词，受众对其产生抵触情绪，本能地采取行动自卫。
大众传媒单一地传播某一位技术专家的风险信号，风险信号中的核心词汇又被其他媒介（论坛、贴吧、微博）继续放大，这种对风险事件的失衡报道方式势必会引起群体对PX“过敏”。
所以，大众传媒在进行风险传播时有必要遵循平衡报道原则。孙培旭认为：“平衡就是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注意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大众传媒对风险事件时效性的追逐与风险事件平衡报道原则在某种情况下相悖，所以，这就需要不同的大众媒介对风险事件进行多元分析，多角度发声，为受众提供不同的“侧面像”而不是言论报道一边倒。当然，媒体对风险事件的全面了解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在其进行风险事件传播时有必要注明“文中所述仅代表XX个人观点，事件全貌有待进一步考究”。
2、技术专家的言论
技术专家的地位在风险传播中举足轻重，其言论会影响受众对周遭环境风险认知的判断。当厦大中科院院士表明其观点时，在PX处于最具争议的时间段中并未或极少出现其他技术精英的不同声音，导致受众“邻避”效应的形成。在五年之后的宁波PX事件中，就算大众传媒极力引用其他意见领袖的多元言论也无法迅速消除受众的风险疑虑、重构受众风险认知。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引起极少数受众的厌恶反感情绪——面对大众传媒在不同时间段的“悖论式”报道，受众很容易将当前社会现实、自身处境、政府政策与利益挂钩。
受众对提供风险信号的媒介和专家的依赖程度越來越深，如果这二者出现失衡，社会就会陷入高度紧张之中。在现代社会中，提供、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可以相辅相成：大众媒介需要引用专家观点支撑报道内容，而专家言论也有必要通过媒体渠道进行广泛传播。媒体传播不同专家的“对话”可以推动受众对风险事件的全面了解。 3、政府公关
风险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威胁越大，人们对其控制的欲望也就愈强烈。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公关是政府必备素养。在宁波PX群体事件中，区政府发布的“说明”以及负责人的言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严格履行审查程序）、市政府坚决不上PX项目的决定以及新闻发布会的召开等都是政府应对风险事件的公关措施。但是，从受众对PX环境风险认知的角度上看，政府公关效果差强人意——PX项目的迁址暗示着政府因为理亏以及迫于舆论压力而做出让步。
现代公关之父艾维·李认为要告知民众以真相，要信奉“凡有利于公众的才有利于组织”，人民之所以心怀偏见乃是因为未能获知充分真相。⑥政府必须传达给受众的真相是——PX危害性可控、PX风险发生概率低。政府应该真诚主动地建构对话模式与公众平等协商，譬如及时利用本地媒介进行风险知识的传播而不是指责民众行为鲁莽等。
4、受众的风险认知
在厦门PX群体性事件爆发期间，媒体的突然“失声”、技术精英的一家之言（PX剧毒）、政府的做法（迁址）使受众谈“PX”色变。受众对当地化工企业的安全监控能力以及PX风险的发生概率不确定，使其对周遭风险认知产生偏差，从而导致社会摩擦。公众“散步”行为的背后隐藏着风险社会下的集体认同心理，是在环保主义的逻辑下进行的维权运动，受众的风险认知能够对其态度、行为产生能动效用。令人欣慰的是，在宁波PX群体事件发生后，《凤凰周刊》、《新京报》、《环球时报》以及《人民日报》等一系列媒体积极作出深度报道与评论，受众不仅对PX风险有了理性认知，而且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
结语
现代社会风险作为科学技术进步的“衍生品”，应当被正确认知，我们不能仅仅了解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更要科学分析其发生概率。媒体对PX风险事件的全面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受众重构风险认知需要一个过程、政府进行风险评估与监测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加大了风险传播的难度。妄图建立独立的监察机构去预见风险是一种徒劳。但是，在对不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加理性地认知风险从而避免做出冲动的决定，采取盲目的行动。□
参考文献
①郭小平，《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研究辨析》[J].《Media Time》，2013-2
②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
③杜建华，《风险传播悖论与平衡报道追求——基于媒介生态视角的考察》[J].《当代传播》，2012（1）
④[美]珍妮·X·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视野》[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152
⑤孙培旭：《论新闻报道的平衡》[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⑥Ray Eldon Hiebert：Courtier to the crowd： the story of Ivy Le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P.157
（作者：湖北大學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传播学硕士）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PX事件 风险传播 政府公关
一、现代社会的风险传播
2012年10月22日宁波镇海发生PX群体性事件，在此之前有厦门PX事件、大连PX事件、福建PX事件等。对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归因，我们不能笼统的将市民“散步”看做是一次由群体暗示与感染引发的群体极化运动，也不能片面地将市民“散步”当做由谣言引起的非理性行为。PX群体性事件属于“人造风险”。郭小平认为，“人造风险”是反思的现代性条件下风险类型，是由人与知识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风险结果常常无法预测。①现代社会风险是伴随现代科技进步出现的，为了将社会风险值降低至零而不去发展科技的做法是愚蠢的。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风险传播，进行风险评估与监测从而降低社会风险发生的概率。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和人为的不确定相联系的风险概念，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知识与不知的合成”。一方面是在经验知识基础上对风险进行评估；另一方面，则是在风险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或行动。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进行风险评估的主体——学科专家——因为风险评估路径或评估角度不同——风险事件的评估结果可能会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从厦门大学中科院院士的观点（PX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到中科院化学专家的言论（二甲苯就物质本身而言属于低毒，其危害性应该可以控制），加剧了“行动者”的不确定性。在这里，“行动者”可以是政府决策者、媒体从业人员、化工企业管理者以及受众等。
厦大中科院院士的观点被《中国经营报》报道后，颇具争议的风险议题很快被手机、微博、论坛等媒介迅速传播，“原子弹”、“畸形儿”、“白血病”成为PX的关键词，因为“风险传播在知识信息中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削减、隐匿，极易为知识政治所左右”。③之后就引发市民“散步”，导致政府与公众关系紧张。在风险社会中，不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并且力图从这一研究框架内寻找一些解决方案。
二、风险社会中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社会关系
在风险社会中，PX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同行为主体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复杂社会关系的背后必然存在制度性以及结构性压力。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PX群体事件中媒介、技术专家、政府以及受众的认知、态度、行为，并给出相关建议。
1、媒介的叙事方式
媒介在新闻价值的框架内进行风险传播时，往往会把最具戏剧性、冲突性的内容单独“拎出”以达到“吸睛”效果，这种做法不利于受众全面、深度了解风险事件。2007年《中国经营报》报道厦门大学中科院院士关于PX有剧毒的观点，单一的“权威”信源、单一的报道角度以及戏剧化的叙事内容（致癌物、致畸率）马上引起受众关注，在其他媒体的跟进报道下，受众对PX迅速定性致使PX遭到“污名化”。“污名化”过程包括三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通过媒体的风险传播，造成高风险的认知，使风险被无限放大；第二个向度是风险报道中涉及的人、技术、产品、地域等被媒体标记，并被划归为危险性物质；第三个向度是出于风险的媒介化放大和标记，改变了上述人、技术产品、地域的原有特性，使人们在遭遇他们时，产生了思想上的抵触和行为上的对抗。④
PX经过《中国经营报》的风险传播，造成受众对PX高风险的认知，小鱼论坛、《凤凰周刊》再将风险进行放大，使得受众对PX产生认知偏差——受众只知道PX有剧毒，但对于剧毒产生的环境条件、化工企业的控制方式以及政府的风险评估等一概不确定。在《中国经营报》报道中，PX被定性为“剧毒”，“白血病”、“畸形儿”、“原子弹”成为PX的关键词，受众对其产生抵触情绪，本能地采取行动自卫。
大众传媒单一地传播某一位技术专家的风险信号，风险信号中的核心词汇又被其他媒介（论坛、贴吧、微博）继续放大，这种对风险事件的失衡报道方式势必会引起群体对PX“过敏”。
所以，大众传媒在进行风险传播时有必要遵循平衡报道原则。孙培旭认为：“平衡就是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意见时，还要注意点出其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意见。”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大众传媒对风险事件时效性的追逐与风险事件平衡报道原则在某种情况下相悖，所以，这就需要不同的大众媒介对风险事件进行多元分析，多角度发声，为受众提供不同的“侧面像”而不是言论报道一边倒。当然，媒体对风险事件的全面了解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在其进行风险事件传播时有必要注明“文中所述仅代表XX个人观点，事件全貌有待进一步考究”。
2、技术专家的言论
技术专家的地位在风险传播中举足轻重，其言论会影响受众对周遭环境风险认知的判断。当厦大中科院院士表明其观点时，在PX处于最具争议的时间段中并未或极少出现其他技术精英的不同声音，导致受众“邻避”效应的形成。在五年之后的宁波PX事件中，就算大众传媒极力引用其他意见领袖的多元言论也无法迅速消除受众的风险疑虑、重构受众风险认知。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引起极少数受众的厌恶反感情绪——面对大众传媒在不同时间段的“悖论式”报道，受众很容易将当前社会现实、自身处境、政府政策与利益挂钩。
受众对提供风险信号的媒介和专家的依赖程度越來越深，如果这二者出现失衡，社会就会陷入高度紧张之中。在现代社会中，提供、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可以相辅相成：大众媒介需要引用专家观点支撑报道内容，而专家言论也有必要通过媒体渠道进行广泛传播。媒体传播不同专家的“对话”可以推动受众对风险事件的全面了解。 3、政府公关
风险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威胁越大，人们对其控制的欲望也就愈强烈。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公关是政府必备素养。在宁波PX群体事件中，区政府发布的“说明”以及负责人的言论（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严格履行审查程序）、市政府坚决不上PX项目的决定以及新闻发布会的召开等都是政府应对风险事件的公关措施。但是，从受众对PX环境风险认知的角度上看，政府公关效果差强人意——PX项目的迁址暗示着政府因为理亏以及迫于舆论压力而做出让步。
现代公关之父艾维·李认为要告知民众以真相，要信奉“凡有利于公众的才有利于组织”，人民之所以心怀偏见乃是因为未能获知充分真相。⑥政府必须传达给受众的真相是——PX危害性可控、PX风险发生概率低。政府应该真诚主动地建构对话模式与公众平等协商，譬如及时利用本地媒介进行风险知识的传播而不是指责民众行为鲁莽等。
4、受众的风险认知
在厦门PX群体性事件爆发期间，媒体的突然“失声”、技术精英的一家之言（PX剧毒）、政府的做法（迁址）使受众谈“PX”色变。受众对当地化工企业的安全监控能力以及PX风险的发生概率不确定，使其对周遭风险认知产生偏差，从而导致社会摩擦。公众“散步”行为的背后隐藏着风险社会下的集体认同心理，是在环保主义的逻辑下进行的维权运动，受众的风险认知能够对其态度、行为产生能动效用。令人欣慰的是，在宁波PX群体事件发生后，《凤凰周刊》、《新京报》、《环球时报》以及《人民日报》等一系列媒体积极作出深度报道与评论，受众不仅对PX风险有了理性认知，而且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
结语
现代社会风险作为科学技术进步的“衍生品”，应当被正确认知，我们不能仅仅了解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更要科学分析其发生概率。媒体对PX风险事件的全面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受众重构风险认知需要一个过程、政府进行风险评估与监测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加大了风险传播的难度。妄图建立独立的监察机构去预见风险是一种徒劳。但是，在对不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加理性地认知风险从而避免做出冲动的决定，采取盲目的行动。□
参考文献
①郭小平，《风险传播与危机传播的研究辨析》[J].《Media Time》，2013-2
②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
③杜建华，《风险传播悖论与平衡报道追求——基于媒介生态视角的考察》[J].《当代传播》，2012（1）
④[美]珍妮·X·卡斯帕森：《风险的社会视野》[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152
⑤孙培旭：《论新闻报道的平衡》[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⑥Ray Eldon Hiebert：Courtier to the crowd： the story of Ivy Le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P.157
（作者：湖北大學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传播学硕士）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