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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人在纽约》和《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通过对特定时期移民的特定心态和际遇的展现，刻画了小说主人公渴望实现“美国梦”的过程。笔者试图通过透视这两种“美国梦”，观照小说的主人公在身份断裂、文化冲突、认同危机中所呈现的复杂生存状态。
关键词：美国梦；身份建构；认同；原乡
作者简介：张丽诗，女，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01
一、情感的生成和置换——想象中的西方与现实的西方之别
无论是《北京人在纽约》的王起明、郭燕夫妇，还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里的牟天磊，他们对于西方的想象在未出国之前都体现为一种狂热的渴望和期待。这种情感的生成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潮流有关。也就是说，这是历史共鸣的一种体现，所以无论是王起明、郭燕夫妇的愿望——想去美国发家致富，还是牟天磊求学的渴望——去美国追求更高的教育。这种“美国梦”式的初衷成为一种对于更优越条件、更丰厚回报、更优秀资源的幻想，都形成了一部特定时代下人们特定心态出现的历史协奏曲。在实际上是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国民对于发达国家的充满欲望的表意投射。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是留学生，一个是乐团的小提琴手，在国外却承受着相同的反差——国内的生活恣意，和初到美国的底层生活让他们无所适从（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失望、压迫、竞争与黑暗，残忍），甚至在情感上也无所归依。这种巨大的矛盾和张力形成了一种情感和物质双重的失重感，在想象和现实的背离之下陷入多层困境中。
而《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以一个归国留美博士的自白，重现了留美生活对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挤压：物质条件的贫困，精神上被高度紧张的学习占有，单调的生活，当地人对于华人的歧视等等，这些在美华人独处异乡，遭受着异质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面对着生存的压力和不被认同的危险。牟天磊的精神危机是在归国之后对于美国的回忆中显露出来的，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的，“缅怀不只是一种内省或回顾的行为，它是痛苦的重归所属，拼凑被支解割裂的过去，了解当前创伤的行为。”[1]他将对于现实的不满，对故土的思念移置到了与意珊的书信上，尽管意珊只是一个陌生女子，但他却能诉诸笔端，娓娓讲述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一种情感的宣泄，私人化的表达，与意珊建立了精神上的依赖关系。去国之后的天磊对于意珊的情感选择是有多维度的精神依托的。首先，意珊作为故国同乡的代表，与天磊有着共同的家乡背景和成长环境，与意珊的通信，在第一要义上体现着对于故国文化根脉的紧密相连；其次，意珊是一位妙龄女子，正值青春韶华，她身上涌现出无限的青春活力，与天磊去国之后所造成的情感/精神的萎缩恰恰相反，对于意珊的关注是天磊情感补偿的一种心理机制。
二、精神家园的叛逃与“返乡”——第三空间的纳入与“他者”的循环
《北京人在纽约》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故事的主人公在去国之后，最终的抉择不同。一个是像王起明那样失去了信仰，失去了文化归依，最终选择流浪在美国，无处可归。他站在美国遥望故乡的立场永远是处于叛逃的姿态，撕裂了与原乡情感、想象的纽带，也背离了与原乡的精神归属。一个是像牟天磊一样，流浪在美国却失去了“根”，但急切想要回望故乡，回到家园，找回他的精神之净土。即使这个故乡与他想象中的皈依不同，但是一旦留在美国他依旧只能继续“无根”漂泊。他的“乡情”正如赵园所说：“在海外华人作者的文化怀乡和大陆青年作者的文化寻根中，‘乡土’都逸出了其语义边界。在日渐摆脱狭隘性（地域文化以至‘本土文化’眼界的狭隘性）的现代人那里，人与乡土的关系将获得更深刻的精神文化性质，表现为人与其世界在相互寻找中遇合，更能反映人主动的文化选择和个体人的精神特性。‘乡情’自然也日渐失去其‘天然性’。”[2]而牟天磊所欲实现的是一种情感冲突在经过斗争、妥协、折衷后的精神想象性返乡。牟天磊将身心都投入在了学习上，把情感投注于和意珊及家人的通信当中，一直延续着对故乡的温情回望，他自我情感的移置是对美国压抑生活的逃避，也是在开辟他的个人情感象牙塔，在象牙塔里回望原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国家“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3]牟天磊的返乡具有自我主体精神复归的使命感，在自动压抑了独处于异乡的个人情绪之后，选择返乡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主体精神的重建和弥补。原乡于他承载着不只是记忆与情感的地图，更是对于未来的指认，对于自我生命青春活力已逝的挽留和主体人格的确认。这种怀乡的意绪只有在独处异乡时才会出现，真正的故乡并非原乡，肉体的返归不过是空间上的位移，精神的返归也不过是满足意识需求上的“想象的共同体”。牟天磊的这种选择正如罗伯特·扬对列维纳斯的评价，“让他者继续成为他者……列维纳斯倡导恰当位置的伦理学，以对于他者的尊重代替对于他者的控制，也倡导一种不是作为否定和吸取而是作为无限分离的欲望理论。”[4]成为永恒的“他者”，逃遁于故乡与异国之间，理想中的“原乡”存在于永恒的他乡，对于异国的逃离和对原乡的追逐最终令自我陷入永恒他者的循环怪圈。
注釋：
[1]转引自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19.
[2]赵园.回归与漂泊—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的乡土意识[J].艺术研究，1989（4）.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
[4]（英）罗伯特·扬：《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赵稀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6 月版.
关键词：美国梦；身份建构；认同；原乡
作者简介：张丽诗，女，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01
一、情感的生成和置换——想象中的西方与现实的西方之别
无论是《北京人在纽约》的王起明、郭燕夫妇，还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里的牟天磊，他们对于西方的想象在未出国之前都体现为一种狂热的渴望和期待。这种情感的生成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潮流有关。也就是说，这是历史共鸣的一种体现，所以无论是王起明、郭燕夫妇的愿望——想去美国发家致富，还是牟天磊求学的渴望——去美国追求更高的教育。这种“美国梦”式的初衷成为一种对于更优越条件、更丰厚回报、更优秀资源的幻想，都形成了一部特定时代下人们特定心态出现的历史协奏曲。在实际上是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国民对于发达国家的充满欲望的表意投射。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是留学生，一个是乐团的小提琴手，在国外却承受着相同的反差——国内的生活恣意，和初到美国的底层生活让他们无所适从（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失望、压迫、竞争与黑暗，残忍），甚至在情感上也无所归依。这种巨大的矛盾和张力形成了一种情感和物质双重的失重感，在想象和现实的背离之下陷入多层困境中。
而《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以一个归国留美博士的自白，重现了留美生活对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挤压：物质条件的贫困，精神上被高度紧张的学习占有，单调的生活，当地人对于华人的歧视等等，这些在美华人独处异乡，遭受着异质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面对着生存的压力和不被认同的危险。牟天磊的精神危机是在归国之后对于美国的回忆中显露出来的，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的，“缅怀不只是一种内省或回顾的行为，它是痛苦的重归所属，拼凑被支解割裂的过去，了解当前创伤的行为。”[1]他将对于现实的不满，对故土的思念移置到了与意珊的书信上，尽管意珊只是一个陌生女子，但他却能诉诸笔端，娓娓讲述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一种情感的宣泄，私人化的表达，与意珊建立了精神上的依赖关系。去国之后的天磊对于意珊的情感选择是有多维度的精神依托的。首先，意珊作为故国同乡的代表，与天磊有着共同的家乡背景和成长环境，与意珊的通信，在第一要义上体现着对于故国文化根脉的紧密相连；其次，意珊是一位妙龄女子，正值青春韶华，她身上涌现出无限的青春活力，与天磊去国之后所造成的情感/精神的萎缩恰恰相反，对于意珊的关注是天磊情感补偿的一种心理机制。
二、精神家园的叛逃与“返乡”——第三空间的纳入与“他者”的循环
《北京人在纽约》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故事的主人公在去国之后，最终的抉择不同。一个是像王起明那样失去了信仰，失去了文化归依，最终选择流浪在美国，无处可归。他站在美国遥望故乡的立场永远是处于叛逃的姿态，撕裂了与原乡情感、想象的纽带，也背离了与原乡的精神归属。一个是像牟天磊一样，流浪在美国却失去了“根”，但急切想要回望故乡，回到家园，找回他的精神之净土。即使这个故乡与他想象中的皈依不同，但是一旦留在美国他依旧只能继续“无根”漂泊。他的“乡情”正如赵园所说：“在海外华人作者的文化怀乡和大陆青年作者的文化寻根中，‘乡土’都逸出了其语义边界。在日渐摆脱狭隘性（地域文化以至‘本土文化’眼界的狭隘性）的现代人那里，人与乡土的关系将获得更深刻的精神文化性质，表现为人与其世界在相互寻找中遇合，更能反映人主动的文化选择和个体人的精神特性。‘乡情’自然也日渐失去其‘天然性’。”[2]而牟天磊所欲实现的是一种情感冲突在经过斗争、妥协、折衷后的精神想象性返乡。牟天磊将身心都投入在了学习上，把情感投注于和意珊及家人的通信当中，一直延续着对故乡的温情回望，他自我情感的移置是对美国压抑生活的逃避，也是在开辟他的个人情感象牙塔，在象牙塔里回望原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国家“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3]牟天磊的返乡具有自我主体精神复归的使命感，在自动压抑了独处于异乡的个人情绪之后，选择返乡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主体精神的重建和弥补。原乡于他承载着不只是记忆与情感的地图，更是对于未来的指认，对于自我生命青春活力已逝的挽留和主体人格的确认。这种怀乡的意绪只有在独处异乡时才会出现，真正的故乡并非原乡，肉体的返归不过是空间上的位移，精神的返归也不过是满足意识需求上的“想象的共同体”。牟天磊的这种选择正如罗伯特·扬对列维纳斯的评价，“让他者继续成为他者……列维纳斯倡导恰当位置的伦理学，以对于他者的尊重代替对于他者的控制，也倡导一种不是作为否定和吸取而是作为无限分离的欲望理论。”[4]成为永恒的“他者”，逃遁于故乡与异国之间，理想中的“原乡”存在于永恒的他乡，对于异国的逃离和对原乡的追逐最终令自我陷入永恒他者的循环怪圈。
注釋：
[1]转引自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19.
[2]赵园.回归与漂泊—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的乡土意识[J].艺术研究，1989（4）.
[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7.
[4]（英）罗伯特·扬：《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赵稀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6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