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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朗格，再一次赴德国之约。临行之前，我特意在Kindle里下载了两本书，一本是季羡林老先生的《留德十年》，另一本是《德意志的浩劫》。其实我从来不认为探寻表厂需要这么凝重，但朗格一定例外。读懂德国，你才可以读懂朗格。
从德累斯顿说起
在踏八这行之前，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对于德国的城市，耳熟能详的也就是寻常那几个，柏林、法兰克福、科隆、慕尼黑，再有生僻一点的城市也都是因为德甲的缘故。德累斯顿在我心里还是陌生的存在。直到我踏上这块土地，认识它，并爱上它。
其实德累斯顿绝非默默无闻，事实上，是我孤陋寡闻了。历史上，它曾经长期是萨克森王国的首都，后来又扮演过波兰的首都角色，因为当时的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后来当选成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于是长期把德累斯顿当成最重要的皇家住处。关于这个人，还有一段与中国的故事。当时的欧洲对中国瓷器非常着迷，这位国王也不例外，相传他曾用一队骑兵和波斯商人交换了48件中国瓷花瓶。不过他并不是为了收藏，而是找来一名化学家，让他研究中国瓷器的制造术，并最终获得成功。随后，著名的德国瓷器品牌梅森瓷器创立，于是，德累斯顿也成为欧洲的瓷器制造业中心。
借助于这位热爱科学艺术的国王的推进，到十八世纪时，德累斯顿已经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科学文化艺术中心，能够制作出水准极高的珠宝、瓷器、镜子等艺术品，这些都为后来德累斯顿成为德国精密仪器生产中心奠定了基础。在这段时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完工，那便是茨温格宫的数字物理沙龙。
茨温格宫数学物理沙龙
第次到德累斯顿时，因为当时数学物理沙龙正在进行全面的整修而关闭，无缘相见。这一次，行程的最后一天，终于没有错过它。
茨温格宫的数学物理沙龙，其实最早的雏形是君主专门用于收集各种用于战争的盔甲武器等各种军需品的场所，直到1724年，其中一些物理测量和数学仪器才开始从军械库中分离出来，1746年，茨温格宫专门辟出了一块区域，用于所有测量长度、重量、体积、温度和时间的仪器，也就是茨温格宫的F馆，数学物理沙龙也由此正式成立，直至今日。这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历史展览馆之一，也是最早专为科学及计时仪器而设的博物馆。然而，对于德国，对于德累斯顿，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网罗和培养了一大批的制表人才，比如约翰·克里斯迪昂·菲烈特里西·古特凯斯、约翰·海因里希·赛菲尔特、约翰·菲烈特里西·舒曼等等，这些都成为后来德累斯顿制表业的核心人物。当然，这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数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他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学徒时光，对钟表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远大的抱负，并最终引导了格拉苏蒂镇乃至德国制表业的新生。
如今，茨温格宫数学物理沙龙在朗格表厂的资助下，已经结束了六年的大修，重新对游客开放。目前这里收藏了超过400件展品，包括各种钟表、自动机械、望远镜和地球仪等。比如1586年由Paulus Schuster制作的塔钟，拥有八枚机芯，具备时间显示、星盘、响闹及年历功能；约1690年时，由Andreas Gartner所制的通用时钟，通过同发条机构控制时钟上的360个小时盘；1707年，由Johann Michae Haager制造的星时计，通过天上星座的方位来获取时间。
当然，其中更少不了朗格的众多钟表珍品，比如1902年面世的“42500”怀表，这是朗格历来制作过的最复杂的怀表，问世后曾一度下落不明，直到一百年后才再度回到表厂手中，现在经过了表厂为期数年的修复，在沙龙里与大家相见。当然，与沙龙渊源颇深的Lange 1系列，也是沙龙中重要的展品。
智人和强人
翻开朗格的发展史，有两个人至关重要。
第一位，创始人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他年仅15岁就成为著名宫廷钟表师古特凯斯的学徒。当时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喜欢看歌剧，在他的主导下，帕森歌剧院落成完工。同时，国王还交给了古特凯斯一项任务，希望他能设计一个报时钟，便于观众在音乐会期间能随时知道时间，但是又不会被钟的报时声音打扰到。古特凯斯带着他的学徒阿道夫·朗格开始了这项工作，最终设计了著名的五分钟数字钟，它以两个窗口显示时间，左边窗口以罗马数字显示小时，而右边则用阿拉伯数字以五分钟的间距来显示分钟，这也是五分钟数字钟名字的由来。显示数字的转换通过转鼓实现，如同舞台换幕一样，平滑无声。如今，这个五分钟数字钟已成为帕森歌剧院著名的景观之一，后来更成为我们所熟知的Lange 1的标志性设计。这个故事也再次告诉我们，君主的喜好和艺术品味，是可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的。
阿道夫·朗格很快在制表业脱颖而出，他不仅成为了古特凯斯的有力助手，同时还成为了他的女婿，这使得他与大师的合作更为紧密。但阿道夫·朗格的志向并不止于此，此时他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力量，并开始意识到，仅拥有制表技术是不够的，德国还需要有自己的制表工业。当时的德国经济，正由轻纺工业逐步向铁路建设和钢铁等重工业转变，这也为精密制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阿道夫·朗格经过深思熟虑，向萨克森政府提出了自己振兴经济的建议，即把格拉苏蒂镇从已经落没的银矿开采产业释放出来，转型发展制表工业。这建议得到了政府的同意。1845年12月7日，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在格拉苏蒂镇正式创办了Lange&Cie.表厂，招收了十五名年轻的制帽和采矿工人当学徒，从此，改变了整个格拉苏蒂镇的面貌，乃至整个德国的制表工业。
阿道夫·朗格无疑是一位智者，作为制表大师，他申请了三十多项钟表专利，并创立了著名的朗格表厂。但他更伟大的成就，在一位用他的眼光与智慧创立了朗格表厂，另一位用他的坚韧与顽强，重新扶起了倒塌下的表厂。这一位智者，一位强者，带给朗格、带给格拉苏蒂镇、带给德国，甚至带给我们这些看客的，是一份波澜壮阔的传奇。
于他以他的大智慧和眼光，重塑了整个德国的制表体系。在此之前，格拉苏蒂镇几近没落，朗格的重建计划给予了它重生的动力，开创了一个制表时代。同时，他还将公制系统引进了制表行业，使得各个部件的设计更为统一标准（公制系统是1799年由法国最先使用的，在此之前，欧洲各国甚至德国各州都有不同的度量标准，这使得之间的贸易格外困难）。另外，他还设计并改进了许多制表工具，推进了生产的精准度。他的这些努力，不仅使得朗格表厂受益，更使得整个德国制表业得以受益。此后数年，格拉苏蒂镇云集了一大批制作腕表以及表带、表扣、表盘等相关设备的制造工厂，成为瑞士以外的欧洲钟表业重镇，其出产的座钟、立钟、怀表、腕表以及航海仪器和工业仪表等，畅销欧洲大陆，甚至也传到了中国。究根溯源，都是朗格先生当年的贡献。 而另一位对朗格表厂影响深远的人，则是阿道夫·朗格的第四代传人，朗格历史上的位“强人”——瓦尔特·朗格。
瓦尔特·朗格出生于1924年，16岁时便进入奥地利Karlstein的钟表学校学习制表技术，准备继承衣钵，但好景不长，一年半后瓦尔特·朗格应征入伍，直接被送到二战战场。战争的惨烈使他两次身负重伤，更在撤退时死里逃生，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而此时，在他的故乡，一场二战史上最具争议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不仅摧毁了德累斯顿的大部分建筑，也将朗格表厂炸为废墟——这幕，被刚刚从战场上回来的瓦尔特·朗格亲眼目睹。
瓦尔特·朗格先生坦言，二战以及相关的回忆，对他而言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但这却并没有让朗格先生放弃自己儿时的梦想，反而让他越来越强烈地渴望重振祖业。历经几番磨难，1990年，朗格先生终于重建表厂，而此时，他已经是过了退休的年龄。随后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朗格表厂凭借几款新作重回历史舞台，并越来越稳地站在制表行业的巅峰。
一位用他的眼光与智慧创立了朗格表厂，另一位用他的坚韧与顽强，重新扶起了倒塌下的表厂。这一位智者，一位强者，带给朗格、带给格拉苏蒂镇、带给德国，甚至带给我们这些看客的，是一份波澜壮阔的传奇。
这次的参观与以往的表厂参观很不一样，除了全程了解朗格表各个步骤的制作工艺之外，表厂还特别给我们安排了两堂制表课程，一是雕刻，一是二次组装，以便更直观地感受到朗格的制表理念。
朗格的手工雕刻部门并不大，只有六名雕刻师，负责整个表厂的雕刻工作。虽然是严谨的德国，但是创作这件事情上，朗格仍然给予了很大的空间。所以，这六名雕刻师可以按自己的个人风格来进行手工雕刻，由他们雕刻出来的摆轮夹板，每一款绝不雷同，而这也令每一款腕表独一无二。甚至过了许多年，只要一看夹板上的花纹，也能够辨得出这是出自哪一位雕刻师之手。有时候，雕刻师也会接受客人的订制服务，设计专属的印记。
我们 行“学员”看着雕刻师拿着工具笔在夹板上行云流水，一会儿工夫就刻出一朵柔美之花，以为来得轻巧，于是不服输地上台一试，品牌为了照顾我们的基础，还特意准备了比正常大一倍的摆轮夹板，没想到这工具笔一下子就不听话了，轻了划不出痕，重了又怕割着手，别说绕出一朵花，就连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都不容易。这真是看花容易绣花难啊。
朗格学堂的第二节课是二次组装，这是朗格最重要的传统和引以为傲的特质。在朗格，每一枚腕表机芯在经过第次组装后，会经过一次“五方位”的精密调校，一切合格之后，机芯会被完全拆解，然后制表师再对机芯的某些部件进行最后的整饰，比如说为3/4夹板加上格拉苏蒂菱纹、对黄金套筒以及各个齿轮进行手工抛光、普通螺丝由蓝钢螺丝取代等，然后才再次组装，放入表壳，完成四至六周的测试后，交付成品。这也是为什么朗格每年的产量极其有限的原因。这次课堂，我们所做的其实只有很简单的件事情，拆掉六个螺丝，卸下齿轮，重新打磨后再换成蓝钢螺丝装上。但就这么一件事情却耗费了近三个小时时间，还没能做到尽善尽美地完成。这要真是学徒生涯，大概是要受罚了。一曲德式赞歌
坦白说，朗格的表款我都很难驾驭，尤其是之前的一些表款，带有非常明显的德国痕迹，表壳有很坚毅的直角，极其硬朗。但我却偏偏对这样的表款情有独钟，每一次看到它们都有种热血澎湃的感觉。那种金属的光芒，那种固执的气质，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品牌。这一点，我没有夸张，在四年前我写第篇关于朗格的文章时，我就是这种感觉。它的气质甚至能制造一个气场，将那些性格相类的人吸引到一起。
在季老先生的《留德十年》里，曾说过好几个例子，当年他求学时，正逢二战时的轰炸，当其他人都忙着躲避炸弹时，偏偏有个德国的老教授正笃定地在计算炸弹的爆炸时间与距离差。这是一个做学问做到痴迷的德国学者。当时我读到这里，突然间就想到瓦尔特·朗格的那段经历，同样的痴迷于复兴祖业，烽火不断。这大概是德国人血脉中的共性，因为坚信，所以坚持。这一点，何其珍贵。
经历战乱纷争，经历百年沉浮，从统一到分裂，从战乱到和平，从沉寂到崛起，朗格跟德国样，在苦难与荣耀之间辗转徘徊，始终不变的，是那份信念与坚持。这便是朗格，一曲德式的赞歌。
从德累斯顿说起
在踏八这行之前，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对于德国的城市，耳熟能详的也就是寻常那几个，柏林、法兰克福、科隆、慕尼黑，再有生僻一点的城市也都是因为德甲的缘故。德累斯顿在我心里还是陌生的存在。直到我踏上这块土地，认识它，并爱上它。
其实德累斯顿绝非默默无闻，事实上，是我孤陋寡闻了。历史上，它曾经长期是萨克森王国的首都，后来又扮演过波兰的首都角色，因为当时的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后来当选成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于是长期把德累斯顿当成最重要的皇家住处。关于这个人，还有一段与中国的故事。当时的欧洲对中国瓷器非常着迷，这位国王也不例外，相传他曾用一队骑兵和波斯商人交换了48件中国瓷花瓶。不过他并不是为了收藏，而是找来一名化学家，让他研究中国瓷器的制造术，并最终获得成功。随后，著名的德国瓷器品牌梅森瓷器创立，于是，德累斯顿也成为欧洲的瓷器制造业中心。
借助于这位热爱科学艺术的国王的推进，到十八世纪时，德累斯顿已经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科学文化艺术中心，能够制作出水准极高的珠宝、瓷器、镜子等艺术品，这些都为后来德累斯顿成为德国精密仪器生产中心奠定了基础。在这段时间，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完工，那便是茨温格宫的数字物理沙龙。
茨温格宫数学物理沙龙
第次到德累斯顿时，因为当时数学物理沙龙正在进行全面的整修而关闭，无缘相见。这一次，行程的最后一天，终于没有错过它。
茨温格宫的数学物理沙龙，其实最早的雏形是君主专门用于收集各种用于战争的盔甲武器等各种军需品的场所，直到1724年，其中一些物理测量和数学仪器才开始从军械库中分离出来，1746年，茨温格宫专门辟出了一块区域，用于所有测量长度、重量、体积、温度和时间的仪器，也就是茨温格宫的F馆，数学物理沙龙也由此正式成立，直至今日。这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历史展览馆之一，也是最早专为科学及计时仪器而设的博物馆。然而，对于德国，对于德累斯顿，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网罗和培养了一大批的制表人才，比如约翰·克里斯迪昂·菲烈特里西·古特凯斯、约翰·海因里希·赛菲尔特、约翰·菲烈特里西·舒曼等等，这些都成为后来德累斯顿制表业的核心人物。当然，这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数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他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学徒时光，对钟表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远大的抱负，并最终引导了格拉苏蒂镇乃至德国制表业的新生。
如今，茨温格宫数学物理沙龙在朗格表厂的资助下，已经结束了六年的大修，重新对游客开放。目前这里收藏了超过400件展品，包括各种钟表、自动机械、望远镜和地球仪等。比如1586年由Paulus Schuster制作的塔钟，拥有八枚机芯，具备时间显示、星盘、响闹及年历功能；约1690年时，由Andreas Gartner所制的通用时钟，通过同发条机构控制时钟上的360个小时盘；1707年，由Johann Michae Haager制造的星时计，通过天上星座的方位来获取时间。
当然，其中更少不了朗格的众多钟表珍品，比如1902年面世的“42500”怀表，这是朗格历来制作过的最复杂的怀表，问世后曾一度下落不明，直到一百年后才再度回到表厂手中，现在经过了表厂为期数年的修复，在沙龙里与大家相见。当然，与沙龙渊源颇深的Lange 1系列，也是沙龙中重要的展品。
智人和强人
翻开朗格的发展史，有两个人至关重要。
第一位，创始人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他年仅15岁就成为著名宫廷钟表师古特凯斯的学徒。当时的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喜欢看歌剧，在他的主导下，帕森歌剧院落成完工。同时，国王还交给了古特凯斯一项任务，希望他能设计一个报时钟，便于观众在音乐会期间能随时知道时间，但是又不会被钟的报时声音打扰到。古特凯斯带着他的学徒阿道夫·朗格开始了这项工作，最终设计了著名的五分钟数字钟，它以两个窗口显示时间，左边窗口以罗马数字显示小时，而右边则用阿拉伯数字以五分钟的间距来显示分钟，这也是五分钟数字钟名字的由来。显示数字的转换通过转鼓实现，如同舞台换幕一样，平滑无声。如今，这个五分钟数字钟已成为帕森歌剧院著名的景观之一，后来更成为我们所熟知的Lange 1的标志性设计。这个故事也再次告诉我们，君主的喜好和艺术品味，是可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的。
阿道夫·朗格很快在制表业脱颖而出，他不仅成为了古特凯斯的有力助手，同时还成为了他的女婿，这使得他与大师的合作更为紧密。但阿道夫·朗格的志向并不止于此，此时他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力量，并开始意识到，仅拥有制表技术是不够的，德国还需要有自己的制表工业。当时的德国经济，正由轻纺工业逐步向铁路建设和钢铁等重工业转变，这也为精密制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阿道夫·朗格经过深思熟虑，向萨克森政府提出了自己振兴经济的建议，即把格拉苏蒂镇从已经落没的银矿开采产业释放出来，转型发展制表工业。这建议得到了政府的同意。1845年12月7日，费尔迪南多·阿道夫·朗格在格拉苏蒂镇正式创办了Lange&Cie.表厂，招收了十五名年轻的制帽和采矿工人当学徒，从此，改变了整个格拉苏蒂镇的面貌，乃至整个德国的制表工业。
阿道夫·朗格无疑是一位智者，作为制表大师，他申请了三十多项钟表专利，并创立了著名的朗格表厂。但他更伟大的成就，在一位用他的眼光与智慧创立了朗格表厂，另一位用他的坚韧与顽强，重新扶起了倒塌下的表厂。这一位智者，一位强者，带给朗格、带给格拉苏蒂镇、带给德国，甚至带给我们这些看客的，是一份波澜壮阔的传奇。
于他以他的大智慧和眼光，重塑了整个德国的制表体系。在此之前，格拉苏蒂镇几近没落，朗格的重建计划给予了它重生的动力，开创了一个制表时代。同时，他还将公制系统引进了制表行业，使得各个部件的设计更为统一标准（公制系统是1799年由法国最先使用的，在此之前，欧洲各国甚至德国各州都有不同的度量标准，这使得之间的贸易格外困难）。另外，他还设计并改进了许多制表工具，推进了生产的精准度。他的这些努力，不仅使得朗格表厂受益，更使得整个德国制表业得以受益。此后数年，格拉苏蒂镇云集了一大批制作腕表以及表带、表扣、表盘等相关设备的制造工厂，成为瑞士以外的欧洲钟表业重镇，其出产的座钟、立钟、怀表、腕表以及航海仪器和工业仪表等，畅销欧洲大陆，甚至也传到了中国。究根溯源，都是朗格先生当年的贡献。 而另一位对朗格表厂影响深远的人，则是阿道夫·朗格的第四代传人，朗格历史上的位“强人”——瓦尔特·朗格。
瓦尔特·朗格出生于1924年，16岁时便进入奥地利Karlstein的钟表学校学习制表技术，准备继承衣钵，但好景不长，一年半后瓦尔特·朗格应征入伍，直接被送到二战战场。战争的惨烈使他两次身负重伤，更在撤退时死里逃生，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而此时，在他的故乡，一场二战史上最具争议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不仅摧毁了德累斯顿的大部分建筑，也将朗格表厂炸为废墟——这幕，被刚刚从战场上回来的瓦尔特·朗格亲眼目睹。
瓦尔特·朗格先生坦言，二战以及相关的回忆，对他而言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但这却并没有让朗格先生放弃自己儿时的梦想，反而让他越来越强烈地渴望重振祖业。历经几番磨难，1990年，朗格先生终于重建表厂，而此时，他已经是过了退休的年龄。随后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朗格表厂凭借几款新作重回历史舞台，并越来越稳地站在制表行业的巅峰。
一位用他的眼光与智慧创立了朗格表厂，另一位用他的坚韧与顽强，重新扶起了倒塌下的表厂。这一位智者，一位强者，带给朗格、带给格拉苏蒂镇、带给德国，甚至带给我们这些看客的，是一份波澜壮阔的传奇。
这次的参观与以往的表厂参观很不一样，除了全程了解朗格表各个步骤的制作工艺之外，表厂还特别给我们安排了两堂制表课程，一是雕刻，一是二次组装，以便更直观地感受到朗格的制表理念。
朗格的手工雕刻部门并不大，只有六名雕刻师，负责整个表厂的雕刻工作。虽然是严谨的德国，但是创作这件事情上，朗格仍然给予了很大的空间。所以，这六名雕刻师可以按自己的个人风格来进行手工雕刻，由他们雕刻出来的摆轮夹板，每一款绝不雷同，而这也令每一款腕表独一无二。甚至过了许多年，只要一看夹板上的花纹，也能够辨得出这是出自哪一位雕刻师之手。有时候，雕刻师也会接受客人的订制服务，设计专属的印记。
我们 行“学员”看着雕刻师拿着工具笔在夹板上行云流水，一会儿工夫就刻出一朵柔美之花，以为来得轻巧，于是不服输地上台一试，品牌为了照顾我们的基础，还特意准备了比正常大一倍的摆轮夹板，没想到这工具笔一下子就不听话了，轻了划不出痕，重了又怕割着手，别说绕出一朵花，就连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都不容易。这真是看花容易绣花难啊。
朗格学堂的第二节课是二次组装，这是朗格最重要的传统和引以为傲的特质。在朗格，每一枚腕表机芯在经过第次组装后，会经过一次“五方位”的精密调校，一切合格之后，机芯会被完全拆解，然后制表师再对机芯的某些部件进行最后的整饰，比如说为3/4夹板加上格拉苏蒂菱纹、对黄金套筒以及各个齿轮进行手工抛光、普通螺丝由蓝钢螺丝取代等，然后才再次组装，放入表壳，完成四至六周的测试后，交付成品。这也是为什么朗格每年的产量极其有限的原因。这次课堂，我们所做的其实只有很简单的件事情，拆掉六个螺丝，卸下齿轮，重新打磨后再换成蓝钢螺丝装上。但就这么一件事情却耗费了近三个小时时间，还没能做到尽善尽美地完成。这要真是学徒生涯，大概是要受罚了。一曲德式赞歌
坦白说，朗格的表款我都很难驾驭，尤其是之前的一些表款，带有非常明显的德国痕迹，表壳有很坚毅的直角，极其硬朗。但我却偏偏对这样的表款情有独钟，每一次看到它们都有种热血澎湃的感觉。那种金属的光芒，那种固执的气质，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品牌。这一点，我没有夸张，在四年前我写第篇关于朗格的文章时，我就是这种感觉。它的气质甚至能制造一个气场，将那些性格相类的人吸引到一起。
在季老先生的《留德十年》里，曾说过好几个例子，当年他求学时，正逢二战时的轰炸，当其他人都忙着躲避炸弹时，偏偏有个德国的老教授正笃定地在计算炸弹的爆炸时间与距离差。这是一个做学问做到痴迷的德国学者。当时我读到这里，突然间就想到瓦尔特·朗格的那段经历，同样的痴迷于复兴祖业，烽火不断。这大概是德国人血脉中的共性，因为坚信，所以坚持。这一点，何其珍贵。
经历战乱纷争，经历百年沉浮，从统一到分裂，从战乱到和平，从沉寂到崛起，朗格跟德国样，在苦难与荣耀之间辗转徘徊，始终不变的，是那份信念与坚持。这便是朗格，一曲德式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