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天、地、人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立的系统，而是彼此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们同处于一个充满生机的生命洪流中，是生生不息、一气贯通的。从人际关系看，中国文化主张群我和谐、人我和谐，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人际关系的伦理体系。从人的身与心的关系看，表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肯定身是心的基础，在承认身心统一、神形不离思想的基础上，强调人的修身和正心，重视道德修养。
　　[关键词]和；概念梳理；人与际；人自我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0)04－0029－09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处处充满着贵和、重合的思想。那么，什么是“和”?“和”字出现得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中国古代两本重要的字书《广雅》和《说文解字》在对“和”的解释中认为，和就是谐，把和、谐看作是一个意思。《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也认为，和，就是和谐、协调。可见，和、谐在本义上是相同的。
　　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父(史伯)最早提出了“和”这一概念。史伯在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指出，西周灭亡的原因是周王亲小人、远贤臣，不顾人民的意愿，“去和而取同”。在史伯看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我们后来常用的“和”、“同”概念就是来源于这里。那么，史伯说的“和”、“同”是什么意思?史伯举例说，金木水火土相配合，就能生成万事万物；五种滋味相调和，就能满足人的口味；六种音律相协和，就能使人赏心悦目。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就谈不上有动听的音乐；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就构不成五彩缤纷的世界；如果只有一种味道，就谈不上鲜美可口的佳肴。这就是“同则不继”。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和”是在承认矛盾差别基础上的多样性的统一，“同”是否认矛盾差别的绝对同一。史伯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比史伯晚200多年的齐相晏婴继承了史伯的“和”、“同”思想，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当齐侯提出“和与同有没有差别”这一问题时，晏婴用比喻的方式对“和”、“同”问题做了形象的阐释。他说，厨师做汤时要用各种不同的调味品来调制，才能使汤美味可口；乐师要协调各种不同特色的声音，才能创造出美妙动听的音乐。君主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当制定一项决策，发布一项命令时，要善于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决策或命令更加完善合理。在史伯、晏婴那里，已经把“和”、“同”的最基本内涵表述出来了。但把“和”、“同”思想作为一种道德要求，作为评判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则是春秋末期的孔子。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孔子时代，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主要是道德的高低，道德高低不同，处事方式也就有明显的不同。具体说就是，君子在为人处事方面，既坚持原则又不排斥不同意见，不是否认矛盾差别，而是求同存异；而小人在为人处事方面，则是一味消灭矛盾差别，一团和气，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在处理问题时，能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
　　孔子以后，“和”、“同”之辨就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和”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基本精神之一。本文将从八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做一回顾和梳理，并对传统和谐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做一展望。
　　
　　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生态伦理平衡的天人和谐之学
　　
　　在中国文化中，天、地、人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立的系统，彼此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们同处于一个充满生机的生命洪流之中，是生生不息、一气贯通的。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一开始就把认知的视角放在天人关系上，认为做学问如果不关注天人关系，就不能称之为学问。因此，像西方社会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问在中国几乎不曾出现过。为什么“天人合一”能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因为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农立国的农业国家，农业要靠天吃饭，要搞好农业生产，就要了解天文历法，了解时令和季节的变化，所以，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人的生存和发展与天和自然的关系非常密切，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基本特征，历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探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周易》提出了“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天人和谐思想，以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以后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相与”说，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说，刘禹锡、柳宗元提出了“天人相交”说，程颢提出了“天人同体”说，张载、王夫之提出了“天人一气”说，朱熹提出了“天人_理”说，陆象山、王阳明提出了“天人·心”说，等等。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皇家园林“颐和园”，都反映了和谐的思想理念。可见，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天人合一问题始终是中国哲学家最看重的哲学问题。天人合—思想的具体表现之-是天人和谐，那么，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落脚点在哪里?是落脚在“天”上，还是在“人”上?讲天讲地，最终目的是要落实到人，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荀子说的“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这是由中国传统哲学重道德人伦、重人生价值、重生命存在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论、认识论、政治论、伦理学是贯通的，而不是彼此分离的。
　　那么，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究竟有什么表现?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将人与万物视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主张人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反对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出了“取物限量，顺天择时”的生态伦理思想。儒家—直主张，要推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的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如孔子要求人们以友善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提出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主张只用鱼竿钓鱼，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反对射杀夜宿回巢的鸟，孔子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持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孔子这一论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至今仍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人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荀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孟子、荀子讲的都是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再譬如，《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孟子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荀子云“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淮南子》云“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都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甚至 把是否保护生态环境与“孝”联系在一起，《礼记》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宋代张载在《正蒙》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儒家是这样，道家也是这样。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的基本归宿。庄子也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大自然和谐，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和谐境界。儒家、道家是这样，法家也是如此。在处理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法家与儒家、道家有天壤之别；但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法家与儒家、道家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秦朝的法律《田律》明文规定：春天不得砍伐正在生长中的林木，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捕获幼鸟幼兽，秋冬狩猎时不准打死已经怀孕的禽兽等。再看这样一些诗句：“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请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展示的是一幅幅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欧洲那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很难找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中国当代社会仍具有巨大的思想价值，突出表现在：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内心焦虑、精神压力和矛盾冲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解决人与社会群体、人与人以及人的肉体与心灵之间的和谐问题，解决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命存在的问题。面对自然带给人类的无穷灾难，人类选择生存还是死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给了我们重要启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统一；要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意识，善待大自然，减少对资源的无限制的掠夺和环境破坏，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盲目破坏自然，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最终只能导致人类的灭亡。就像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所警告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为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人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从人与社会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群我和谐、人我和谐的人际和谐之学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构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世界文明相比较，希腊文明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希伯来文明、印度文明侧重于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文明则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如何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中国文化主张群我和谐、人我和谐，并提出了一整套规范人与人之间亲爱友善关系的伦理体系。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肯定等级制度合理的前提下提倡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一等级秩序中，每个社会成员都各尽其职、各安其位。作为国家来说，在财富分配方面要尽量做到平均，使各利益集团之间不至于发生大的矛盾冲突。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重视五伦关系，传统的人际关系是靠五伦、十义来维系的，或者说是三纲六纪来维系的，其核心就是五伦，它们从人伦关系的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怎样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传统哲学提出了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就是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公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也即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儒家所描绘的一幅讲诚信、讲友爱、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的美好蓝图，反映了儒家对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态度。
　　举一个六尺巷的故事。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想让张英给地方官打招呼“修理摆平”吴家。张英接到家人千里迢迢送来的书信后，并没有给地方官打招呼，而是给老家人回了一首诗：“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后，主动在有争议的宅基地上退让了三尺，而邻居吴氏对张家的举动深为感动，也主动退地三尺，于是两家的院墙之间就有了一条宽六尺的巷子。这就是安徽桐城的六尺巷，现在是一个十分有名的旅游景点。毛主席在建国后会见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经讲到这个故事，说起这四句诗，用来表达两国之间的事宜应该谦让、平等。
　　儒家是这样，其他各家也都是按照自己不同的方式追求社会和谐和人际关系和谐。如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强调通过“以法治国”的方式，建构一套适合战国末期统治者需要的“法治”理论，以达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目的；道家主张通过“无为而治”的方式，达到“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状态；墨家试图通过“兼爱”与“非攻”的方式，指出只要人人都懂得兼相爱、交相利，天下就能太平安定，社会就能和谐稳定。中国古代先贤对美好社会理想的追求，虽然带有乌托邦的性质，但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境界，始终代表着中华民族对以人际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发展目标的美好憧憬和不懈追求。
　　传统的和谐思想还可以通过一些成语、俗语反映出来，如和气生财、和气致祥、和衷共济、和颜悦色、和风细雨、和善为邻、和以处众、内和外顺、合成天下、协和万邦、家和万事兴等；还可以通过一系列道德规范和范畴反映出来，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宽、惠、敏、忠、恕、孝、悌、德、勇、慈、爱、利、敬、荣、辱、廉、耻等。目的在于实现人际和谐、社会和谐。
　　但是，我们说，这种和谐思想毕竟是传统的和谐思想，它产生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强调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和谐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和谐还存在本质上的区别：1．传统的和谐是在肯定封建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和谐，它主张“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以肯定群体否定个体的方式来换取社会的暂时和谐，而现代和谐则是充分肯定个人价值，强调以人为本的和谐，它能够协调好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能够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2．传统的和谐是建 立在少数群体剥夺多数群体、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等级和谐”、“静态和谐”，缺乏生机活力，缺乏自身调节机制，常常因矛盾激化、暴力而打破平衡，摧毁“和谐”，出现社会动乱。而现代和谐则是建立在各个利益集团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基础上的“平等和谐”，是公平、公正、不断优化的“动态和谐”，因此矛盾可以预见、化解，具有自身调节的功能。一句话，现代和谐社会不是局部的和谐，而是全面的和谐；不是暂时的和谐，而是长远的、可持续的和谐。具体说就是：通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来维护社会公平；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来形成良好的人际环境；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来维护社会稳定；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来保证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是一种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和谐社会了’和谐社会既是我们的理想，又是我们的目标，要真正达到和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还要付出百倍的艰辛和努力，任重道远。
　　
　　三、从人的身与心(形与神)之间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性命双修、形神俱养的身心(形神)平衡之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自然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人不但要与自然和谐、与他人和谐，同时自身也要和谐，也就是一个人的身心平衡问题。人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存在体，是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统一，如果把精神和肉体分离和对立起来，或者追求精神的满足和幸福，或者追求肉体的刺激和快乐，那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生命或人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就体现在对人的身心关系或神形关系的关注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身(形)是心(神)的基础。如先秦哲学家荀子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命题，南北朝时期思想家范缜也提出了“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思想。有了肉体，然后才有精神的存在，肯定了先有身体后有精神，反映了身心统一、神形不离的思想。二是在承认身心统一、神形不离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要重视修身和正心，重视道德修养。因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人的身心(包括心理、生理、阴阳、脑体等)平衡是一切和谐平衡的基础。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五大矛盾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以及价值的五大危机。这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时时刻刻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尽管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人们还是感到不满足，感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烦闷、压抑和忧虑、孤独和自卑，感到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感到无所适从，人的身心常常处于分裂和矛盾状态中，社会上患有心理、精神疾病的人有增无减。解决这些矛盾冲突和危机，我们很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到方案，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譬如说在对待物质利益的态度问题上，儒家不否定人都有欲望，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但是，这种追求不是无限度的，不是无节制的，而是要符合道德原则，要做到“欲而不贪”。正如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义以为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亦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人在追赶之情欲上，在喜怒哀乐上，在追求物质利益上，要掌握中和适度的原则，要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不能贪得无厌，不能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杜甫日：“富贵必从勤俭得，男儿须读五车书。”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人生的全部追求，就会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宝珠玉者，殃必及身”，“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儒家这种“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完全有可能成为人类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再看看道家。老子曰：“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就是说，过分地沉湎于名利，必定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过分地聚敛财贸，就必定会酿成惨重的损失。老子向我们昭示了一切祸患之源就在于贪图名利及贪婪财贸。老子亦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意思是说，大到一个国家，小至个人生存，最大的祸害就是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现代社会，生活在红尘世间，总有太多的欲求，太多的不愿舍弃，得陇望蜀，欲壑难填。结果是有太多的包袱，太多的放不下，想得到的越多，反而失去的越多。在人短暂的一生中，比金钱、名声更重要的还有健康、家庭、亲情、友情。唐柳宗元专门写过一篇《虫负蝂传》的文章，鲼蝂这种小虫子可以说是最笨最傻最不知放下的小动物，它把遇到的任何东西都拿来背到背上，直到背上的东西把它压趴到地上为止。人生在世，三万来天，非常短暂，学会放下某些东西，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高楼大厦一张床，山珍海味一口饭而已。传统文化告诉我们，面对各种外在诱惑，要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不要过度沉湎于外物的追逐、金钱的诱惑和权力的纷争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人做事能视宠辱如花开花落般平常，才能不惊；视职位去留如云卷云舒般变幻，才能无意。要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才可能心境平和、淡泊自然。如果说儒家是侧重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家侧重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佛教则是侧重于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所以，后世—直就有“以儒治世，以道养身，以佛修心”的说法，以及“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的说法。儒释道三家在对待人生问题上虽有差异，但各具特色。总的精神就是从自我的修炼和道德完善做起，使自己成为一个生活快乐的人，充满人生智慧的人。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生大智慧，其宗旨都是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它要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寻找一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要在功名利禄、醉生梦死、利来利往的世界中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孔颜乐处”。这难道不是一种人生大智慧吗?人生大智慧，全在一个“大”字，一个“小”字，所谓“大”，就是凡事要从大事着眼，长远着想，就是毛泽东评价叶剑英时说的“吕端大事不糊涂”；所谓“小”，就是凡事不要被眼前的既得利益、小恩小惠所蒙蔽。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有些官员就是处理不好这个“大”与“小”的关系，往往因小失大，沦为阶下囚。举几个例子：唐朝时有一个宿州太守叫陈璠，因贪赃枉法被处以极刑时，题写了这样—首诗：“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把自己从高官到死囚的经历充分展现了出来。 宋朝的奸相蔡京在举家南逃的路上，写过一首《西江月》词：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止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这首词概括了蔡京一生的经历，并找出了“贪恋荣华”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清代大贪官和坤在被处决前，满怀凄楚，写了两首自悔诗：“夜月明如水，嗟予困已深!一生原是梦，半世枉劳神!屋暗难挨晓，墙高不见春，星辰和冷月，缧绁泣孤臣。”“今夕是何夕，元宵又一春，可怜此夜月，分外照愁人。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恩。”认识到自己几十年来枉费心机，可惜已经晚了口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委原书记李乘龙，受贿1600余万元，在监狱里写了两首诗：“出身布衣贫，自幼讲诚信，大事不糊涂，唯因一念蠢。失足身名裂，铸成千古恨。”“钱遮眼睛头发昏，官迷心窍人沉沦。功名利禄如粪土，富贵荣华似浮云。如君能出赉赦手，脱胎换骨重卧薪。”有位官员出事后，为自己算了一笔账：一是政治账，自毁前程；二是经济账，倾家荡产；三是名誉账，身败名裂；四是家庭账，妻离子散；五是亲情账，众叛亲离；六是自由账，身陷囹圄；七是健康账，身心交瘁；八是历史账，遗臭万年。正所谓“贪婪无度应有时，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方面的例子从古今历史上还可以列举很多。在传统文化看来，只有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能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此，我们说，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不在于一种有限的、狭隘的功利之用，而是一种人生之妙用、人生之大用，它对于慰藉人的心灵、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纯洁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开阔人的视野，都有极大的帮助。
　　
　　四、从处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以邻为善、和平共处的仁政王道之学
　　
　　中国远古时代曾有“万邦”、“万国”的说法，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各个部落、邦族之间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如何处理各个氏族、部落、邦族之间的关系，避免大的流血冲突，古人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尚书·尧典》中提出的“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周易·乾卦》提出的“万国咸宁”的思想以及《周礼》提出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思想，就是对这一思考的回答，主张各个邦族之间要和睦共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政治理念成为春秋战国及以后各朝各代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如孔子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姊妹，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应该团结一致，和谐相处。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以德服人，反对轻率地对他国诉诸武力。墨子也主张“兼爱”、“非攻”，认为社会上出现的一切矛盾冲突，都是由于不懂得兼相爱、交相利的结果，反对那些以攻伐为目的的不义战争；孟子更是在提倡王道仁政的基础上，反对霸道，反对不义之战，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主张“以德服人”，因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只要施仁德于世，就能达到“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文王有声》)的理想效果。荀子也提倡“群居和一之道”。可见，主张邦族、诸侯之间和平共处，反对“以邻为壑”，反对用武力征伐他国，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处理邦国关系的准则。把这一理念放在世界视野中来看，其实就是如何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协和万邦”、“万国咸宁”思想就是传统“和谐”思想在处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方面的重要表现。如何彻底消除战争威胁，进而实现持久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千百年苦苦追寻、梦寐以求却又难以实现的梦想。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对话，而不是对抗对立，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世界安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谐世界”这一重大倡议以及最近提出的“和谐亚太”思想理念，就是在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和为贵”思想以及“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等思想基础上，对如何处理世界各国关系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对少数霸权主义国家试图任意摆布玩弄其他主权国家、肆意挑起争端与战争的一个积极回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思想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评价。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能搞强权政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国际争端要通过协商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各国之间应该更加重视对话合作，重视沟通交流，重视用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问题。维护世界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全人类的共同心愿。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是和谐世界的两大命题，中国传统的“协和万邦”、“万国咸宁”思想理念在当今世界，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
　　
　　五、从处理各种文明的关系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兼收并蓄之学
　　
　　不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具有强烈的惟一性、排他性，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具有很大很强的包容性。譬如印度佛教文化的传人就很具有说服力。佛教在汉代由印度传人中国后，相信的人并不多，被看做与道家或民间神仙方术一样的东西，中国人坦然接受了这种外来文化。然而佛教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就要认同中国的现实，适应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譬如，佛教主张出世，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宗教国家，而是一个讲究严格等级制度的君主专制国家，因此，它必须要解决佛教出世与君主至高无上的关系问题。按照佛教的正统观点，出家人是不应当跪拜君主的，也不需要赡养父母，但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你要么退出中国，要么按中国的规矩办。那就是，只要到了中国的领土，不管是什么人，都要向皇帝跪拜，这是前提条件。于是，佛教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调整和让步，以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这是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尽管儒佛道三教的矛盾冲突非常激烈，但总的来看，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隋唐时期，佛教经过几百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并逐渐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从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到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天文、医学等各个文化领域，几乎随处都可看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尽管历史上曾发生过著名的“三武”灭佛运动(“三武”是指北魏太武 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但这些所谓灭佛运动并未能遏止佛教对中国文化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大多数统治者看来，儒释道三教对国家统治来说各有好处，因此，对三教大都采取三教兼容的政策。佛教最后融入了中国哲学的主流，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宋明理学。可以说，儒释道三家是在一种相互矛盾斗争，而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发展的。这种渗透和融合，既没有发生谁吃掉谁的现象，也没有造成三家归一的结局。山西大同的悬棺寺、广东江门的玉台寺等就是儒释道(耶)共居一室，和平相处。佛教经过1000多年的中国化，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唐朝传人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鸦片战争前，基督教在唐朝、元朝以及明末清初共传播了3次，大约有50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哲学也同样采取了吸纳、接受的态度。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自身的特点，它们很难像佛教那样融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它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国文化照样可以接纳它们。
　　
　　六、从人的修身与平治天下的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道德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统一的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一词最早是在《庄子·天下篇》中提出来的。“内圣”是一套道德修养功夫；“外王”是要道德修养功夫发挥作用，用来治国平天下。《大学》开篇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最好解说。“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追求。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譬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内备圣人之德、外具王者之风”。在传统文化系统中，“内圣”是非常重要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它通过立志乐道、克己内省、意志磨砺和自强不息等自我砥砺过程，使个人在道德上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也就是达到圣人、理想人格的境界，这是通过“内圣”达到理想人格的过程；但光讲“内圣”还不够，“内圣”只是局限于个人，“内圣”还要转化为“外王”，转化为事功。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平治天下为己任，这是通过“内圣”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如孔子在讲“为仁由己”时，是在强调“内圣”的方面；在讲“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时，是在强调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内圣外王”体现了中国文化中道德与政治的统一。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大学》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大学》着重阐发了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即儒家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根本途径和方法。所谓“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格物”到“修身”，就是“内圣”，也就是孔子说的“内求于己”、“为仁由己”；从“齐家”到“平天下”，就是“外王”，也就是孔子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大学》以“修身”为中轴，把“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所谓“内圣”与“外王”的统一，用孟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到苏格拉底时才把哲学从天上带回到人间，那么，中国哲学则是从人间逐渐向天上延伸，但始终没有离开人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尊德性而道问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各家各派均以“内圣外王”作为人格设计的基本架构和理想目标，除了儒家外，墨家、法家的“内圣”同样是注重道德修养，其“外王”是指建立千秋功业。一般而论，儒家是从积极的人世的方面来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道家则是从消极的逃世的方面来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可以这样说，儒家是积极的人生观，道家是消极的人生观，儒家的积极人世与道家的消极逃世、遁世往往是互补的。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往往是儒道互补，而不是截然对立，当得意有为时，儒家那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就占了上风；当失意消沉时，道家思想的情怀又占了上风。汉代中期以后，道家学说逐渐被道教所取代，道家作为一个学派不存在了，但它的思想精髓并没有消失，对后世思想仍有重大的影响，如魏晋玄学、宋明理学。
　　
　　七、从认识和实践关系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知行合一之学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知”一般说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与外界对象和事物的接触而获得的知识，是认识之知，如墨子、韩非子；一是作为道德行为的知识，是德性之知，如陆九渊、王阳明。这里所说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所谓“行”，也不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实践，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践履。因此，这里的知行主要是指人的德性之知和道德践履，是与“内圣外王”之道密切联系的一个问题。知行问题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千百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知行的先后问题和难易问题展开，主要有程朱学派的知先行后说，陆王学派的知行合一说，王夫之、颜元等人的行先知后说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但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是知行合一学说。知行合一是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万事万物之理就存在于心中，不用像朱熹那样外求事物之理，只要向内心求理就可以了。可以说，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由天人合一观念推演而来，它阐明的是做人的学问，把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转化成了道德问题，从道德的视角来看待知行问题。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知了就要去行，不能知归知，行归行，把知行分做两截。在做人做事上，王阳明主张坐而论、起而行，他所说的“行”包含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如学、问、思、辩都包含在内。王阳明甚至认为，人的“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这实际上是取消了真正的“行”，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批评他的知行观是“销行以归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追求的是通过反省自身，激励人们不断追求完美的道德境界，从而达到圣人、理想人格的境界。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人生智慧，这一宝贵思想遗产在当今尤其值得借鉴。但是，尽管这样，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两千多年来，都没有科学地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问题。直到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文中，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才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个科学的解答。《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一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科学地改造了传统的知行范畴，建构了认识与实践、知与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八、从价值目标和理想境界来看，小康、大同是中国人永恒不懈的终极追求
　　
　　中国人在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方面，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小康阶段，一个是大同阶段。大同也好，小康也罢，都是古代思想家认 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两种社会理想模式。“小康”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意思是说，老百姓太辛苦了，他们该休整一下了；爱护京城的百姓吧，以此来安抚边境四方。两千多年前，孔子开始用“大同”、“小康”来表达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小康社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均、和、安的社会，就是小康社会，就是要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社会环境比较安宁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孔子眼里的小康标准是庶、富、教。孔子说，一个国家如果人口已经很多了，就要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富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以后，就要用良好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来教育他们。孟子也主张富而后教，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是首先要保证衣食住行等最基本、最起码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营造社会和谐、百姓幸福的环境。邓小平吸收中国传统“小康”思想的精华，创造性地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用“小康”和“小康之家”来描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于1984年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2年11月，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且将建设小康和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完成了传统“小康”思想的现代性转换。
　　儒家思想看来，小康社会还不是最好最理想的社会，与小康社会相比，还有一个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理想社会，即大同社会。在儒家思想看来，小康与大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小康是私天下的产物，而大同则是公天下的产物。小康是大同的基础和雏形，是大同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必由之路，大同则是在达到小康之后所必然要追求的最高理想目标。如果说小康社会是指一种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那么，大同社会则是一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人间胜景。用现在语言来表述就是，在大同社会里，德才兼备者成为了社会的管理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有选贤与能的机制，人与人之间讲信修睦，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没有嫉妒和争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尽己之力，取己所需，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社会风气井然有序。大同社会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的社会，人类一切最美好的愿望和理想都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因此，千百年来，追求和谐的大同世界一直都是中国人的梦想。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无论是先秦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还是清末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梁启超的“世界大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李大钊的“世界联邦”、陈独秀的“大同主义”，都是对传统的大同思想所做出的新的阐释，都在致力于描述和讴歌以和谐为特质的理想社会。但真正把古代的大同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革命实践则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继承传统大同思想以及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大同思想的基础上，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里所说的大同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终生奋斗的伟大目标。所以，我们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小康和大同，都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