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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在北京。
阎明复会长对我说：“我有两条没盖过的新被子，你帮我给王文亮老师寄去。”
我一愣，心里琢磨：“王文亮是谁，我真的认识吗？”看阎会长那表情，王文亮好像是我的朋友似的，可我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忽然，我瞥见阎会长办公桌放着2000年第一期的《慈善》杂志，恍然大悟。
这一期的《慈善》，我们编发了一组介绍乡村贫困教师情况的稿件，其中谈到了山西静乐县双井小学的王文亮老师。作者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这位当了20年民办教师的大专毕业生，明年终于可以转成公办老师了。在他的宿舍里，他指着床上的被子说：“不瞒你说，我们一家6口。只有4床被褥。晚上，我就和在这所小学上学的儿子盖一床被子。”
我很少见四十多岁的男人流泪。王老师哽咽的嗓音有些说不成句：“20年了，就这么过来的。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就是我给人家当牛做马，难道还给老婆孩子挣不出一条被子？”
我不信，就偷偷跑去问他上二年级的儿子。小家伙听完，表现出一百个不满意：“我爹晚上睡觉不老实，老是把我挤下床。”
我是前天才把这一期的《慈善》带给阎会长的。显然，他仔细看了这篇文章，并被深深感动了。
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极易被感动的有心人，常常被别人的事情感动着，常常惦记着别人。
总会烛光工程办公室的王晓莉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她第一次到山西静乐县调查贫困教师情况以后，她向阎会长汇报情况，其中讲到有一位非常好的教师，家境十分艰难。天下着雪，大地到处是冰凌，这位教师却没有钱给自己5岁的儿子买一双鞋子。孩子的脚已经冻肿了，疼得直哭。一天，孩子的母亲带着孩子从一个店铺门前走过，孩子蹲在那里不走了，哭喊着让妈妈买一双棉鞋。买一双那样的棉鞋只需要5元钱，可孩子的母亲、那位教师的妻子却无法给自己的儿子买一双本来无论如何应该买的鞋子……王晓莉说，阎会长非常专注地听她的汇报。这时，她注意到阎会长的眼圈有点发红。
一个月以后，王晓莉又要到山西静乐县了。临出差前的那天下午，阎会长走进王晓莉的办公室，从自己衣兜里拿出500元钱，对王晓莉说：“你把这钱给那位老师，让他给孩子买鞋穿。”
王晓莉说，当时她非常惊讶非常感动，没想到一个月了，阎会长竟还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这之后不久，阎会长又批示，由慈善总会出资5万元给静乐县所有贫困的孩子们每人买了一双10元钱的棉鞋，必须赶在春节前送去。
这些，只是“烛光工程”中的小插曲。
几年来，在那些美丽却还是贫瘠的山村，有多少艰难地执掌着教鞭的教师，因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而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精神上的抚慰，业务上的提高。多少农家子弟因此摆脱了愚昧，受到了更为良好的教育。
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得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其本身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在高层次上的一个发展。
关于总会的“烛光工程”，我曾前后多次听阎会长讲过它的来龙去脉。
阎会长还清楚地记得北京电视台年轻的女编导赵燕英。他告诉我，赵燕英和她的几位同事和一些热心的社会人士是“烛光工程”最早的发起人。
原在国家科委某研究中心当主任的武欣欣教授曾向赵燕英她们提供了一些农村贫困教师工作、生活的情况，建议她们去拍一部专题片。武欣欣教授的一位朋友，曾在保定山区当过农村教师的美籍华人，当时已经向保定地区的120名贫困教师捐助了三千多美元。
赵燕英她们很快就下到保定山区了。她们翻山越岭，含着热泪走访那里的农村教师、学生和村民。走访中，赵燕英还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采访手记。
1995年年底，赵燕英和她的同事们拍摄了一部很真实、很生动、很深刻、很感人的电视专题片——《拨亮烛光》，介绍了山区贫困教师的情况，令观众难以忘记。她们是含着心酸的眼泪，用人世间最崇高的慈爱之心，用比她们翻越的大山还要厚重的责任感，拍摄完成了这部不同寻常的电视纪录片的。拍片子是需要钱的，很多很多的钱。按常规，要找有钱的企业赞助，而拍这部电视片的钱则是她们自己和她们的朋友共34人，每人掏3000元凑齐的。她们不是名声显赫的人，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大亨，她们是工薪阶层，一群拿工资的普通人。她们为什么会乐意这样做呢？这正如赵燕英同志说的：“我们想向全社会传达一个信息，一种信念：当我们向那些可敬可爱却又生活得十分艰难的山乡教师们伸出援助之手，献上一份爱心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帮助了他们，也实实在在是拯救了自己。通过这样的行动，唤起了我们心中的真、善、美。”
閻明复一直清楚地记着这些“小人物”，一直敬重着她们。他告诉我，就是这样一批关注中国教育事业，忧虑中国农村教育落后的社会人士发起了旨在帮助中国农村的贫困教师，特别是其中最贫困的农村非国办教师，减轻生活困难，提高业务素质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烛光工程。
“烛光工程”经过三年多的艰难筹备，于1998年4月由中华慈善总会正式启动。不久，我国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由于阎明复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们全力以赴抗洪赈灾，“烛光工程”未能真正全面启动，但阎明复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同年11月，经他联络、斡旋，世界宣明会与中华慈善总会签订协议，成立了“烛光工程”项目办公室，共同推动“烛光工程”在海内外的运作实施。
1999年夏天，我曾请阎会长介绍他与“烛光工程”，可他谈的却都是总会的副会长张万欣和“烛光工程”办公室的主任王晓莉。
那时，他介绍说：“‘烛光工程’由中华慈善总会全面启动以来，一直由副会长张万欣同志负责。张万欣是位很有成就的教授，原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企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老总，现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阎会长还特别介绍说，“张万欣同志是一位极富爱心的共产党员，专家型的领导干部，对‘烛光工程’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几年前，万欣同志就联络了他在大学时代的一些同学共同捐助20万元，在河北省易县捐建了一所学校。学校的许多设备都是现代化的，万欣他们一直关心着这所学校的教学，尤其关心对教师的培养与帮助。” 在慈善总会，我曾见到过张万欣副会长。他个子不高，方脸、大耳，一双眼睛黑亮亮的挺有精神。慈善总会做项目遇到经济技术方面问题时，阎会长也常常要请他来。但张万欣毕竟不是驻会的副会长，不可能常来慈善总会。以我的观察、了解，“烛光工程”的领导、决策，乃至募捐多半都是阎会长做的。
谈到王晓莉时，阎会长说：“她和这个项目的发起人赵燕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都是非常善良的好心人。赵燕英在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不可能有许多时间做这项慈善工作。‘烛光工程’在中华慈善总会全面启动以后，需要有一位专职的工作人员。赵燕英希望王晓莉能來。她们在一起倾心交谈，有一次竟谈到凌晨4点。王晓莉原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出版社的一个部门负责人，后来又开了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了解了‘烛光工程’以后，她被那些在困境中的乡村教师，被那些热心慈善事业的好心人深深地感动着，毅然关闭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全身心地投入到‘烛光工程’。”
在这以后，我听阎会长与别人谈起“烛光工程”的工作，还很具体地讲到了王晓莉工作的主动、负责、严谨，没有机关的官气等。作为一位高级领导干部，能这样了解下属，能这样知人善任，真是难能可贵。
阎明复对“烛光工程”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很关注很清楚的。他说，为搞好这项工程，“烛光工程”办公室的同志们夜以继日，东奔西跑，一边搞好宣传，一边开始做项目，一边开始为项目筹募善款，采取发放生活补助，奖励优秀教师等方式帮助农村贫困教师。
“烛光工程”全面启动后，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是由于阎明复的联络，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亲任名誉理事长，在有关政策和业务开展方面给予指导;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及各新闻媒体在宣传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不容讳言，“烛光工程”全面启动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做了许多宣传，但募捐的情况并不理想。一些在慈善界很有些威望的同志，对是否应该在这方面立项产生了疑问，慈善机构内部也颇有些微词，但阎明复却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个项目，对帮助农村贫困教师充满了信心和永远不会改变的情感。
1999年年初的一天，王晓莉向阎会长汇报说，张艺谋刚刚拍摄了一部电影片《一个都不能少》，问是否可以以阎会长的名义给张艺谋写一封信，约请他谈一谈，请他加盟对“烛光工程”的宣传。
阎明复欣然同意，高兴地说：“可以，当然可以。”
张艺谋很快就回了信。对阎明复，他是很敬仰很信赖的。尽管他和阎明复还没有过直接的交往。
1月28日，阎明复、王晓莉等与张艺谋在一个小茶园见面。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像老朋友一样热烈交谈。
阎明复向张艺谋介绍了农村贫困教师的情况，介绍了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张艺谋被阎明复对贫困教师那异常深厚的情感和阎明复对慈善工作深入、透彻、深刻的了解深深感染着。他对阎明复说：“我来自农村，出身农民。我也特别知道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是我责无旁贷的事。希望你们把这件事做大，像希望工程一样大。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此后，张艺谋积极为慈善事业，为“烛光工程”做了他所能做的，并不断在做。
在阎明复的主持下，总会的领导和“烛光工程”的名誉理事长、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又找了广播电影总局和中影公司，几方商定：从4月18日到5月5日，张艺谋率剧组先后在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举行首映式并与观众见面。首映式的票房收入全部捐助“烛光工程”。该影片在全国发行的所有拷贝前面，加映1分钟的“烛光工程”公益广告。5万张宣传海报和50万张宣传卡片上，都标示出“烛光工程”的内容。
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上海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和广东卫视都发布了“烛光工程”的公益广告。
谈到这些，阎明复总是要谈到副会长吴建国，说那些日子吴建国同志多次与广电总局联系，对“烛光工程”的成功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烛光工程”的宣传、启动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慈爱之心。
海内外企业关注、支持“烛光工程”的越来越多。一个很有些影响的证券公司捐出了一天的营业收入，一个知名企业捐献了1000台电脑。日本的一家航空公司在北京——东京之间的班机上专门为“烛光工程”设立了捐款箱，动员乘客把零钱捐献给“烛光工程”，帮助那些令人尊敬的乡村贫困教师。阎明复对这家航空公司老板也当过乡村教师的特殊经历很清楚，常常介绍给人们，介绍他们这项特别的慈善义举。美国的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华慈善总会携手，共同举办“心心相印，书送爱心”的公益活动。阎明复对这一活动也给予了许多的关注与支持。2000年的一个早晨，我曾参加过总会和麦当劳公司在天津南楼一家麦当劳食品店举行的捐赠仪式。那天，我不但看到了像南开大学这样的许多单位的义举（南开大学那天捐赠了《英汉对照迷你手册》《六用成语词典》《英汉双解最新学生多用词典》等许多好书，总值35000元），而且看到了许多城市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为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捐献崭新的自己喜爱的图书。中华慈善总会和麦当劳公司用这许许多多捐赠来的图书，在全国，特别是中西部省市贫困地区建立300个“烛光图书室”。这些图书室既丰富了贫困乡村学生的学习及业余生活，又对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丰富教学内容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还沟通了城乡学校之间、家庭及孩子之间的互通有无，共享教育资源。
来自民间的对“烛光工程”的捐助，充分表现了普通群众对农村教育的关心。“烛光工程”启动初期，曾在四川西昌一所小学任校长的一位老人就捐赠了自己积蓄的3000元钱。对于教师他是熟悉的，是极有感情的，也深知对在困境中乡村教师提供帮助有多么重要。一个青年工人所在企业困难，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可他还是为“烛光工程”捐助了他一个月仅300元的工资。一位老将军的女儿捐出了父亲生前省吃俭用留下的几万元钱，以此告慰父亲的亡灵。在“烛光工程”办公室，像这样令人感动不已的事例几乎每天都能遇到。我们的《慈善》杂志刊登了阎明复写的文章《“烛光工程”的前后左右》和一位记者关于乡村贫困教师窘况的报道以后，经常不断有读者通过我们向“烛光工程”捐款。那一阵子，我每周到北京慈善总会，都要带着读者的捐款。我还看到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系的全体学生写给阎明复会长的一封感人至深的来信，还有他们交给阎会长的一千多元的捐款。 他们在信中写道：
我们是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来自农村。农村曾经很苦很穷，也曾经几乎没有什么学校。今天，来到北京来到了这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上大学，我们多幸福啊。我们心底满是对党、对国家无尽的感激;对在贫寒与孤寂中数十年如一日辛苦操劳却至今无悔的教师们深深的敬仰。
有一名同學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广西百色老区有这么一位乡村民办教师，为了给学校那漏雨的稻草屋顶换上瓦片，爬山挖草药以换钱，却因疲劳过度失足摔死！临死前只有一句遗言：“把我那张床卖了吧，多换几块瓦片……”那一刻，我们泪流满面。
“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的无私奉献恰似烛燃，为人类普照光明——或许，“烛光工程”也正取其意吧。在学校里，我们开展了一个小小的活动，为“烛光工程”捐集到了这一千多元钱。钱不多，但，是我们的心意，是56颗滚烫的心。
阎会长，我们崇敬您，我们愿意把它交给您，再由您转交到任何一位需要它的教师手中。
阎会长，我们可不可以提个小小的要求：
最好直接给老师买些必需品。老师心太好，一定又舍不得花，一定又要把钱用到学校去。我们理解他，可他自己太苦了！
我们能做的太少，我们的力量太小，可我们会长大。我们紧紧相握的是56个民族的手。我们会尽力的。若干年后，我们或许会回到西藏、新疆、广西、云南……或许我们会经商、从政，也可能成为一名教师。无论怎样，我们会永远支持您，支持“烛光工程”！
阎会长看这封信时，眼睛都湿润了。
我随阎明复去过河南、贵州等地的灾区，贫困地区。每到一处，他都要调查贫困教师的情况，都要宣传并具体安排“烛光工程”的实施。讲起乡村贫困教师的困难，讲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乡村教师的关心与帮助，讲起慈善总会对乡村贫困教师帮助的具体措施，他总是非常动情的。
1998年年底，寒风在华北大地肆虐的时候，阎会长安排慈善总会的同志相继到山西的静乐县和河北的阜平县，对那里贫困教师的情况做了细致地调研，并在1999年元旦和春节前夕，分别由总会吴建国副会长和张汉兴副会长带队，把每人500元的救助款面对面地送到静乐和阜平的510名贫困教师手里。捧着这凝聚着一片片爱心的善款，老师们非常激动，纷纷表示不管今后遇到多大困难，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坚守贫困地区教育岗位，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为祖国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工作。
那以后，这样的救助活动每年都要搞几次。
和阎明复安排、落实中华慈善总会的其他慈善项目一样，在“烛光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他也是发动全国各地一百多个团体会员共同进行。他曾特别指示说：“‘烛光工程’办公室的工作应逐渐由操作型向支援型过渡，即逐渐减少直接操作项目工作，而以劝募工作为主。募集到资金后，建立项目委托制度，与地方慈善机构签署协议，委托他们按‘烛光工程’的要求具体操作项目。”
1999年年初，“烛光工程”刚全面启动不久，我就听他这样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大家爱心热力的聚合，一定会点燃一只只小小的蜡烛，并让这目前还微弱的烛光尽快形成燎原之势。”
两年之后，本来微弱的烛光已成燎原之势了。但阎明复从来没有过一点沾沾自喜。在慈善总会内部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我听他讲道：“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烛光工程’将工作重心实施战略性调整，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方针是很必要的。但不管如何调整，都应围绕对贫困地区困难教师的社会救助。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从而取得合格的教师职称，也是一种救助形式。”
又过了两年，乡村贫困教师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了。可阎明复依旧关注、关心着那些仍很困难的乡村教师，尽管这部分人的相对数字已大大减少。
阎明复会长对我说：“我有两条没盖过的新被子，你帮我给王文亮老师寄去。”
我一愣，心里琢磨：“王文亮是谁，我真的认识吗？”看阎会长那表情，王文亮好像是我的朋友似的，可我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忽然，我瞥见阎会长办公桌放着2000年第一期的《慈善》杂志，恍然大悟。
这一期的《慈善》，我们编发了一组介绍乡村贫困教师情况的稿件，其中谈到了山西静乐县双井小学的王文亮老师。作者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这位当了20年民办教师的大专毕业生，明年终于可以转成公办老师了。在他的宿舍里，他指着床上的被子说：“不瞒你说，我们一家6口。只有4床被褥。晚上，我就和在这所小学上学的儿子盖一床被子。”
我很少见四十多岁的男人流泪。王老师哽咽的嗓音有些说不成句：“20年了，就这么过来的。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就是我给人家当牛做马，难道还给老婆孩子挣不出一条被子？”
我不信，就偷偷跑去问他上二年级的儿子。小家伙听完，表现出一百个不满意：“我爹晚上睡觉不老实，老是把我挤下床。”
我是前天才把这一期的《慈善》带给阎会长的。显然，他仔细看了这篇文章，并被深深感动了。
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极易被感动的有心人，常常被别人的事情感动着，常常惦记着别人。
总会烛光工程办公室的王晓莉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她第一次到山西静乐县调查贫困教师情况以后，她向阎会长汇报情况，其中讲到有一位非常好的教师，家境十分艰难。天下着雪，大地到处是冰凌，这位教师却没有钱给自己5岁的儿子买一双鞋子。孩子的脚已经冻肿了，疼得直哭。一天，孩子的母亲带着孩子从一个店铺门前走过，孩子蹲在那里不走了，哭喊着让妈妈买一双棉鞋。买一双那样的棉鞋只需要5元钱，可孩子的母亲、那位教师的妻子却无法给自己的儿子买一双本来无论如何应该买的鞋子……王晓莉说，阎会长非常专注地听她的汇报。这时，她注意到阎会长的眼圈有点发红。
一个月以后，王晓莉又要到山西静乐县了。临出差前的那天下午，阎会长走进王晓莉的办公室，从自己衣兜里拿出500元钱，对王晓莉说：“你把这钱给那位老师，让他给孩子买鞋穿。”
王晓莉说，当时她非常惊讶非常感动，没想到一个月了，阎会长竟还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这之后不久，阎会长又批示，由慈善总会出资5万元给静乐县所有贫困的孩子们每人买了一双10元钱的棉鞋，必须赶在春节前送去。
这些，只是“烛光工程”中的小插曲。
几年来，在那些美丽却还是贫瘠的山村，有多少艰难地执掌着教鞭的教师，因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而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精神上的抚慰，业务上的提高。多少农家子弟因此摆脱了愚昧，受到了更为良好的教育。
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得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其本身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在高层次上的一个发展。
关于总会的“烛光工程”，我曾前后多次听阎会长讲过它的来龙去脉。
阎会长还清楚地记得北京电视台年轻的女编导赵燕英。他告诉我，赵燕英和她的几位同事和一些热心的社会人士是“烛光工程”最早的发起人。
原在国家科委某研究中心当主任的武欣欣教授曾向赵燕英她们提供了一些农村贫困教师工作、生活的情况，建议她们去拍一部专题片。武欣欣教授的一位朋友，曾在保定山区当过农村教师的美籍华人，当时已经向保定地区的120名贫困教师捐助了三千多美元。
赵燕英她们很快就下到保定山区了。她们翻山越岭，含着热泪走访那里的农村教师、学生和村民。走访中，赵燕英还写了一篇催人泪下的采访手记。
1995年年底，赵燕英和她的同事们拍摄了一部很真实、很生动、很深刻、很感人的电视专题片——《拨亮烛光》，介绍了山区贫困教师的情况，令观众难以忘记。她们是含着心酸的眼泪，用人世间最崇高的慈爱之心，用比她们翻越的大山还要厚重的责任感，拍摄完成了这部不同寻常的电视纪录片的。拍片子是需要钱的，很多很多的钱。按常规，要找有钱的企业赞助，而拍这部电视片的钱则是她们自己和她们的朋友共34人，每人掏3000元凑齐的。她们不是名声显赫的人，也不是腰缠万贯的大亨，她们是工薪阶层，一群拿工资的普通人。她们为什么会乐意这样做呢？这正如赵燕英同志说的：“我们想向全社会传达一个信息，一种信念：当我们向那些可敬可爱却又生活得十分艰难的山乡教师们伸出援助之手，献上一份爱心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帮助了他们，也实实在在是拯救了自己。通过这样的行动，唤起了我们心中的真、善、美。”
閻明复一直清楚地记着这些“小人物”，一直敬重着她们。他告诉我，就是这样一批关注中国教育事业，忧虑中国农村教育落后的社会人士发起了旨在帮助中国农村的贫困教师，特别是其中最贫困的农村非国办教师，减轻生活困难，提高业务素质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烛光工程。
“烛光工程”经过三年多的艰难筹备，于1998年4月由中华慈善总会正式启动。不久，我国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由于阎明复和中华慈善总会的同志们全力以赴抗洪赈灾，“烛光工程”未能真正全面启动，但阎明复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同年11月，经他联络、斡旋，世界宣明会与中华慈善总会签订协议，成立了“烛光工程”项目办公室，共同推动“烛光工程”在海内外的运作实施。
1999年夏天，我曾请阎会长介绍他与“烛光工程”，可他谈的却都是总会的副会长张万欣和“烛光工程”办公室的主任王晓莉。
那时，他介绍说：“‘烛光工程’由中华慈善总会全面启动以来，一直由副会长张万欣同志负责。张万欣是位很有成就的教授，原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企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老总，现在还是全国政协委员。”阎会长还特别介绍说，“张万欣同志是一位极富爱心的共产党员，专家型的领导干部，对‘烛光工程’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几年前，万欣同志就联络了他在大学时代的一些同学共同捐助20万元，在河北省易县捐建了一所学校。学校的许多设备都是现代化的，万欣他们一直关心着这所学校的教学，尤其关心对教师的培养与帮助。” 在慈善总会，我曾见到过张万欣副会长。他个子不高，方脸、大耳，一双眼睛黑亮亮的挺有精神。慈善总会做项目遇到经济技术方面问题时，阎会长也常常要请他来。但张万欣毕竟不是驻会的副会长，不可能常来慈善总会。以我的观察、了解，“烛光工程”的领导、决策，乃至募捐多半都是阎会长做的。
谈到王晓莉时，阎会长说：“她和这个项目的发起人赵燕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都是非常善良的好心人。赵燕英在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不可能有许多时间做这项慈善工作。‘烛光工程’在中华慈善总会全面启动以后，需要有一位专职的工作人员。赵燕英希望王晓莉能來。她们在一起倾心交谈，有一次竟谈到凌晨4点。王晓莉原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出版社的一个部门负责人，后来又开了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了解了‘烛光工程’以后，她被那些在困境中的乡村教师，被那些热心慈善事业的好心人深深地感动着，毅然关闭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全身心地投入到‘烛光工程’。”
在这以后，我听阎会长与别人谈起“烛光工程”的工作，还很具体地讲到了王晓莉工作的主动、负责、严谨，没有机关的官气等。作为一位高级领导干部，能这样了解下属，能这样知人善任，真是难能可贵。
阎明复对“烛光工程”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很关注很清楚的。他说，为搞好这项工程，“烛光工程”办公室的同志们夜以继日，东奔西跑，一边搞好宣传，一边开始做项目，一边开始为项目筹募善款，采取发放生活补助，奖励优秀教师等方式帮助农村贫困教师。
“烛光工程”全面启动后，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是由于阎明复的联络，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亲任名誉理事长，在有关政策和业务开展方面给予指导;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及各新闻媒体在宣传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不容讳言，“烛光工程”全面启动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做了许多宣传，但募捐的情况并不理想。一些在慈善界很有些威望的同志，对是否应该在这方面立项产生了疑问，慈善机构内部也颇有些微词，但阎明复却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个项目，对帮助农村贫困教师充满了信心和永远不会改变的情感。
1999年年初的一天，王晓莉向阎会长汇报说，张艺谋刚刚拍摄了一部电影片《一个都不能少》，问是否可以以阎会长的名义给张艺谋写一封信，约请他谈一谈，请他加盟对“烛光工程”的宣传。
阎明复欣然同意，高兴地说：“可以，当然可以。”
张艺谋很快就回了信。对阎明复，他是很敬仰很信赖的。尽管他和阎明复还没有过直接的交往。
1月28日，阎明复、王晓莉等与张艺谋在一个小茶园见面。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像老朋友一样热烈交谈。
阎明复向张艺谋介绍了农村贫困教师的情况，介绍了中华慈善总会的“烛光工程”。张艺谋被阎明复对贫困教师那异常深厚的情感和阎明复对慈善工作深入、透彻、深刻的了解深深感染着。他对阎明复说：“我来自农村，出身农民。我也特别知道他们的情况，帮助他们是我责无旁贷的事。希望你们把这件事做大，像希望工程一样大。你们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此后，张艺谋积极为慈善事业，为“烛光工程”做了他所能做的，并不断在做。
在阎明复的主持下，总会的领导和“烛光工程”的名誉理事长、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又找了广播电影总局和中影公司，几方商定：从4月18日到5月5日，张艺谋率剧组先后在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举行首映式并与观众见面。首映式的票房收入全部捐助“烛光工程”。该影片在全国发行的所有拷贝前面，加映1分钟的“烛光工程”公益广告。5万张宣传海报和50万张宣传卡片上，都标示出“烛光工程”的内容。
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上海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和广东卫视都发布了“烛光工程”的公益广告。
谈到这些，阎明复总是要谈到副会长吴建国，说那些日子吴建国同志多次与广电总局联系，对“烛光工程”的成功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烛光工程”的宣传、启动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慈爱之心。
海内外企业关注、支持“烛光工程”的越来越多。一个很有些影响的证券公司捐出了一天的营业收入，一个知名企业捐献了1000台电脑。日本的一家航空公司在北京——东京之间的班机上专门为“烛光工程”设立了捐款箱，动员乘客把零钱捐献给“烛光工程”，帮助那些令人尊敬的乡村贫困教师。阎明复对这家航空公司老板也当过乡村教师的特殊经历很清楚，常常介绍给人们，介绍他们这项特别的慈善义举。美国的麦当劳食品有限公司与中华慈善总会携手，共同举办“心心相印，书送爱心”的公益活动。阎明复对这一活动也给予了许多的关注与支持。2000年的一个早晨，我曾参加过总会和麦当劳公司在天津南楼一家麦当劳食品店举行的捐赠仪式。那天，我不但看到了像南开大学这样的许多单位的义举（南开大学那天捐赠了《英汉对照迷你手册》《六用成语词典》《英汉双解最新学生多用词典》等许多好书，总值35000元），而且看到了许多城市的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为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捐献崭新的自己喜爱的图书。中华慈善总会和麦当劳公司用这许许多多捐赠来的图书，在全国，特别是中西部省市贫困地区建立300个“烛光图书室”。这些图书室既丰富了贫困乡村学生的学习及业余生活，又对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丰富教学内容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还沟通了城乡学校之间、家庭及孩子之间的互通有无，共享教育资源。
来自民间的对“烛光工程”的捐助，充分表现了普通群众对农村教育的关心。“烛光工程”启动初期，曾在四川西昌一所小学任校长的一位老人就捐赠了自己积蓄的3000元钱。对于教师他是熟悉的，是极有感情的，也深知对在困境中乡村教师提供帮助有多么重要。一个青年工人所在企业困难，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可他还是为“烛光工程”捐助了他一个月仅300元的工资。一位老将军的女儿捐出了父亲生前省吃俭用留下的几万元钱，以此告慰父亲的亡灵。在“烛光工程”办公室，像这样令人感动不已的事例几乎每天都能遇到。我们的《慈善》杂志刊登了阎明复写的文章《“烛光工程”的前后左右》和一位记者关于乡村贫困教师窘况的报道以后，经常不断有读者通过我们向“烛光工程”捐款。那一阵子，我每周到北京慈善总会，都要带着读者的捐款。我还看到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系的全体学生写给阎明复会长的一封感人至深的来信，还有他们交给阎会长的一千多元的捐款。 他们在信中写道：
我们是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来自农村。农村曾经很苦很穷，也曾经几乎没有什么学校。今天，来到北京来到了这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上大学，我们多幸福啊。我们心底满是对党、对国家无尽的感激;对在贫寒与孤寂中数十年如一日辛苦操劳却至今无悔的教师们深深的敬仰。
有一名同學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广西百色老区有这么一位乡村民办教师，为了给学校那漏雨的稻草屋顶换上瓦片，爬山挖草药以换钱，却因疲劳过度失足摔死！临死前只有一句遗言：“把我那张床卖了吧，多换几块瓦片……”那一刻，我们泪流满面。
“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的无私奉献恰似烛燃，为人类普照光明——或许，“烛光工程”也正取其意吧。在学校里，我们开展了一个小小的活动，为“烛光工程”捐集到了这一千多元钱。钱不多，但，是我们的心意，是56颗滚烫的心。
阎会长，我们崇敬您，我们愿意把它交给您，再由您转交到任何一位需要它的教师手中。
阎会长，我们可不可以提个小小的要求：
最好直接给老师买些必需品。老师心太好，一定又舍不得花，一定又要把钱用到学校去。我们理解他，可他自己太苦了！
我们能做的太少，我们的力量太小，可我们会长大。我们紧紧相握的是56个民族的手。我们会尽力的。若干年后，我们或许会回到西藏、新疆、广西、云南……或许我们会经商、从政，也可能成为一名教师。无论怎样，我们会永远支持您，支持“烛光工程”！
阎会长看这封信时，眼睛都湿润了。
我随阎明复去过河南、贵州等地的灾区，贫困地区。每到一处，他都要调查贫困教师的情况，都要宣传并具体安排“烛光工程”的实施。讲起乡村贫困教师的困难，讲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乡村教师的关心与帮助，讲起慈善总会对乡村贫困教师帮助的具体措施，他总是非常动情的。
1998年年底，寒风在华北大地肆虐的时候，阎会长安排慈善总会的同志相继到山西的静乐县和河北的阜平县，对那里贫困教师的情况做了细致地调研，并在1999年元旦和春节前夕，分别由总会吴建国副会长和张汉兴副会长带队，把每人500元的救助款面对面地送到静乐和阜平的510名贫困教师手里。捧着这凝聚着一片片爱心的善款，老师们非常激动，纷纷表示不管今后遇到多大困难，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坚守贫困地区教育岗位，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为祖国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工作。
那以后，这样的救助活动每年都要搞几次。
和阎明复安排、落实中华慈善总会的其他慈善项目一样，在“烛光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他也是发动全国各地一百多个团体会员共同进行。他曾特别指示说：“‘烛光工程’办公室的工作应逐渐由操作型向支援型过渡，即逐渐减少直接操作项目工作，而以劝募工作为主。募集到资金后，建立项目委托制度，与地方慈善机构签署协议，委托他们按‘烛光工程’的要求具体操作项目。”
1999年年初，“烛光工程”刚全面启动不久，我就听他这样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有大家爱心热力的聚合，一定会点燃一只只小小的蜡烛，并让这目前还微弱的烛光尽快形成燎原之势。”
两年之后，本来微弱的烛光已成燎原之势了。但阎明复从来没有过一点沾沾自喜。在慈善总会内部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我听他讲道：“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烛光工程’将工作重心实施战略性调整，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方针是很必要的。但不管如何调整，都应围绕对贫困地区困难教师的社会救助。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从而取得合格的教师职称，也是一种救助形式。”
又过了两年，乡村贫困教师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了。可阎明复依旧关注、关心着那些仍很困难的乡村教师，尽管这部分人的相对数字已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