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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大乱，必有国宝的摧毁或流失。
1922年，困于故宫的末代皇帝溥仪，假借赏赐皇弟之名，从宫中偷偷运出大量字画古籍。这些精中取精的珍品，起初存放在醇王府内。1925年至1934年，在日本人协助下，这批国宝跟随溥仪一路辗转，先后被天津静园和长春伪满皇宫。1945年日本投降，溥仪仓皇逃出，国宝们被遗忘在一栋不起眼的小白楼里。伪满洲国兵乘虚而入，大肆抢夺洗劫，不少传世名作在混乱中被撕毁，身首异处。一时间，大量文物在长春街头以麻袋论价，有的被倒卖出国，再也无法收回;有的被送进灶坑，化为灰烬。
在这场文物浩劫中，王羲之家族书法临摹品《万岁通天帖》幸存下来。几经流转，这幅字作被掩埋在一堆部队用的作战地图和计划档案中。1954年，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的周桓发现了它，将之转交至当时的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自此，《万岁通天帖》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涯，成为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近日，这幅名家法帖在“又见大唐”书画文物展中亮相，还登上了辽宁卫视《又见大唐》节目。“为什么在大唐文物展中，展出魏晋书法家的字帖合集？因为王羲之正是在唐朝时确立‘书圣’地位，不少唐人都是王羲之的‘迷弟’，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唐太宗与武则天对他的推崇。”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价值连城的临摹本
王羲之去世300年后的盛唐，太宗李世民可谓王羲之头号粉丝。“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心里仰慕的，手里模仿的，都是这位“书圣”。唐太宗倾尽全力搜求王羲之真迹，将得来的字作一一收藏内府，其中就包括《兰亭序》。对于这幅“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观赏了一生都觉得不够，还把它作为死后殉葬品，同其他书法珍品一起带入墓中。此后，王羲之鲜有存世真迹，流传至今的大多是欧阳询、诸遂良临摹的“唐本”。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酷爱草书的武则天也开始四处搜寻王羲之字帖。王羲之的后人王方庆正是当朝宰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方庆为武则天献出了其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羲之、王荟，九代祖王献之、王徽之、王洵，一直到他曾祖父王褒，王家一门28人的墨迹珍本10卷。武则天喜出望外，特别在明堂武成殿召集群臣，共赏王羲之真迹，还命中书令崔融作《宝章集》记录下这件大事。
虽然对真迹爱不释手，武则天却没有以帝王的权威将其占为己有。她命朝廷善书者，把纸蒙在真迹上，用淡墨细线勾出轮廓，再加以填墨，复制了摹本，收藏于内府;又把王方庆进呈的原件加以装裱，重新赐还给王家，还嘱咐王方庆：“这是祖先手迹，后代子孙应好好守护啊。”与唐太宗千方百计占有《兰亭序》相比，武则天心胸要开阔多了。
然而在后世流传中，王方庆没能守住先祖手迹，倒是武则天收藏的摹本流传至今。
《万岁通天帖》唐摹本的命运同样坎坷——先是到了明代收藏大家项元汴手中。项元汴精通鉴赏，藏品无人能及，却在《万岁通天帖》上栽了跟头。他花大价钱买下这幅字帖，发现居然是钩摹本，还有缺损，心疼不已。项元汴的哥哥项笃寿不忍心看到弟弟这副样子，便原价从弟弟手中买下《万岁通天帖》。他万没想到，这幅《万岁通天贴》正是当时最接近王羲之原作的摹本。
到了清代，《万岁通天帖》辗转到乾隆皇帝手中。和项元汴一样，乾隆也看不上这样一幅摹本。但也正因如此，《万岁通天帖》逃过了被“盖章狂魔”乾隆疯狂戳上印玺的劫难。
摹本在流传过程中慢慢残缺，还遭遇过两次大火——一次是明代华夏真赏斋大火，另一次是清乾隆年间乾清宫大火。如今，字帖仅存王羲之等7人、10通书翰，静静躺在辽宁博物馆的展柜中。
为什么一幅摹本也能成为国宝？“虽是临摹，但它忠于原作，甚至钩摹出原作的缺损。时间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印记，上面有唐代到清代收藏的记录，有岳珂、文征明等名家题跋，有两次火烧的痕迹。神形兼备的临摹功力和种种历史的机缘，共同造就了《万岁通天帖》的传世价值。”董宝厚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笔法中充满了最鲜活的人性
《万岁通天帖》又称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王氏宝章集》，开卷两幅便是一代“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帖”指友人间的往来书信。作“帖”时的王羲之和写《兰亭序》时的王羲之大不相同。公元353年，王羲之与友人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饮酒赋诗，写下《兰亭序》。这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体例，有叙事，有写景，有思维上的逻辑连贯，有对人生现象的哲学议论。而王羲之的“帖”，更像面对面的诉说，用词干净简洁，情绪浓烈直接。
第一帖《姨母帖》，共6行42字，笔法端庄，笔锋圆浑。“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顿首、顿首。顷遘姨母哀，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因反惨塞，不次。王羲之顿首、顿首。”——刚刚得知姨母死去的消息，悲伤哽咽，哀痛至极，不能自已。
第二贴《初月帖》是王羲之以草书书写的友人回信一封。“初月十二日，山阴羲之报。近欲遣此书，停行无人，不办。遣信昨至此。旦得去月十六日书，虽远为慰。过嘱，卿佳不？吾诸患殊劣殊劣！方涉道，忧悴。力不具。羲之报。”——昨天才到山阴，收到你上个月十六日的信，离这么远，收到信觉得安慰。你太牵挂我了。你好吗？我太多忧愁，真不好！真不好！行旅道中，心力交瘁。不想写了啊！ 儒家的教养训练要求节制情感，喜怒哀乐不随意宣泄，但王羲之的“帖”，从来不遵守儒家的“励志”典范。面对诸多患难，他直接书写自己的真实心境，笔法中有墨痕牵挂，充满了最鲜活的人性。
王羲之的肆意恣情，颇有魏晋名士之风。他出身名门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氏，父亲王旷任淮南太守，伯父王导是辅佐东晋司马睿振兴山河、与其同坐御床“共天下”的丞相。“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指的正是王羲之的家族。
自小受到家学熏陶，王羲之极爱书法，7岁善书，12岁从父亲枕头下偷出《笔论》习读。有一年，东晋重臣郗鉴为女儿择婿，王府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觅婿，都仔细打扮一番出来相见。唯东边书房靠东边墙的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摸着肚皮、若无其事。郗鉴知道后一拍桌子：“我要选的就是这样的人。”他来到王府，见此人既豁达又文雅，当场下了聘礼。“东床快婿”说的正是王羲之的故事，当时他16岁。
三四百年间书法风格的演变
《万岁通天帖》第三帖《疖肿帖》出自王羲之的堂弟王荟。王荟是王导的第六个儿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可能因为年龄小，王荟备受父母宠爱，他的故事留下了更多人性的温暖。据《晋书》记载，王荟“恬虚守静，不竞荣利”。在饥荒年间，官至镇军将军的王荟以自家的米，熬粥赈济，救活了许多人。他的《疖肿帖》写了生活中一件“接地气”的小事——“吾疖肿”——哎呀，身上长了疖子，肿了，好疼啊。信中内容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蒋勋评价其字“笔法佻达、顾盼生姿”。
《万岁通天帖》里有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的《新月帖》。王徽之在“帖”中回复友人，其中一段是——“雨湿热，复何似？食不？吾牵劳并顿，勿复。”——春夏之交，南方梅雨湿热，郁闷滞塞。你吃了吗？旅途流浪中困顿劳累。不用回信了。信中问好简洁质朴，字也写得沉稳安静。
在书法史上，王徽之实在算不上有独创风格的大书法家，但也遵循了父亲的静穆雍容之风。关于王徽之，最为后世所知的是《世说新语》“任诞”“简傲”中的几则趣闻。传诵最广的一则故事是“雪夜访戴”——在山阴，一夜大雪，王徽之醒了，开窗，喝酒，屋外一片雪白。他开始吟诵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住在另一地的戴安道，因此雇了小船，走了一整夜，天亮到了戴安道门前，却没进去，又坐船回到山阴。跟从的人不解，王徽之说：“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何必见戴！”还有个故事也是大家熟悉的——王徽之借住别人的空屋，遍种竹子，别人提醒他这不是自己家，也住不久，不用这么麻烦，王徽之指着竹子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何可一日无此君！”鲜明的个性呼之欲出。像其他魏晋名士一样，他追求思想自由，崇尚恣意生活。
王氏家族的笔墨变化，始于王献之。作为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一代“书圣”的下一代，王献之成功创立了自我风格，与父亲并称“二王”。《万岁通天帖》的《廿九日帖》，书风安静平和、平稳内敛。当时的王献之还没有摆脱父亲的影响，但他的后期作品，如《鸭头丸帖》《新妇地黄汤帖》以行书走向狂草，笔势变化更多，线条流走速度更快，完全不同于父亲的风格。魏晋人喜欢品评人物高下，王献之的书法就常被拿来与父亲比较。《世说新语》“品藻”一章中记载——与王羲之交好的太傅谢安曾问王献之：你的书法跟父亲比，哪一个好？王献之答：固当不同。谢安继续逼问：有人好像不这样看。王献之说：外人哪得知。
王献之后又过百年，时间流传至齐、梁之间，王羲之的第五代族孙王慈与王志也成为善书者。王慈的《柏酒帖》《汝比帖》、王志的《一日无申帖》在《万岁通天帖》卷尾呈现，他们都继承了王献之的外拓笔势，与先祖王羲之的内敛截然不同。到了盛唐，这种自由挥洒并没有得到唐太宗的赏识;但一到北宋时期，撒野浪漫的笔墨之风找到了真正的知音——米芾。
正如蒋勋评价《万岁通天帖》：“其价值不只在其中赫赫有名的王羲之墨宝，还有字帖呈现出的王氏家族从东晋通过宋、齐、梁、陈，隋直到入唐，三四百年间书法风格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