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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北京的弓箭大院属于皇家特设的兵工场，那里的弓箭铺均属皇家专有。从业者大多为皇亲。并以满族为主，其产品均上交兵部、礼部、户部等。不得外卖。当时，“聚元号”做的弓以供应皇宫为主。定期由宫中按弓箭大院的人数发放钱粮。
“聚元号”是清末北京东四大街“弓箭大院”十七家弓箭铺中唯一幸存者。它完整地保存了传统弓箭制作复杂的生产工艺流程、细腻的工序和精湛的技术，浓缩了中国传统弓箭发展轨迹和弓箭文化。
“聚元号”到今天已流传了近300年。历经十代传人。杨福喜。便是“聚元号”现任当家。
“聚元号"的百年兴衰
以前，“聚元号”不是我们家的。清朝末年，弓箭作为兵器已被洋枪洋炮取代，这些皇家弓箭工场沦为民间作坊。那时执掌“聚元号”的是第七代店主王氏。王氏夫妇因吸食鸦片而无心经营弓箭铺，最终山穷水尽。只好将其祖业变卖给杨家。王氏是我父亲杨文通所能追溯的最早“聚元号”传人。当年，“聚元号”弓箭铺位于北京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原弓箭大院内。那里原是皇家作坊。
我的爷爷杨瑞林(1884—1968年)，早年随其堂兄(“全顺斋”的掌柜)学习弓箭制作手艺。到二十多岁时，已是弓箭行业中较有名气的师傅了。但苦于自己没有铺面，平生所学难以施展。听说王氏要卖铺子，便决定买下来。当时开价是40块大洋，这对于一个手艺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爷爷在亲友帮助下，才成为“聚元号”的第八代店主。
爷爷杨瑞林得到这个店铺后又增加了一些品种，使“聚元号”增色不少，如：弩弓、弹弓、弹弩、袖箭、匣箭、箭枪等等。民国初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因奖状上有国民党的印章，在“文革”时被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乾隆皇帝所题金字大匾、一些国外向“聚元号”下的订单，以及祖上珍藏的一些珍品弓箭等。
1948年以后，“聚元号”弓箭的国内外销量很大。订货最多的是蒙古和青海省，他们通过北京市进出口公司，与“聚元号”订了常年合同，达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当时在同行中还有三家比较有实力的弓箭铺，论手艺不比“聚元号”差，但蒙古就是不要。无奈“聚元号”只有请其他几家店铺代做，做成后打上“聚元号”的字号，以此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大跃进”时期社会上又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很多人为了打麻雀到“聚元号”买弩弓，其购买者之多，更是到了这里刚下料，那边就交钱订货的程度。后来中央号召公私合营，爷爷带领全家首批参加了公私合营，成立了“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即后来的“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厂”，爷爷因此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
1957年，“聚元号”被改造成了体育用品厂，经营开始转向。弓箭经营衰败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了“文革”时期，弓箭更是被当成“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是1958年出生的，“聚元号”也是那年开始衰败的。
1962年，父亲所在的体育用品厂关门，他被调到北京市水利局做木工，一做就是30年。我们家兄弟三人，我是最小的儿子，小时候也很淘气很爱玩。6岁时，爷爷郑重地交给我一把弓，对我说： “这把弓以后就是你的了。”我就拿着祖父给的小弓箭，天天和伙伴们玩，每次“射箭比赛”，我总是得第一。中学毕业后我当了几年木匠。街坊四邻谁家结婚都来找我的家具，我也练就了一手好木工活，这为我日后学习制作弓箭打下了基础。
在家中，我本来就对父亲的手艺有些兴趣，眼见父亲年事已高，而一把好手艺后继无人，便萌生了学做民族弓的愿望。为早日把父亲的手艺学到手，我辞掉工作，开了4年出租车，再用这期间攒的钱置备了制作材料。从1998年开始，全身心投入弓箭制造技艺的学习之中，并正式成为“聚元号”第十代传人。
“聚元号”能够重新开张，其实是机缘巧合。1998年，我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很短的文章，是写关于一种血腥的游戏，就是在射击场呈用活禽供客人射猎。这则消息，引起了我们全家很大的兴趣。于是，我和家人就带着传统弓箭来到了北京石景山的射击场，拿出中国传统的弓箭与这里的体委干部见了面。这位干部听说我们是传统弓箭世家，格外重视，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们下定了恢复“聚元号”的、决心。
沉寂了近40年后，1998年在亲属和友人的支持下，父亲和我收拾了一间平房，6月6日这一天，我们挂起摘下来40年的“聚元号”牌匾，“聚元号”重新开张。
200道工序一张弓
学做民族弓，必须师手把手地教，每道环节都是手工劳动，所用的桦树皮、牛筋、牛角等20多种天然材料也都是如今难找难买的。选材全靠艺人用眼看、用手摸。别小看一张弓，做一张弓要200多道工序，历时3到5个月，横跨多个行业，木工、漆工、画工、皮具制作，甚至针线活儿，样样都很有讲究。可以说，学习弓箭制作后，我精神上的变化太大了，生活因此而改变。
以眼为尺，以手为度，很少有具体数据可以参考，弓箭制作全凭工匠的技艺和经验。“聚元号”的弓主体结构内胎为竹、外贴牛角、内贴牛筋、两端安装木质弓，是用猪皮鳔把水牛角、竹子、牛筋等材料粘制成一体的传统反曲弓，其形制属于清代满族弓，最麻烦的是原材料的来源。 “聚元号”对材料的要求很严格，比如木材要用榆木或水曲柳，牛角要用南方水牛角，箭的羽毛则要用扇起风来比较“硬”的法国鹅毛。使用工具有板凳、锯刀、木锉、筋梳子、弓枕等十多种。聚元号弓箭对材料要求非常严格，清朝时有专门的原料采购商，现在很多原料都难找到。比如牛角，得是60厘米以上长的水牛角。但现在的屠宰场往往不会等到牛长那么大就杀了，100根牛角里，能找到七八根合用的就不错了。
有一次我去买竹子，从马驹桥骑上车，先到旧宫、再到廊坊，又往通州扎了下去，最后甭说竹子，就连竹片都没找着。在家歇了两天，我出了永定门直接奔南苑，路过南苑机场时，路边的大爷告诉我，卖竹子的地方在西红门。当我紧蹬慢蹬来到西红门路口时，跳下车来还问哪儿卖竹子呢，人家笑着说，你对面不就是卖竹子的吗。
我把父亲手中的弓箭铺接过来了，家族的手艺也继承下来了，有时我睡觉的时候都在想弓箭的做法，虽然手艺日臻纯熟，但还是不断地想做得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累积，做出的弓箭越来越多。但是最开始，情况并不乐观。就因为信息不畅、无人知晓，一件件工艺品躺在屋里睡大觉，根本就无人问津。
2001年全年“聚元号”只卖了一把弓箭，看见满屋子里自己做的几十把弓箭，我心情很压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年多的时间，我总共制造出了几十把弓箭，就在我苦恼时，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中国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而徐老师又把香港的谢肃方带到了“聚元号”。两位研究弓箭的专家，不仅与我探讨了传统弓箭的各方面问题，而且还购买了弓箭，为我解决了大问题，并成了最好的朋友。
2004年10月，一位高校研究生将我及家族的事发在网上，也为我带来了很多朋友。这样，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弓箭的初衷达到了，而且3个月时间所有的弓箭也都被爱好者们一抢而空。2005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全家正在外面吃饭，有外地的朋友把最后一把弓箭也买走了。这时所有的购买都需要预定了，“聚元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个时候，父亲去世了。
寻找“聚元号”下一代传人
欧洲有些地方，每年都会划出一部分狩猎区，在开猎的第一个月里，规定必须用弓箭狩猎。我并不特别担心弓箭因与现代生活的实用意义相脱节而萎缩，我感到焦心的是：作为传统技艺，作坊与传人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现在我已经49岁了，是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的唯一传人，尽管一直表示要找传人，但直到现在还未能有合适人选。学做弓箭必须要真正喜欢，如果想着挣钱，是不行的。弓箭就是我的生命，一件工艺品，必须要静下心、来，不能浮躁，不能功利。我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要求徒弟的。
我现在所掌握的是制作聚元号最主要的技艺，还有一些特殊技艺需要新的开拓。但由于作坊空间的限制，聚元号传统技艺的内涵还未能完整呈现。
一个称职的弓匠，一辈子不停地做，最多也就能做出一千张弓。我四十岁才开始做，到头儿了，也就能做出几百张。可就这几百张，全世界哪儿都没有哇。冲这个，只要有口粥喝，我就不歇着。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录制一些文字和音像资料，把传统弓箭的制作过程和工艺记录下来。一旦我们这些人不在了，后人还可以凭资料恢复这门手艺。
“聚元号”是清末北京东四大街“弓箭大院”十七家弓箭铺中唯一幸存者。它完整地保存了传统弓箭制作复杂的生产工艺流程、细腻的工序和精湛的技术，浓缩了中国传统弓箭发展轨迹和弓箭文化。
“聚元号”到今天已流传了近300年。历经十代传人。杨福喜。便是“聚元号”现任当家。
“聚元号"的百年兴衰
以前，“聚元号”不是我们家的。清朝末年，弓箭作为兵器已被洋枪洋炮取代，这些皇家弓箭工场沦为民间作坊。那时执掌“聚元号”的是第七代店主王氏。王氏夫妇因吸食鸦片而无心经营弓箭铺，最终山穷水尽。只好将其祖业变卖给杨家。王氏是我父亲杨文通所能追溯的最早“聚元号”传人。当年，“聚元号”弓箭铺位于北京东四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原弓箭大院内。那里原是皇家作坊。
我的爷爷杨瑞林(1884—1968年)，早年随其堂兄(“全顺斋”的掌柜)学习弓箭制作手艺。到二十多岁时，已是弓箭行业中较有名气的师傅了。但苦于自己没有铺面，平生所学难以施展。听说王氏要卖铺子，便决定买下来。当时开价是40块大洋，这对于一个手艺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爷爷在亲友帮助下，才成为“聚元号”的第八代店主。
爷爷杨瑞林得到这个店铺后又增加了一些品种，使“聚元号”增色不少，如：弩弓、弹弓、弹弩、袖箭、匣箭、箭枪等等。民国初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因奖状上有国民党的印章，在“文革”时被烧毁。同时被毁的还有乾隆皇帝所题金字大匾、一些国外向“聚元号”下的订单，以及祖上珍藏的一些珍品弓箭等。
1948年以后，“聚元号”弓箭的国内外销量很大。订货最多的是蒙古和青海省，他们通过北京市进出口公司，与“聚元号”订了常年合同，达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当时在同行中还有三家比较有实力的弓箭铺，论手艺不比“聚元号”差，但蒙古就是不要。无奈“聚元号”只有请其他几家店铺代做，做成后打上“聚元号”的字号，以此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大跃进”时期社会上又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很多人为了打麻雀到“聚元号”买弩弓，其购买者之多，更是到了这里刚下料，那边就交钱订货的程度。后来中央号召公私合营，爷爷带领全家首批参加了公私合营，成立了“第一体育用品合作联社”，即后来的“北京第一体育用品厂”，爷爷因此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
1957年，“聚元号”被改造成了体育用品厂，经营开始转向。弓箭经营衰败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了“文革”时期，弓箭更是被当成“四旧”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是1958年出生的，“聚元号”也是那年开始衰败的。
1962年，父亲所在的体育用品厂关门，他被调到北京市水利局做木工，一做就是30年。我们家兄弟三人，我是最小的儿子，小时候也很淘气很爱玩。6岁时，爷爷郑重地交给我一把弓，对我说： “这把弓以后就是你的了。”我就拿着祖父给的小弓箭，天天和伙伴们玩，每次“射箭比赛”，我总是得第一。中学毕业后我当了几年木匠。街坊四邻谁家结婚都来找我的家具，我也练就了一手好木工活，这为我日后学习制作弓箭打下了基础。
在家中，我本来就对父亲的手艺有些兴趣，眼见父亲年事已高，而一把好手艺后继无人，便萌生了学做民族弓的愿望。为早日把父亲的手艺学到手，我辞掉工作，开了4年出租车，再用这期间攒的钱置备了制作材料。从1998年开始，全身心投入弓箭制造技艺的学习之中，并正式成为“聚元号”第十代传人。
“聚元号”能够重新开张，其实是机缘巧合。1998年，我看到《北京晚报》上一篇很短的文章，是写关于一种血腥的游戏，就是在射击场呈用活禽供客人射猎。这则消息，引起了我们全家很大的兴趣。于是，我和家人就带着传统弓箭来到了北京石景山的射击场，拿出中国传统的弓箭与这里的体委干部见了面。这位干部听说我们是传统弓箭世家，格外重视，在他们的鼓励下我们下定了恢复“聚元号”的、决心。
沉寂了近40年后，1998年在亲属和友人的支持下，父亲和我收拾了一间平房，6月6日这一天，我们挂起摘下来40年的“聚元号”牌匾，“聚元号”重新开张。
200道工序一张弓
学做民族弓，必须师手把手地教，每道环节都是手工劳动，所用的桦树皮、牛筋、牛角等20多种天然材料也都是如今难找难买的。选材全靠艺人用眼看、用手摸。别小看一张弓，做一张弓要200多道工序，历时3到5个月，横跨多个行业，木工、漆工、画工、皮具制作，甚至针线活儿，样样都很有讲究。可以说，学习弓箭制作后，我精神上的变化太大了，生活因此而改变。
以眼为尺，以手为度，很少有具体数据可以参考，弓箭制作全凭工匠的技艺和经验。“聚元号”的弓主体结构内胎为竹、外贴牛角、内贴牛筋、两端安装木质弓，是用猪皮鳔把水牛角、竹子、牛筋等材料粘制成一体的传统反曲弓，其形制属于清代满族弓，最麻烦的是原材料的来源。 “聚元号”对材料的要求很严格，比如木材要用榆木或水曲柳，牛角要用南方水牛角，箭的羽毛则要用扇起风来比较“硬”的法国鹅毛。使用工具有板凳、锯刀、木锉、筋梳子、弓枕等十多种。聚元号弓箭对材料要求非常严格，清朝时有专门的原料采购商，现在很多原料都难找到。比如牛角，得是60厘米以上长的水牛角。但现在的屠宰场往往不会等到牛长那么大就杀了，100根牛角里，能找到七八根合用的就不错了。
有一次我去买竹子，从马驹桥骑上车，先到旧宫、再到廊坊，又往通州扎了下去，最后甭说竹子，就连竹片都没找着。在家歇了两天，我出了永定门直接奔南苑，路过南苑机场时，路边的大爷告诉我，卖竹子的地方在西红门。当我紧蹬慢蹬来到西红门路口时，跳下车来还问哪儿卖竹子呢，人家笑着说，你对面不就是卖竹子的吗。
我把父亲手中的弓箭铺接过来了，家族的手艺也继承下来了，有时我睡觉的时候都在想弓箭的做法，虽然手艺日臻纯熟，但还是不断地想做得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累积，做出的弓箭越来越多。但是最开始，情况并不乐观。就因为信息不畅、无人知晓，一件件工艺品躺在屋里睡大觉，根本就无人问津。
2001年全年“聚元号”只卖了一把弓箭，看见满屋子里自己做的几十把弓箭，我心情很压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年多的时间，我总共制造出了几十把弓箭，就在我苦恼时，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中国射箭队总教练徐开才，而徐老师又把香港的谢肃方带到了“聚元号”。两位研究弓箭的专家，不仅与我探讨了传统弓箭的各方面问题，而且还购买了弓箭，为我解决了大问题，并成了最好的朋友。
2004年10月，一位高校研究生将我及家族的事发在网上，也为我带来了很多朋友。这样，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弓箭的初衷达到了，而且3个月时间所有的弓箭也都被爱好者们一抢而空。2005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全家正在外面吃饭，有外地的朋友把最后一把弓箭也买走了。这时所有的购买都需要预定了，“聚元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个时候，父亲去世了。
寻找“聚元号”下一代传人
欧洲有些地方，每年都会划出一部分狩猎区，在开猎的第一个月里，规定必须用弓箭狩猎。我并不特别担心弓箭因与现代生活的实用意义相脱节而萎缩，我感到焦心的是：作为传统技艺，作坊与传人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现在我已经49岁了，是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的唯一传人，尽管一直表示要找传人，但直到现在还未能有合适人选。学做弓箭必须要真正喜欢，如果想着挣钱，是不行的。弓箭就是我的生命，一件工艺品，必须要静下心、来，不能浮躁，不能功利。我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要求徒弟的。
我现在所掌握的是制作聚元号最主要的技艺，还有一些特殊技艺需要新的开拓。但由于作坊空间的限制，聚元号传统技艺的内涵还未能完整呈现。
一个称职的弓匠，一辈子不停地做，最多也就能做出一千张弓。我四十岁才开始做，到头儿了，也就能做出几百张。可就这几百张，全世界哪儿都没有哇。冲这个，只要有口粥喝，我就不歇着。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录制一些文字和音像资料，把传统弓箭的制作过程和工艺记录下来。一旦我们这些人不在了，后人还可以凭资料恢复这门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