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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战国时代，西周建立起来的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奴隶制度被打破，封建制度开始建立，在这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历史大变革的时代，人开始挣脱天命神权的束缚，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现实社会，彰显了自己的主体意识。本文试通过对孔子孝悌思想的分析，来探究这一时期，人的主体意识开始高扬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孔子；孝悌思想；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65-01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开始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之中，并且与畜力相结合，形成了铁犁牛耕的新的生产方式，提高了耕作效率，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变成私田，西周以来的井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买卖逐渐合法化，各诸侯国通过买卖和兼并战争等手段获得了大量土地，经济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反之，周天子则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原有的威严和震慑力，西周初年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度逐渐解体，随之，维护宗法旧制的周礼也日渐瓦解，最终形成了“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
奴隶制的解体新旧社会制度的转型，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失范，战乱频仍，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另一方面，礼乐制度的崩溃，解除了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枷锁，为其提供了自由的思想环境，使其主体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意识也开始挣脱群体的桎梏，破土而出。
孔子是先秦儒家的创始人，他生逢春秋乱世，深感正是因为礼的崩坏、缺失，才造成了世道衰微，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世》）孔子对周代之礼极为向往，曾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叹，他广泛搜集古礼材料，在对周礼进行系统整理的同时，对其进行改造和重铸，推陈出新，赋予周礼以新的内涵。
周礼原是西周以来关于政治和道德伦理规范的总称，当时的“礼”大概等同于敬天祭祖的宗教仪式，礼与仪通用，意义基本相同。春秋时期，随着“天命”观的变化，礼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外在的礼之仪与内在的礼之质开始分离。孔子充分认识到礼的两层含义，其在《论语，阳货》中说：“礼云礼云，玉帛云哉？乐云乐云，钟鼓云哉？”他用反问的语气说明，礼之所云不仅指玉帛而言，乐之所云不仅指钟鼓而言，玉帛是礼物，钟鼓是乐器，赠礼物，鸣钟鼓仅仅是外在的礼之形式，并不能体现礼的内容和实质。
那么，何为礼之实质？孔子将其归为一个“情”字。在鲁国林放问“礼之本”为何时，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首先对林放的提问给予礼极大的肯定，然后回答他说，对于礼，与其礼仪完备造成财物上的浪费，不如礼仪简略，节省钱财；对于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存哀戚。这段话虽未明确说明礼的根本是什么，但却暗示了礼应由敬，丧应从哀。可见，孔子论礼，超越了外在的形式、仪节，着力于礼的内在的、情感方面的营造，将“情”作为了礼的根本和基石，要求情不离礼，礼中有情。这些，在其关于丧礼和祭礼的论述中表现最为突出。
对于丧礼，孔子用“临丧不哀”批判了礼崩乐坏环境下人性的沦丧，提出丧礼除了表明与死者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表达对死者的感情。孔子参加丧礼，对居丧者饱含同情和理解，对其哀伤之情感同身受：“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在吊丧时，悲从中来而失声痛哭，再也没有歌唱的心情；与有丧者共食，因感其悲伤而失去了饱食畅饮的欲望。孔子通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明确了“哀”是丧礼的情感本源。基于“哀”的情感基础，孔子对“三年之丧”进行了解释。《论语，阳货》记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之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取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为期过久，君子三年不习礼，不奏乐，礼乐必坏，旧谷食完，新谷登场，服丧一年就足够了。孔子问他，服丧一年之后开始食米饭，衣锦衣是否安心，宰我回答安心。孔子解释，服丧期间之所以简衣素食，是因为心怀悲戚，导致食不知味，夜不安寝，生活起居都不觉舒适。他认为，孩子生下来三年，才可以离开父母的怀抱，服丧三年，是为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情，是天下通行之礼，宰我仅服丧一年便觉心安，是无情、不仁的表现。由孔子师生的此段对话可以看出，宰我认为居丧过久会耽误礼乐的学习，导致礼崩乐坏，实质上他是忽略了丧礼中所包含的道德情感而拘泥于形式。孔子从父子亲情的角度，从丧礼中寄托的哀思之情出发，驳斥了宰我形式主义的主张，论证了三年之丧的合理性。
对于祭礼，孔子亦主张要心怀感恩、崇敬之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祖先时，好像祖先就在那里；祭祀鬼神时，好像鬼神就在那里，如果心中无先祖，无鬼神，那么祭祀就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不如不祭。这就说明，对于祭祀活动，孔子重视的是实际参与时的情感与心境，对外在的仪式则看得很淡。他认为，祭祀其实并不是与外在于人自身存在的鬼神打交道，而是与自己的心灵的沟通，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与奉献。
综上所述，孔子用“情”对丧礼和祭礼进行礼诠释，不仅将孝看作外在的行为规范，还将其作为一种内在的情感追求，并且极力反对没有感情投入而仅仅追求外在形式的孝。这体现了孔子对礼的个体性的强调，是孔子孝悌思想中主体意识的重要表现，体现了其对人的关怀，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从此以后，人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人，而是脱离了自然和动物而存在的社会的、独立的人。这种思想对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孔颖达：《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3]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关键词：孔子；孝悌思想；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65-01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开始广泛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之中，并且与畜力相结合，形成了铁犁牛耕的新的生产方式，提高了耕作效率，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变成私田，西周以来的井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买卖逐渐合法化，各诸侯国通过买卖和兼并战争等手段获得了大量土地，经济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反之，周天子则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原有的威严和震慑力，西周初年建立起来的宗法制度逐渐解体，随之，维护宗法旧制的周礼也日渐瓦解，最终形成了“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
奴隶制的解体新旧社会制度的转型，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失范，战乱频仍，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另一方面，礼乐制度的崩溃，解除了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枷锁，为其提供了自由的思想环境，使其主体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意识也开始挣脱群体的桎梏，破土而出。
孔子是先秦儒家的创始人，他生逢春秋乱世，深感正是因为礼的崩坏、缺失，才造成了世道衰微，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世》）孔子对周代之礼极为向往，曾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叹，他广泛搜集古礼材料，在对周礼进行系统整理的同时，对其进行改造和重铸，推陈出新，赋予周礼以新的内涵。
周礼原是西周以来关于政治和道德伦理规范的总称，当时的“礼”大概等同于敬天祭祖的宗教仪式，礼与仪通用，意义基本相同。春秋时期，随着“天命”观的变化，礼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外在的礼之仪与内在的礼之质开始分离。孔子充分认识到礼的两层含义，其在《论语，阳货》中说：“礼云礼云，玉帛云哉？乐云乐云，钟鼓云哉？”他用反问的语气说明，礼之所云不仅指玉帛而言，乐之所云不仅指钟鼓而言，玉帛是礼物，钟鼓是乐器，赠礼物，鸣钟鼓仅仅是外在的礼之形式，并不能体现礼的内容和实质。
那么，何为礼之实质？孔子将其归为一个“情”字。在鲁国林放问“礼之本”为何时，孔子回答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孔子首先对林放的提问给予礼极大的肯定，然后回答他说，对于礼，与其礼仪完备造成财物上的浪费，不如礼仪简略，节省钱财；对于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存哀戚。这段话虽未明确说明礼的根本是什么，但却暗示了礼应由敬，丧应从哀。可见，孔子论礼，超越了外在的形式、仪节，着力于礼的内在的、情感方面的营造，将“情”作为了礼的根本和基石，要求情不离礼，礼中有情。这些，在其关于丧礼和祭礼的论述中表现最为突出。
对于丧礼，孔子用“临丧不哀”批判了礼崩乐坏环境下人性的沦丧，提出丧礼除了表明与死者的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表达对死者的感情。孔子参加丧礼，对居丧者饱含同情和理解，对其哀伤之情感同身受：“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在吊丧时，悲从中来而失声痛哭，再也没有歌唱的心情；与有丧者共食，因感其悲伤而失去了饱食畅饮的欲望。孔子通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明确了“哀”是丧礼的情感本源。基于“哀”的情感基础，孔子对“三年之丧”进行了解释。《论语，阳货》记载：“宰我问：‘三年之丧，期之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取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弟子宰我认为三年之丧为期过久，君子三年不习礼，不奏乐，礼乐必坏，旧谷食完，新谷登场，服丧一年就足够了。孔子问他，服丧一年之后开始食米饭，衣锦衣是否安心，宰我回答安心。孔子解释，服丧期间之所以简衣素食，是因为心怀悲戚，导致食不知味，夜不安寝，生活起居都不觉舒适。他认为，孩子生下来三年，才可以离开父母的怀抱，服丧三年，是为回报父母养育之恩情，是天下通行之礼，宰我仅服丧一年便觉心安，是无情、不仁的表现。由孔子师生的此段对话可以看出，宰我认为居丧过久会耽误礼乐的学习，导致礼崩乐坏，实质上他是忽略了丧礼中所包含的道德情感而拘泥于形式。孔子从父子亲情的角度，从丧礼中寄托的哀思之情出发，驳斥了宰我形式主义的主张，论证了三年之丧的合理性。
对于祭礼，孔子亦主张要心怀感恩、崇敬之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祖先时，好像祖先就在那里；祭祀鬼神时，好像鬼神就在那里，如果心中无先祖，无鬼神，那么祭祀就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不如不祭。这就说明，对于祭祀活动，孔子重视的是实际参与时的情感与心境，对外在的仪式则看得很淡。他认为，祭祀其实并不是与外在于人自身存在的鬼神打交道，而是与自己的心灵的沟通，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与奉献。
综上所述，孔子用“情”对丧礼和祭礼进行礼诠释，不仅将孝看作外在的行为规范，还将其作为一种内在的情感追求，并且极力反对没有感情投入而仅仅追求外在形式的孝。这体现了孔子对礼的个体性的强调，是孔子孝悌思想中主体意识的重要表现，体现了其对人的关怀，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从此以后，人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人，而是脱离了自然和动物而存在的社会的、独立的人。这种思想对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孔颖达：《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3]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