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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战略任务。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决策、社会舆论、企业发展与公共知识传播的影响越来越深刻、作用越来越重要。当前时期，我国智库发展水平相比世界智库强国仍有较大差距，尚存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体现在核心智库不多、智库创新能力不强、智库研究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不够等方面。
关键词：新型智库 创新能力 决策咨询 评价机制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年1月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智库主要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既然叫“机构”，说明智库是一个组织或一个单位，而非个人。
通常的研究认为，成立于1884年的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成立于1907年的美国罗素·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成立于1908年的德国汉堡经济研究所（Hamburg Institute for Economy Research）分别是英、美、德最早的智库。而成立于1906年的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则是日本民间最早的智库。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日益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及社会学家合作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与政府签约的智库。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智库的资政作用逐渐加强，同时智库的意识形态倾向日益明显，党派立场愈发鲜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建设开始起步。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智库有了长足的发展。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开启了我国新时代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同时，也开启了我国高端智库从学术导向向问题导向、从注重理论研究向注重政策和实操的转型。在中央政策指导和试点工作带动下，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迎来了发展期，一批报业集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纷纷向新型智库转型，各种智库论坛、智库活动接连举办。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隶属于中宣部，对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的研究本身就是其工作职责之一。从党中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开始，研究院就对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进行了研究。第一个研究报告专注于美国智库的方法论和工具集，它是一个内部课题，未公开发表;第二个报告就是《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影响力评价》一书。
通过几年的研究，笔者对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现状有了一些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建设成效显著，为新时期党和政府战略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研究认为目前我国智库数量已达到世界前三位。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我国智库发展水平相比世界智库强国仍有较大差距，尚存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体现在核心智库不多、智库创新能力不强、智库研究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不够等方面。
一、智库概念趋于泛化，提升核心功能是发展方向
自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我国智库迎来了数量上的大飞跃。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估算，在《意见》出台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新建的各类智库就达到5000家左右。[1]这股兴建智库的浪潮同样席卷了新闻出版行业，报社、出版集团、传媒集团借助信息资源和专家资源优势纷纷创办智库，一批媒体智库在2015年前后集中成立。伴随着“智库热”的是智库概念泛化、定位模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本质上看，智库不同于一般研究机构——智库针对现实问题为有关机构提供策略性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与理论、学术研究相比，更注重研究结果要“有用”;也不同于咨询机构——咨询机构为企业提供公司战略、竞争战略方案，帮助企业解决管理和经营问题。智库则处于更高的格局，着眼于宏观和长远的公共政策问题，在研究主题的选定、研究结果的呈现等方面有一定独立性。
智库概念的泛化及界定不清，导致一些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客观上并不具备政策咨询能力。一些智库在研究团队及研究能力方面积累薄弱，高质量的成果产出少，决策咨询参与程度低，将工作重点放在品牌打造上，一味追求知名度，將智库建设停留在形式上，脱离了智库的定位与职责。
避免智库定位出现混乱，保证智库生态体系健康良性发展，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的严格规范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智库建设机构冷静思考。在智库建立之前，机构要对自身研究领域和公共政策的相关性及研究优势有清醒的认识，切勿盲目追逐“智库热”。决定向智库转型的研究机构，首先要明确智库的职能和定位，在确立转型路线时，要将资政能力建设始终作为核心发展方向，聚焦综合性、专业性、长远性问题调研资政，使智库更好地服务于政府。
二、智库创新能力不足，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主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现在我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决策靠得住、用得上的核心智库数量并不多。将量的发展向质的发展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目前我国智库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缺乏创新性是目前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的另一问题，主要体现在智库专业性不高、问题研究不深入、研究成果不超前、对策反应不及时等方面。很多智库存在专业特点不明显的问题，没有在特定领域投入长期关注，缺乏专业性研究能力的积累;在研究主题选择上追逐热点，研究领域铺开面广但研究不深入，导致研究成果出现空泛无物和低水平重复的情况。
智库的研究应注重专精深而不在广，应对特定领域、特定问题进行持续性跟踪研究，持续输出思想，逐步积累成果，力争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最终形成发言权和政策影响力。智库的思想要有深度，同时也要有战略性和前瞻性。仅在政策出台后对政府政策进行解读是远远不够的，智库研究不是媒体评论，不是简单的资料分析，“马后炮”式的研究成果对决策导向是毫无引领价值的。创新能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智库应当在政策纠偏、战略预判、远景谋划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主动发现现行公共政策中的问题，提出针对这些问题的调整建议方案;对未来局势进行评估和研判，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对发展规划施行结果做出评估预测;为未来发展进行储备性研究。前瞻性研究非常考验智库的政策灵敏度。此外，提升智库快速反应能力及智库产品时效性等也是提高智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三、打开信息沟通渠道，完善决策咨询机制
政策需求双方沟通不畅是当前智库成果转化面临的一大问题。一方面，智库对决策部门的政策需求了解不透彻，不及时;另一方面，决策部门对智库定位不熟悉，沟通不深入，导致成果指向性不强。智库要做到及时响应决策层需求，提供精准服务，就需要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建立资政供需双方信息交流的渠道。政府要从政策环境上支持决策部门与智库进行深层次合作，在政策调研、讨论、制定、实施、评估全过程广泛听取智库建议，鼓励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长期合作，供需双方共同探索智库服务管理模式，逐步完善决策咨询服务供给体系，开放智库研究成果政府采购，将智库提供的咨询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建立符合供需双方诉求的购买机制。
同时，有条件的部门，可考虑内参上报制度，这既是智库作用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智库党政机关、行业内外认知的方式之一。党政部门也可建立智库信息档案，准确掌握各类智库的定位、特性与研究专长。有些政策的出台，也可通过课题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等方式，引导智库积极承担相关研究工作，让智库能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四、建立健全评价机制，提高智库资政积极性
现有智库评价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受政府委托进行的研究，成果大多以内部报告方式提交，第三方机构难以准确获取智库资政成果的产出数据和领导批示情况，这给智库政策影响力的评价带来了极大困难。面对这一问题，国内智库评价体系主要采用定性和定量评价两种方式解决，或邀请专家及同行为智库打分、排名，或通过自建数据收集平台、发放调查问卷让被评价智库自行填报数据，这两种方法在客观性和准确性上都或多或少有所欠缺。
评价智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智库。完善智库成果采纳应用反馈制度和智库成果质量评价制度，建立适应我国智库实际情况的考核评价制度，科学合理制定考核标准与评价指标体系，对构建健康可持续的决策咨询体系将大有裨益。在专家评议及同行评议以外，智库评价要引入用户评价机制，让购买和使用智库产品的用户发表最直接的反馈和最有针对性的评价;要以资政质量和实际政策贡献为核心，综合考虑智库学术影响、社会影响、国际影响等因素;在平衡好保密性的基础上，适当提升智库评价的透明度，以评价促发展，发挥智库评价“指挥棒”作用，提升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质量，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上述的分析与研究，笔者认为现代智库应具有四大重要特征，即智库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智库研究内容的前瞻性、智库研究观点的创见性和智库研究理论的跨学科性。
现代智库的第一个特征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中国古代幕僚式的师爷，多是幕后出主意的人。出主意，凭的是个人的智慧和个人对某些事物的敏感性。前面说了，现代智库是机构，而非个人，其通过组织内部人员的分工，通过人员对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特别是通过科学方法对信息进行一定的分析和处理，推演出结论，供决策者参考。因此，科学方法的使用在现代智库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当下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的环境下，科学方法的创新与应用就更为重要了。
现代智库的第二个特征是研究内容的前瞻性、预测性和预判性。通过前瞻性、预测性和预判性的研究，准确总结过去，分析现状，预测未来，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纵观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相当数量的研究观点后置，甚至只是对政府已出台政策的简单解读，缺乏前瞻性的研究和建议，特别是缺少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和预判。
现代智库的第三个特征是研究观点的创见性。之所以用“創见性”这个词，是因为本人对它格外偏爱。在笔者的理解里，创见性应该包括创新性、洞见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只有掌握了上述几点，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观点，才可能起到资政辅政的作用。纵观我国目前的新闻出版行业智库，有些虽提出一些建议，但往往套话较多，真知灼见很少。我尤其不喜欢那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大话空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毫无意义，不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貌似学术，实为呓语。智库不是研究机构的简单“挂牌”，更不是赶时髦地将一般性研究工作统统当成智库工作。智库的“智”究竟体现在哪里？值得研究。
现代智库的第四个特征是智库研究理论的跨学科性。跨学科的前提是学科专业分类的存在。专业分类是近代人类文明的伟大创举，对学术的深入研究、厘清真相非常重要，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手段。没有专业分类的综合是感觉和想象的产物，不一定靠谱。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非线性、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往往又使专业分类难以全面反映实际，因此才有了跨学科和融合发展的空间和意义。今天，许多创新来自跨学科的研究。如果新闻出版业画地为牢，不思拓展，甚至自说自话，那可能形不成智库，充其量只是形成所谓的学术小圈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给人文赋予科学精神可能比让科学回归人文更难。
最后，笔者还想说一点，落实党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和期望，除上述四个方面需改进，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创造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灵活机制也是建设好新时代新闻出版行业新型高端智库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荆林波，等.全球智库评价报告（201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5.
（作者单位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关键词：新型智库 创新能力 决策咨询 评价机制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2014年1月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智库主要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既然叫“机构”，说明智库是一个组织或一个单位，而非个人。
通常的研究认为，成立于1884年的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成立于1907年的美国罗素·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成立于1908年的德国汉堡经济研究所（Hamburg Institute for Economy Research）分别是英、美、德最早的智库。而成立于1906年的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则是日本民间最早的智库。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日益重视由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及社会学家合作产生的综合研究成果，由此出现了一大批与政府签约的智库。成立于1948年的兰德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智库的资政作用逐渐加强，同时智库的意识形态倾向日益明显，党派立场愈发鲜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建设开始起步。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智库有了长足的发展。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开启了我国新时代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同时，也开启了我国高端智库从学术导向向问题导向、从注重理论研究向注重政策和实操的转型。在中央政策指导和试点工作带动下，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迎来了发展期，一批报业集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纷纷向新型智库转型，各种智库论坛、智库活动接连举办。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隶属于中宣部，对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的研究本身就是其工作职责之一。从党中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开始，研究院就对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进行了研究。第一个研究报告专注于美国智库的方法论和工具集，它是一个内部课题，未公开发表;第二个报告就是《中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影响力评价》一书。
通过几年的研究，笔者对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现状有了一些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建设成效显著，为新时期党和政府战略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研究认为目前我国智库数量已达到世界前三位。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我国智库发展水平相比世界智库强国仍有较大差距，尚存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体现在核心智库不多、智库创新能力不强、智库研究的科学性与前瞻性不够等方面。
一、智库概念趋于泛化，提升核心功能是发展方向
自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我国智库迎来了数量上的大飞跃。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估算，在《意见》出台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国新建的各类智库就达到5000家左右。[1]这股兴建智库的浪潮同样席卷了新闻出版行业，报社、出版集团、传媒集团借助信息资源和专家资源优势纷纷创办智库，一批媒体智库在2015年前后集中成立。伴随着“智库热”的是智库概念泛化、定位模糊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本质上看，智库不同于一般研究机构——智库针对现实问题为有关机构提供策略性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与理论、学术研究相比，更注重研究结果要“有用”;也不同于咨询机构——咨询机构为企业提供公司战略、竞争战略方案，帮助企业解决管理和经营问题。智库则处于更高的格局，着眼于宏观和长远的公共政策问题，在研究主题的选定、研究结果的呈现等方面有一定独立性。
智库概念的泛化及界定不清，导致一些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客观上并不具备政策咨询能力。一些智库在研究团队及研究能力方面积累薄弱，高质量的成果产出少，决策咨询参与程度低，将工作重点放在品牌打造上，一味追求知名度，將智库建设停留在形式上，脱离了智库的定位与职责。
避免智库定位出现混乱，保证智库生态体系健康良性发展，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的严格规范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智库建设机构冷静思考。在智库建立之前，机构要对自身研究领域和公共政策的相关性及研究优势有清醒的认识，切勿盲目追逐“智库热”。决定向智库转型的研究机构，首先要明确智库的职能和定位，在确立转型路线时，要将资政能力建设始终作为核心发展方向，聚焦综合性、专业性、长远性问题调研资政，使智库更好地服务于政府。
二、智库创新能力不足，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主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现在我国智库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决策靠得住、用得上的核心智库数量并不多。将量的发展向质的发展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目前我国智库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缺乏创新性是目前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的另一问题，主要体现在智库专业性不高、问题研究不深入、研究成果不超前、对策反应不及时等方面。很多智库存在专业特点不明显的问题，没有在特定领域投入长期关注，缺乏专业性研究能力的积累;在研究主题选择上追逐热点，研究领域铺开面广但研究不深入，导致研究成果出现空泛无物和低水平重复的情况。
智库的研究应注重专精深而不在广，应对特定领域、特定问题进行持续性跟踪研究，持续输出思想，逐步积累成果，力争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最终形成发言权和政策影响力。智库的思想要有深度，同时也要有战略性和前瞻性。仅在政策出台后对政府政策进行解读是远远不够的，智库研究不是媒体评论，不是简单的资料分析，“马后炮”式的研究成果对决策导向是毫无引领价值的。创新能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智库应当在政策纠偏、战略预判、远景谋划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主动发现现行公共政策中的问题，提出针对这些问题的调整建议方案;对未来局势进行评估和研判，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对发展规划施行结果做出评估预测;为未来发展进行储备性研究。前瞻性研究非常考验智库的政策灵敏度。此外，提升智库快速反应能力及智库产品时效性等也是提高智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三、打开信息沟通渠道，完善决策咨询机制
政策需求双方沟通不畅是当前智库成果转化面临的一大问题。一方面，智库对决策部门的政策需求了解不透彻，不及时;另一方面，决策部门对智库定位不熟悉，沟通不深入，导致成果指向性不强。智库要做到及时响应决策层需求，提供精准服务，就需要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建立资政供需双方信息交流的渠道。政府要从政策环境上支持决策部门与智库进行深层次合作，在政策调研、讨论、制定、实施、评估全过程广泛听取智库建议，鼓励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长期合作，供需双方共同探索智库服务管理模式，逐步完善决策咨询服务供给体系，开放智库研究成果政府采购，将智库提供的咨询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建立符合供需双方诉求的购买机制。
同时，有条件的部门，可考虑内参上报制度，这既是智库作用实现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智库党政机关、行业内外认知的方式之一。党政部门也可建立智库信息档案，准确掌握各类智库的定位、特性与研究专长。有些政策的出台，也可通过课题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等方式，引导智库积极承担相关研究工作，让智库能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四、建立健全评价机制，提高智库资政积极性
现有智库评价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受政府委托进行的研究，成果大多以内部报告方式提交，第三方机构难以准确获取智库资政成果的产出数据和领导批示情况，这给智库政策影响力的评价带来了极大困难。面对这一问题，国内智库评价体系主要采用定性和定量评价两种方式解决，或邀请专家及同行为智库打分、排名，或通过自建数据收集平台、发放调查问卷让被评价智库自行填报数据，这两种方法在客观性和准确性上都或多或少有所欠缺。
评价智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智库。完善智库成果采纳应用反馈制度和智库成果质量评价制度，建立适应我国智库实际情况的考核评价制度，科学合理制定考核标准与评价指标体系，对构建健康可持续的决策咨询体系将大有裨益。在专家评议及同行评议以外，智库评价要引入用户评价机制，让购买和使用智库产品的用户发表最直接的反馈和最有针对性的评价;要以资政质量和实际政策贡献为核心，综合考虑智库学术影响、社会影响、国际影响等因素;在平衡好保密性的基础上，适当提升智库评价的透明度，以评价促发展，发挥智库评价“指挥棒”作用，提升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质量，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上述的分析与研究，笔者认为现代智库应具有四大重要特征，即智库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智库研究内容的前瞻性、智库研究观点的创见性和智库研究理论的跨学科性。
现代智库的第一个特征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中国古代幕僚式的师爷，多是幕后出主意的人。出主意，凭的是个人的智慧和个人对某些事物的敏感性。前面说了，现代智库是机构，而非个人，其通过组织内部人员的分工，通过人员对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特别是通过科学方法对信息进行一定的分析和处理，推演出结论，供决策者参考。因此，科学方法的使用在现代智库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当下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的环境下，科学方法的创新与应用就更为重要了。
现代智库的第二个特征是研究内容的前瞻性、预测性和预判性。通过前瞻性、预测性和预判性的研究，准确总结过去，分析现状，预测未来，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纵观我国新闻出版行业智库，相当数量的研究观点后置，甚至只是对政府已出台政策的简单解读，缺乏前瞻性的研究和建议，特别是缺少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和预判。
现代智库的第三个特征是研究观点的创见性。之所以用“創见性”这个词，是因为本人对它格外偏爱。在笔者的理解里，创见性应该包括创新性、洞见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只有掌握了上述几点，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观点，才可能起到资政辅政的作用。纵观我国目前的新闻出版行业智库，有些虽提出一些建议，但往往套话较多，真知灼见很少。我尤其不喜欢那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大话空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毫无意义，不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貌似学术，实为呓语。智库不是研究机构的简单“挂牌”，更不是赶时髦地将一般性研究工作统统当成智库工作。智库的“智”究竟体现在哪里？值得研究。
现代智库的第四个特征是智库研究理论的跨学科性。跨学科的前提是学科专业分类的存在。专业分类是近代人类文明的伟大创举，对学术的深入研究、厘清真相非常重要，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手段。没有专业分类的综合是感觉和想象的产物，不一定靠谱。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非线性、不稳定性和模糊性往往又使专业分类难以全面反映实际，因此才有了跨学科和融合发展的空间和意义。今天，许多创新来自跨学科的研究。如果新闻出版业画地为牢，不思拓展，甚至自说自话，那可能形不成智库，充其量只是形成所谓的学术小圈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给人文赋予科学精神可能比让科学回归人文更难。
最后，笔者还想说一点，落实党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和期望，除上述四个方面需改进，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创造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灵活机制也是建设好新时代新闻出版行业新型高端智库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荆林波，等.全球智库评价报告（201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45.
（作者单位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