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读者误以为我是上海作家。细想起来，这样的误解是有根据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的处女作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刊物上。进入新时期以后，我跟上海《文汇月刊》的联系紧密。之后一段时间，我曾经比较频繁地在《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萌芽》、《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刊物发表作品。我写的儿童小说不止一次在上海获奖。这些年中，我先后在上海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居然有七部之多。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我甚至为上海电影厂写过一部二十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这样，漫长的三十年中，因公因私，我无数次地进出过上海，亲眼目睹了这个伟大城市的激动人心的变化。
　　七十年代去上海，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外滩，不是锦江饭店和国际饭店，也不是相对于全国来说丰富得出奇的商品，而是南京路上的退休老工人。在拥挤的、潮水一般波来荡去的商场人流中，他们坐在一张特制的高木凳上，手里拿着简易喇叭，用别扭的普通话一声接一声地高叫：看好你的皮包啊！把皮包放到前面来啊！他们的神态如此严肃，监督如此卖力，仿佛在上海这个地盘上，如果有外地人不幸被扒了皮夹，便是他们的耻辱，是往他们眼睛里揉了沙子。走遍全国各地，如上海老师傅这样尽职尽心为外地顾客服务的，我没有见到过。这是上海给我的最初的感动和温暖。
　　九十年代以后，出租车逐渐取代公交车，成了外地人在上海办事的主要代步工具。上海的出租车以其崭新的车型，整洁干净的车身，戴洁白手套的彬彬有礼的司机，成了上海街头又一道亮丽的风景。每次我从上海回到南京，坐上南京的出租车，心里总有一个感觉：两个城市之间，人的素质是有区别的。上海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弯弯绕绕的单行道，司机要想对客人玩点花样，几乎很难被客人察觉。可是我每次坐到车上，司机总要详细对我解释，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几点到几点，哪段道路出租车不能通行，最好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有一次我在路上拦到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说了我要去的方向，司机居然温和地劝告我：穿过马路到对面打车比较合算，因为他的车要往前开很远才能调头，车钱花得冤枉了。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办事，下了火车离约定时间只剩二十分钟，司机问明情况，拉着我穿过一连串狭窄的小街，抄近道送我到达目的地，时间居然还有富余。再有就是，每次下车，司机们总不忘提醒一句：拿好你的东西。
　　事情都是小事，却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彰显了一个城市的优雅品格。对于出租司机们来说，生计和赚钱固然重要，但是他们仿佛已经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那种急迫和拚命，进入到谋生的一个更高的层次，有了一些在别的城市里见不到的从容、体面和坦荡。
　　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的生活品质可以称得上一流。每年的“三八”妇女节，南京很多单位组织女同胞短途旅游，大家首选的目的地就是上海。上海的各大商场里汇集了全国最多的知名品牌；上海的服务质量普遍比外地要高，信誉要好；在上海买东西，如果赶巧，能碰到最大的折扣，物美价廉……总之上海是一块吸引女同胞的磁石，它以它的信誉、时尚、品质，在全国消费者的心中确立了至尊地位。前些年我在南京家中搞装修，很多装修材料包括家具都是我到上海挑选了之后，用卡车运到南京的。只因为上海商品的挑选余地要比南京大了很多，价格也更加合理公道。在上海购物，能买到快乐和舒心。
　　有一年春节，我和先生送女儿出国读书，为了赶初一浦东机场的早班飞机，大年三十住进陆家嘴地区的一家酒店。入住之后才知道，当晚上海所有餐馆的年夜饭都已经预定出去。上海的繁荣和热闹由此可见一斑。我们一家三口无处觅食，只能从“八佰伴”的超市买回一大堆荤素熟食，回酒店琳琅满目摆了一桌子，吃了一顿“冷餐会”形式的年夜饭。当晚十二点，伴随着电视机里的新春钟响，整个陆家嘴地区鞭炮齐鸣，礼花绽放。撩开房间窗帘看出去，无数栋摩天大厦在夜空里灯火辉煌着，被灿烂的烟花映衬得像是彩色水晶铸成的巨大模型。车流在高楼的低谷间不间断地淌过，飞速移动的光带使我感觉到晕眩，有一种不知道置身何地的恍惚和惊奇。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香港，有过类似的感受。但是陆家嘴的夜景比香港更气派更崭新，这使得我面对眼前的神迹时，油然生出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上海是上海人民的，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我们由衷希望上海在未来的发展中变得更加美好，更加令人赞叹和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