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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初夏,一条传言在北中国最繁华的港口城市天津流传:来华传教的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和所有的传言一样,没人能找出其确切的源头,但在口口相传中,经过无数人的加工润色,传言听起来越来越像真相。目睹洋人杀害小孩的证人、被杀死的孩子数目、干伤天害理之事的具体教堂和教士的名字……有鼻子有眼的,恐慌与愤怒集体情绪在天津乃至整个华北民间飘荡。只差一根火柴。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与前来保护该国侨民的法国驻华领事丰大业发生冲突,丰大业开枪打死了知县的仆人,围观的民众激愤之下,丰大业及其秘书、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 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这就是近代史有名的“天津教案”,事后证明所谓洋教士杀死中国小孩做药材乃是无稽之谈。但这条现在看上去荒诞不经的传言几乎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国和满清再一次兵戎相见。奉旨前来处理此事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不得不赔礼道歉、赔偿巨额钱财、处死了十几位带头闹事的人,终于避免了一场战火。但一代中兴名臣为此背上了“汉奸”的骂名,悲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次年在痛苦中逝去。
考诸历史,从“天津教案”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一百来年中,中国爆发类似“天津教案”由谣言引起巨大社会风波的事件还不少,且每一事件中,谣言或小道消息的社会背景、流传方式、事件发酵过程、引起的社会危害,和“天津教案”非常相似。将这类事件放到历史的的坐标中比较、观察,基本上可以总结出这么一些规律。
一、能够兴风作浪的谣言或小道消息,一定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迎合流行的民间情绪,也就是说,谣言必须“借势”才能发威。以“天津教案”为例,其社会基础就是部分外国传教人员凭借领事裁判权横行霸道,干涉教民与非教民的民事争端,庇护入教的不法华人。而地方官吏害怕洋人,但求短期的社会稳定采取息事宁人态度,对教士的霸道行为一味姑息。如此,痛恨传教士和教堂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情绪,而谣言符合广大民众对洋教士的合理想象。早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条“剪辫”的谣言发端于浙江,很快席卷了山东、直隶、湖南、湖北等地,谣传有人要剪万人发辫,用来摄魂造桥。其社会基础与“天津教案”很类似。甚至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社会流传的“总理遗言”亦是如此,其社会基础是“四人帮”所作所为引起了民怨沸腾,而普通人对掌握巨大政治权力的江青等人无可奈何。而在周总理“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尽最大努力减少运动的副作用,便成为民间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道德符号,“总理遗言”的出笼,和这样的民间情绪十分契合。
二、谣言能发威,一定是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1909年到1910年间,江苏许多地方流传着官府调查户口,查清每个人的生辰八字,乃是要把被调 查者的灵魂卖给 洋人修建铁桥。谣言的广泛流传激起了慌恐不安的乡民们和官府的对抗。这几乎是乾隆年间“剪辨”谣言的翻版。此时,清廷“预备立宪”的承诺一拖再拖, “皇族内阁”的组成让公众包括一些汉族士绅看到满清统治者没有一丝一毫“还权于民”的诚意。朝廷和各级官府的公信力流失殆尽,官府的“辟谣”不但难以让人相信,反而有可能对谣言推波助澜。
三、谣言能传播迅速,产生巨大的社会破坏力,乃是专制政府控制信息、钳制言论的愚民政策必然的结果,官府受谣言反噬是典型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谣言能够肆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正常的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二是民智不开,公众的现代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普遍低下。这两个原因又是相辅相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直被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封为圭臬。再以“天津教案”、“妖术摄魂”这类谣言为例,谣言的内容显然违背现代科学常识。然而在一个科学不昌明、神秘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类谣言却有很大的市场,因为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往往普通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而统治者极力想控制信息传播、钳制言论,使科学难以战胜蒙昧。近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张扬的两面大旗:民主与科学,也正是针对专制与蒙昧的两剂良药。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正常的信息渠道畅通,现代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才可能在公民中得到无障碍地传播,而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公民,又反过来促进民主制度的完善。
在一个公民言论自由有充分保障、信息传播畅通的社会里,各类传言自有其求证、甄别的机制,如是,谣言就失去了插上翅膀蛊惑大众的基础,如烈日下的冰雪,不多久就会融化。在信息相对透明的西方社会,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言版本很多,流传也很 久,时不时还会发酵一下子。灾难大片《2012》上映后,还真有不少人打听如何购买电影中的方舟船票。当然可以把这种事当成笑话看,但这笑话至少说明:一是人类的恐慌是永恒的,决不会因为科技的发达而消除;二是公众对社会管理者的质疑也是永恒的,无论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人们有理由怀疑管理者会对公众隐瞒 些什么。但若言论不自由,信息不畅通,这类谣言会被强化,直至引发巨大的社会风波。而若有中立的、自由的、有公信力的新闻媒体存在,通过专业传媒人士的深入采访,全方位报道,谣言的外衣会被一层层剥离掉,因谣言带来的群体性恐慌也会较快地消失。
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和社会开放。中国古代社会,谣言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的统治之术,是反信息公开、社会开放之道的。■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与前来保护该国侨民的法国驻华领事丰大业发生冲突,丰大业开枪打死了知县的仆人,围观的民众激愤之下,丰大业及其秘书、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 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这就是近代史有名的“天津教案”,事后证明所谓洋教士杀死中国小孩做药材乃是无稽之谈。但这条现在看上去荒诞不经的传言几乎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等国和满清再一次兵戎相见。奉旨前来处理此事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不得不赔礼道歉、赔偿巨额钱财、处死了十几位带头闹事的人,终于避免了一场战火。但一代中兴名臣为此背上了“汉奸”的骂名,悲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次年在痛苦中逝去。
考诸历史,从“天津教案”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这一百来年中,中国爆发类似“天津教案”由谣言引起巨大社会风波的事件还不少,且每一事件中,谣言或小道消息的社会背景、流传方式、事件发酵过程、引起的社会危害,和“天津教案”非常相似。将这类事件放到历史的的坐标中比较、观察,基本上可以总结出这么一些规律。
一、能够兴风作浪的谣言或小道消息,一定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迎合流行的民间情绪,也就是说,谣言必须“借势”才能发威。以“天津教案”为例,其社会基础就是部分外国传教人员凭借领事裁判权横行霸道,干涉教民与非教民的民事争端,庇护入教的不法华人。而地方官吏害怕洋人,但求短期的社会稳定采取息事宁人态度,对教士的霸道行为一味姑息。如此,痛恨传教士和教堂是当时流行的民间情绪,而谣言符合广大民众对洋教士的合理想象。早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条“剪辫”的谣言发端于浙江,很快席卷了山东、直隶、湖南、湖北等地,谣传有人要剪万人发辫,用来摄魂造桥。其社会基础与“天津教案”很类似。甚至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社会流传的“总理遗言”亦是如此,其社会基础是“四人帮”所作所为引起了民怨沸腾,而普通人对掌握巨大政治权力的江青等人无可奈何。而在周总理“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尽最大努力减少运动的副作用,便成为民间反抗“四人帮”倒行逆施的道德符号,“总理遗言”的出笼,和这样的民间情绪十分契合。
二、谣言能发威,一定是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1909年到1910年间,江苏许多地方流传着官府调查户口,查清每个人的生辰八字,乃是要把被调 查者的灵魂卖给 洋人修建铁桥。谣言的广泛流传激起了慌恐不安的乡民们和官府的对抗。这几乎是乾隆年间“剪辨”谣言的翻版。此时,清廷“预备立宪”的承诺一拖再拖, “皇族内阁”的组成让公众包括一些汉族士绅看到满清统治者没有一丝一毫“还权于民”的诚意。朝廷和各级官府的公信力流失殆尽,官府的“辟谣”不但难以让人相信,反而有可能对谣言推波助澜。
三、谣言能传播迅速,产生巨大的社会破坏力,乃是专制政府控制信息、钳制言论的愚民政策必然的结果,官府受谣言反噬是典型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谣言能够肆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正常的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二是民智不开,公众的现代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普遍低下。这两个原因又是相辅相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直被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封为圭臬。再以“天津教案”、“妖术摄魂”这类谣言为例,谣言的内容显然违背现代科学常识。然而在一个科学不昌明、神秘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类谣言却有很大的市场,因为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往往普通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而统治者极力想控制信息传播、钳制言论,使科学难以战胜蒙昧。近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张扬的两面大旗:民主与科学,也正是针对专制与蒙昧的两剂良药。只有在民主的制度下,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正常的信息渠道畅通,现代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才可能在公民中得到无障碍地传播,而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公民,又反过来促进民主制度的完善。
在一个公民言论自由有充分保障、信息传播畅通的社会里,各类传言自有其求证、甄别的机制,如是,谣言就失去了插上翅膀蛊惑大众的基础,如烈日下的冰雪,不多久就会融化。在信息相对透明的西方社会,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言版本很多,流传也很 久,时不时还会发酵一下子。灾难大片《2012》上映后,还真有不少人打听如何购买电影中的方舟船票。当然可以把这种事当成笑话看,但这笑话至少说明:一是人类的恐慌是永恒的,决不会因为科技的发达而消除;二是公众对社会管理者的质疑也是永恒的,无论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人们有理由怀疑管理者会对公众隐瞒 些什么。但若言论不自由,信息不畅通,这类谣言会被强化,直至引发巨大的社会风波。而若有中立的、自由的、有公信力的新闻媒体存在,通过专业传媒人士的深入采访,全方位报道,谣言的外衣会被一层层剥离掉,因谣言带来的群体性恐慌也会较快地消失。
谣言止于信息公开和社会开放。中国古代社会,谣言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的统治之术,是反信息公开、社会开放之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