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现代雕塑的人们，都不会对瑞士雕塑家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的名字陌生。他是二战后最具声名的现代艺术家之一，用作品捕捉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绝灵魂;他的雕塑在本世纪多次刷新艺术品拍卖价纪录，其中有三件的成交价超过一亿美元。
　　他的代表作以人像铜雕为主，风格极具辨识度：与环境剥离的单独个体，被强行拉长的火柴棒身形，薄如刀刃的窄小头颅，崎岖斑驳的皮肤表面，以及几乎难以被观者辨认的眼神，空洞却坚韧。

　　这些作品雕刻的究竟是什么？不同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心境下，也会给出各自不同的答案。它们像是掉光了叶片的树，也像是被烧得面目全非的火灾受害者。它们有时像集中营里瘦骨嶙峋的囚犯，有时又像蕴藏了古老力量的神秘祭司。
　　贾科梅蒂对于自己的作品也有着反复无常的解释：他时而说自己创作这些瘦长人物，只为反映一个不爱戴眼镜的近视患者眼中的世界;时而又语气幽秘地向世人宣布：“我雕刻的不是人，而是人们投下的影子。”
　　但不论如何阐释，我们都能从他的雕塑中，体认出一个个特别而孤独的灵魂。
　　4月7日至9月26日，在路易威登北京Espace文化艺术空间，展出着包括《杆子上的头像》（1947）、《三个行走的男人》（1948）、《趔趄的男人》（1950）和《高挑的女人》（1960）在内的八件贾科梅蒂经典作品。作品虽不多，却覆盖了雕塑家在战后创作高峰期的几个节点，观众能从中对贾科梅蒂的生涯得到见微知著的了解。
　　而如果要更深地理解贾科梅蒂的创作理念，我们或许逃脱不掉对二战及其催生的战后存在主义思潮的考量。
　　贾科梅蒂出生于1901年，父亲是著名印象派画家。由于家世渊源，他很早就接触了印象派与象征主义艺术，并在21岁移居法国后，向师承罗丹的雕塑大师安托万·布德尔求学。身居巴黎的他，赶上了艺术界活力四射的时代。他与毕加索、达利等名家结识，成为超现实主义团体的一员，在他颇具挑衅性的早期作品《悬浮球》与《被割喉的女人》中，能明显看到来自达利、米罗和弗洛伊德的影响。
　　但对于更关心事物本质的贾科梅蒂来说，幻想和艺术修饰并不是他真正心之所向的领域。1935年，他与前卫艺术圈决裂，潜心投身于以真人模特为参照对象的创作中，不从属于任何艺术流派，只听从人物灵魂对他的隐秘召唤。
　　二战爆发是贾科梅蒂人生的另一重要节点。虽然瑞士国籍能让他远离战场，在日内瓦避难，但战争给世界带来的疮痍，和它给人心投下的不可逆阴影，依然被贾科梅蒂敏锐焦虑的目光所感知。正因如此，他的人像雕塑在战后变得愈发高大瘦削。他们孑然独立、不成比例的身形，似乎在空旷的环境中摇摇欲坠。但与此同时，在他们短暂获得平衡的瞬息中，又蕴含着某种沉默孤绝的力量，足以支撑他们直面荒凉的布满荆棘的命运旅途。
　　“行走的男人”系列是代表贾科梅蒂这一创作倾向的作品。孤独男人的双脚陷在形如泥沼的基座上，但他们步伐笃定，神色坚忍，不含一丝怀疑。在这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上，行走的男人无依无靠，不知路之所起与所终。行走本身，便是他的全部意义和尊严。
　　贾科梅蒂的另一个著名系列雕刻的是一个个高挑的站立的女人。与男人一样，贾科梅蒂的女人高大瘦长。与男人不同，贾科梅蒂的女人立在原处，双腿几乎融为一体，向外辐射的粗大骨盆，则透露出某种原始的生殖崇拜。因青年时代的腮腺炎而导致不育的贾科梅蒂，似乎终生都没能真正理解女性。他的女性雕像显现出简单粗暴的圣女/妓女二分法，雕塑家时而折服于女性之美，时而将女性贬为功能单一的客体。但不论怎样，贾科梅蒂女像中兼具的温柔与冷漠以及二者之间的张力，正是这些作品的魅力所在。
　　贾科梅蒂作品中与命运死磕的形象，与战后的存在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萨特与梅洛-庞蒂，存在主义文学代表作家贝克特，都与贾科梅蒂是密切友人。他们深知人生之无望、信仰之徒劳，却又勇于直面所有惨淡真相。他们通过拥抱荒谬与徒劳，对命运做出终极反叛。这种生存哲学，既吻合萨特与贝克特的干涩文风，亦吻合贾科梅蒂如苦行僧般的艺术家习性。
　　但在贾科梅蒂作品的严峻之下，也暗含着一丝柔软。他终究想通过艺术，与人产生共鸣。著名法国同志作家让·热内敏锐地探察到了这点：
　　“贾科梅蒂的艺术是高级流浪汉的艺术，那么纯粹，以至于能把他的艺术统一起来的，是一种对所有存在者和存在物的孤独的认识……物体似乎在说：‘若我是我所是，我便坚不可摧。是我所是，且毫无保留，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