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君海东教授致力于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经年累月，成果丰厚，曾出版过专著《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且发表过一系列相关学术论文。最近，曹君又推出了新著《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论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再次展现了他在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上的新成果。
　　朱熹是我国古代最早全面深入研究经典解释学的学者，其经典解释学理论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承载着有关经典解释之理性认识成果的范畴。曹君之《论要》选取了其中20多个重要范畴（如文势、语脉、通经、明理、力行、涵泳、体验、类推、浃洽、贯通、自得、妄、躐等、高妙、支离等），分别置于“经典文本论范畴”、“经典解释目标论范畴”、“经典解释方法论范畴”、“经典解释效果论范畴”、“经典解释弊病论范畴”五编之下进行研讨：对一些范畴的形成原委、发展情况以及表达形式作了探讨和论述；对每个范畴的意涵进行了界说与阐发，使范畴所负载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得以彰显。此外，还梳理并阐述了一些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论析了部分范畴的方法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评述了部分范畴在后世产生的影响。
　　朱熹尝言：“一息尚存，不容稍懈”。观其一生，黾勉从事，遍注群经，创获甚多。其在殚精竭力从事儒家经典解释的同时，还对经典解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经典解释理论。其理论之中贯穿着一系列范畴（即基本概念），共同构成了对其思想体系的表达和说明，是支撑其解释学思想的刚性骨架，在古代经典诠释领域乃至中国学术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今天对其范畴作深入研讨，能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朱熹的经典解释学思想打开一个绝好的观察窗口。遗憾的是，朱熹经典解释理论中的范畴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更无人作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因此，曹君所撰《论要》一书，用力于朱熹经典解释理论范畴的全面探讨、系统研究，可以弥补此类研究的不足，无疑具有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此类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正确评估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理论体系，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朱熹经典解释学的思想精神（诚如该书《前言》中所说“掌握其范畴，也就如同掌握了一把开启其解释学思想宝库的金钥匙”），而且还能为今人解读古代典籍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因为该书所研讨的范畴凝聚着朱熹在经典解读上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方法）。
　　我读曹君新著《论要》，获益匪浅。兹撮举感受最深者，略陈鄙意：
　　其一，《论要》对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之意涵的解读和阐析，细致、深刻而明晰，能使读者不仅明其“迹”，而且还明其“所以迹”。譬如，朱熹在经典解读上一贯主张“自得”，曾言：“沉浸专一于《论》《孟》，必待其自得。”“优游涵泳于其间，则浃洽而有以自得矣。”故“自得”是其解释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曹君通过全面稽考散见于朱熹著述、语录中有关“自得”的论说材料，对其“自得”范畴的意涵进行了梳理、抽绎和阐揭，指出其基本义为“自然而得”、“得之于己”，前者的具体内涵有二：对经典文本意义的悟解，要经由一个循序而进、积累渐渍的过程，而非匆遽躁进、躐等欲速所能致；要靠优游涵泳、反复玩味的工夫来达成，非苦心考索、安排措置所能致。后者的具体内涵有三：切己体察，内得于心；真有所见，自信不疑；见理明透，心亦自定。对上述具体内涵，曹君还借助现代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现代阐释，使“自得”这一范畴的意涵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敞显，从而也令朱熹相关解释学思想得以系统化、学理化。
　　其二，《論要》注重把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对朱熹经典解释学范畴作理论性探讨的同时，又对朱熹的相关解经实践进行实证性考察，使读者既能真切地领会范畴的内涵，又能获得方法论上的启示。如对“类推”，曹君既阐述了它的理论内涵、认识论基础等，又考察了朱熹是如何将它作为一种解经方法来运用，列举了不少实例，如训释《孟子·公孙丑》中的“化”字即是。《公孙丑》有云：“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此论古代丧葬之事，前人多将其中的“化”释为“变化”，谓尸身腐化；而朱熹在《四书或问》中明确指出，此“比化者”与《孟子·梁惠王》中“比死者”具有类同性关系，当据后者之“死”以推前者之“化”的意义，将“化”训作“死”。
　　朱熹有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曹君的新著，正是朝着探寻“源头活水”的方向用力，这是最难得、最可貴之处。正因为此，故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不人云亦云，不拾人牙慧，不信口雌黄，完全是凭自家“沉潜涵泳”、玩味体验出来的“自得”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