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美国“双缺口”的经济结构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经常项目的高缺口，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对外直接投资扩大有关，更与美国长期存在的国民储蓄和投资之间的高额缺口密切相关。可以说，美国的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是由政府财政赤字和私人储蓄小于私人投资造成的。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储蓄亦为负，因此整个国民储蓄（包括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就不足以支持国民投资。因此，美国必须大量利用国外资本来弥补本国的储蓄缺口。
　　美国利用外部资本支持本国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向各国政府和央行发行数额庞大的政府债券，另一方面则要依靠其雄居世界金融核心的美国华尔街金融业，开展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为美国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提供所需股票、债券，以及由资产管理公司支配的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投资基金。由于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的缺失，金融组织毫无节制的金融创新导致全球衍生品市场规模急剧膨胀。金融衍生品带给人们的一个最大的幻觉是：财富可以通过其持续获得，实体经济已经不再重要！此前的全球经济增长更多地得益于全球资产价格的自我循环上涨，靠的是财富效应带来的资产增值空间。其中，由华尔街金融业主导的债券市场是保证全球资产价格循环上涨的主要资金融通渠道。
　　本书给我们展示的是美国金融决策体系与华尔街之间相互媾和，通过无限度的金融创新甚至救市，向世界各国分散风险的一个巨大陷阱的构造过程。美国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不惜通过美元、金融、石油甚至战争的方式，以掠夺全球的财富为主要目标，这是一种极端追求利益的国家经营方式。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尽可能采取极致的手段，金融就是一个极致的手段，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掠夺全球资源的国家目标和满足投资机构的贪婪欲望，白宫、美联储与华尔街相互利用，最终导致次贷危机这一历史性大灾难的爆发。 可见，次贷危机是美国把全球作为金融创新理论实验对象最终失败的结果。这个结局的发生，从一开始就始终存在着。次贷危机发生之后，整个欧洲、俄罗斯、巴西、日本、韩国甚至中国也同时成为受损的一方，这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已通过事先设计的风险分散机制将损失转移给了世界各国。这既是阴谋，又是贪婪者的玩火自焚，不过全世界都成了美国金融游戏的埋单者。
　　连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看出来，中国经济与美国次贷危机息息相关，次贷危机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中国。除了贸易增速的明显回落给对外依赖过高的中国出口加工业构成直接打击以外，中国的外汇储备参与维持了美国的过度消费，而在这种过度消费回归的过程中，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海外投资损失、外汇储备贬值和外资欠账愈演愈烈的巨大痛苦；此外，中国在房地产、股票等领域也存在着较严重的资产泡沫。这些泡沫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热钱的进入存在密切关系。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低迷、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走低和利率形势的逆转，都让热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热钱在短时间内流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中国与世界经济互为市场，一荣俱荣、一枯俱枯，这无疑成了此次金融危机重灾区——欧美国家要求中国参与救市的基本借口。关于中国要不要参加美国救市，本书在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若向美国注入救市资金，必然要面临美元贬值，亦即债务被合法“减免”的局面。一旦中国贸然介入美国救市，也许再过几年，拯救者会成为需要拯救的人，而被拯救者则可能成为巨人。关于中国未来的选择，作者提出建立大人民币制度、建立货币区域同盟、守住自然资源等建议，对于当前中国政府进行宏观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扩大内需，作者也提出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向国民个人倾斜、冲破内需不振的羁绊的重要思路，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既有对外依赖度过高，又有对内过度依赖投资和房地产、收入分配分化导致内需不振、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存在着很大的“硬着陆”危险性。由于对外依赖度过高，中国的经济安全受制于人，容易在外围力量的影响下，发生经济动荡，甚至引发经济危机。为了扩大内需，中国甚至可能会牺牲了产业升级，通过实施房地产救市、降低出口退税率等措施，重回扩大投资和出口之路。然而，如果消费这个内需源头无法启动，目前实施的中国式救市就可能无法成为拯救中国经济的治本方案。
　　中国要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将经济增长动力由外需转为内需，通过增加民众的可支配收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等措施，将中国的未来夯实在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
　　本书的最大特色是兼具历史纵深和时代感，同时从全球政治经济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的发展出路，展现了一位华夏赤子应有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